百姓人生:敛财人生

　　《三十里铺》的“四妹子” 　　多为民 　　 　　初见“四妹子”原型――王凤英老人，是在北京海淀剧院贵宾室里。今年78岁的老人耳不聋、眼不花、背不驼，双眼清澈明亮，大红色的外套衬着灰白相间的短发，看起来很精神。
　　20世纪30年代，家住在陕西绥德县三十里铺村的王凤英情窦初开，和本村的“三哥哥”郝增喜相爱了。在当时封建礼教桎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当时我13岁，三哥哥只有 17岁，那时家里面已经给他说了媳妇。虽然我们彼此都有些好感，可双方在一起，连个手都没有拉一拉。” 王凤英如是说。尽管如此，在那个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年代，他们的“恋情”却遭到了村里和家里人的不少非议。后来，郝增喜参了军。在离家动身时，王凤英站在自家崖畔上依依不舍，流泪送行；郝增喜只有一步一回头地走出村口。
　　这段爱情故事，被当地一位民间艺人顺口编唱了《信天游》，也就是现在流传的《三十里铺》的雏形。1996年，《三十里铺》还随着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登上月球，从此，那优美的旋律响彻太空。
　　当时，懵懂的凤英根本不知道这首民歌的原型就是她自己。在和姐妹们一起干活时，她嘴里也时常哼哼这首山乡小调。直到有一天，几个姐妹们在一起“掐棉棉”（择棉花）时，一个姐姐跟她说：“别人唱就唱了，你怎么也跟着唱？不知道这就是唱你呢？真是个瓜蛋子！”
　　当年，“三哥哥”当兵出走以后，家里张罗着给凤英找婆家。可一听说新媳妇是个“四妹子”，几家人都不愿意了。后来，凤英的父母强迫她嫁给了离三十里铺不远的绥德县辛店乡郝家洼的郝有财。婚后的王凤英生育了三子二女。现在老人是四世同堂，让她颇为自豪的是，11个孙子都是一手带大的。老伴1999年去世，小儿子也在2004年因病去世，可生活的重担并没有压垮老人。
　　近年来，绥德县把《三十里铺》打造成为品牌，准备将三十里铺建设成为中国的“爱情民歌乡”。这也是为了使这一品牌的人物原型――县政协委员王凤英老有所养。
　　最近，县领导来到大山深处的王凤英家里，了解她的生活近况，最后决定给她每月600元的生活补贴，并对几个孩子给予适当照顾。老人高兴地告诉我说：“现在我每月都有600元‘工资’了，已经给我发了两个月了！”
　　
　　“养蜂奇人”何国华
　　田京霭
　　
　　数以万计的蜜蜂争先恐后地朝同一个目标蜂拥而至，它们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一个人的全身，而那个人却仍然面露微笑、一言不发地站着――他就是“养蜂奇人”何国华。
　　从小生长在湖南浏阳的何国华，1971年出生于一个养蜂世家。作为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他自幼接受家庭熏陶，二三岁便与蜜蜂接触，并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13岁那年，何国华正式继承了家族养蜂事业，开始与祖祖辈辈的养蜂人一样，在那块蜂园里勤勤恳恳地耕耘、劳作，而正是这片地处原始深山的大围山养蜂场，由于长期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导致企业“养在深闺人未识”，无法走向市场。1998年，也就是与蜜蜂打交道的第十四个年头，何国华突然意识到，身为家族事业继承人，自己有必要对一直默默无闻的养蜂场进行宣传，于是，他开始策划蜜蜂爬满全身的表演，想以此为突破点，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企业和产品。
　　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敢这么做，在无任何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何国华只有通过自己的实验来不断地尝试、摸索。通常蜜蜂是会叮人的，长时间的实践让何国华发现，当蜜蜂熟悉某个人的味道之后，就不会再叮这个人了。从此，他一有空就和蜜蜂呆在一起，虽然一开始还是被蜇了好多次，但在经过了整整两年的训练后，何国华终于能和蜜蜂们“和平相处”了。
　　正式表演时，何国华先将蜂王放在自己身上，“只要引开蜂王，蜜蜂们就会自动往有蜂王的地方飞过去。毕竟没有蜂王，蜜蜂们也就失去了生命力”，何国华对此解释道。大概不到5分钟，成群的蜜蜂就会一团一团地向何国华飞去，约摸一个小时就有三四万只蜜蜂停留在他全身。期间，还得让人往身上喷定量的水，“这会让蜜蜂们以为外面正在下雨，它们就不会飞走，而只是停着不动了”，这些技巧都是他花了很多心思才研究出来的。到了最后，人再跳到水里，所有的蜜蜂都会散开，朝自个儿的蜂箱飞回去。
　　跟蜜蜂接触久了，何国华发觉其实它们的智商也很高，被驯化得越来越通人性了，“有时候，它们也会钻进我的耳朵、鼻孔，不过不用担心，没过一会儿它们就会自己跑出来的！”当然，他还是奉劝大家，没有训练过的话，不要随便去碰那些蜜蜂，毕竟它们还是会蜇人的。
　　
　　时尚僧人常君方丈
　　江勇兵
　　
　　也许在人们眼中，身居深山的僧人是厌恶红尘才隐居；也许僧人们每天在孤独寂寞中生活，只想平平淡淡过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僧人也开始了与时俱进，他们驾车、上网，山外的精彩世界照样可以通过上网来浏览。
　　在浙江省温岭市长屿风景区内，有一座万佛寺建在半山坡上，这里有一位年仅31岁，得法于临济宗45代真传，目前全国最年轻的常君方丈（大和尚）。常君方丈可谓是一位时尚僧人，他拥有一辆私家“别克”轿车，外出办事自驾轿车；他还会上网，与各级佛教协会好友们的书信往来也多通过发电子邮件来传递。2005年3月24日，在政协温岭市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闭幕式会场上，见到常君方丈的时候，作为政协委员的他正在参政议政。
　　3月25日至26日，我们造访万佛寺，听常君方丈讲述他鲜为人知的故事。常君方丈是一个很温和的人，那张宽宽的脸上总是泛着笑意。我们问他出家生活中的事儿，他说，自己12岁出家，是一个很简单的和尚，没有做过任何可圈可点的事情，所以没有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常君方丈的祖籍是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他童年辍学，1987年出家河南嵩山少林寺，礼从大法高僧果全法师，2001年至2003年，在上海玉佛寺佛学院进修。
　　有些人认为常君方丈这些出家的人一定是受了什么打击才出来的。可是常君方丈说，其实这是误解，这么说吧，人世间这么多人，干啥的都有，有做官的，有要饭的，无论干什么，人千万不要做恶，一定要多多行善。我出家做僧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别的想法。每天凌晨，我均在3时起床，坐禅一小时，4时和寺内众僧一起熏修至6时，7时过堂用斋(吃早餐)，8时起整天安排寺内事务及接见客人。作为台州市、温岭市两级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有时也要自己驾车外出到全市各大寺庙处理协调有关事务……
　　常君方丈谈吐从容，眉宇间透露出让人忘俗的气韵。用世俗的眼光看常君方丈，他绝对是一个美男子。
　　
　　一心想“救死扶伤”的老人
　　田京霭
　　
　　“救死扶伤联合会已经在今年的3月1日这一天重新开业了！”随着这一声激动人心的开场白，65岁的李树文老人打开了话匣子，向记者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新年新计划“以前只是用担架将受伤人员抬到车上，第一时间送到医院，以争取抢救时间；而这一次，我们特地派有志青年去999急救中心进行培训，学习急救知识，持上岗证工作，在争取时间的同时做必要的救护。虽然过去8年，途中从未发生过意外，但随着科学的进步，还是希望能多下点功夫。我们还计划着准备下半年再增加两辆巡道车到南方巡逻，一旦发现意外，就立马救人。”
　　李树文的救人情结源于他的童年记忆，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他自幼父母双亡，从小过着乞丐般流浪的生活。11岁那年的一个寒冷冬夜，他蜷缩在街头的烤地瓜炉边取暖过夜，半夜炉火熄灭了，可睡着的李树文却浑然不觉。幸亏第二天清早，一名过路的好心人将早已冻得奄奄一息的他送往医院抢救，这才捡回一条小命。虽然再没机会见到救命恩人，但报恩的念头却在李树文心里暗暗扎了根。
　　在外闯荡多年后，李树文1992年回到了故乡辽宁省葫芦岛市，开办了设立在102国道边的前进汽车修配厂，他经常看到汽车肇事现场人员伤亡的悲惨场面，肇事者溜掉了，可受伤者却无人救助。1998年，李树文因肝硬化晚期被送到医院抢救，医院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单，让他们准备后事，李树文跟老伴说：“我死了眼睛都闭不上啊，我的心愿还没完成呀！”他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开办机构专门去救人，照他的话说，“也算是报答救过自己的人了！”
　　病情稳定后，李树文自己掏钱买了两辆面包车，开始在102国道上巡道救助人，并于1999年5月11日用做生意挣的100多万元创办了“救死扶伤联合会”。从1999年到2003年，联合会义务救助遭受车祸以及其他意外伤害的人将近400人。然而到了2003年，李树文不但耗尽了所有积蓄，还欠下了外债，由于资金紧张，他不得不忍痛停止了“救死扶伤车”的运行。尽管如此，李树文仍然不放弃一线希望，他利用一年时间在外挣回了60 万元钱后，回来再重整旗鼓。就这样，“救死扶伤车”又开始在国道上巡逻了。“家人们虽然言语上不赞同我，但实际行动上还是支持我的！所以我还要继续将这件事办下去！”老人的话语中透着他的决心。
　　
　　旧报纸里发现新价值
　　田京霭
　　
　　一张旧报纸里也会蕴藏商机吗？有人会花费上千元来购买一份旧报纸吗？没错！将一份微微泛黄、保存完整的旧报纸四折放入一个内衬绸缎、外刻“感受生命之初”等字样的包装礼盒里，再用镜框装帧起来，内附一张精致的生日贺卡，贺卡背面注明“历史上的今天”发生的重大事件。当这样一份生日礼物出现在您面前时，您会感到意外的惊喜吗？
　　37岁的四川省新都人郭江，在深圳便开办了这样一家“生日报”专卖店，专为顾客提供亲朋好友出生当天的原版报纸，作为特殊的生日礼物加以赠送，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商业利润。
　　1991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的郭江，曾从事过IT行业经营，一次偶然机会，让他从旧报纸中觅到了商机。2002年，郭江的朋友将一家图书馆的报纸转化为电子信息形式，信息化报纸检索系统建成了，可剩下的一大屋子报纸却让人发了愁。这时，恰巧郭江看到凤凰卫视播放的一期采访节目，得知当时希腊奥申委主席在申办奥运会时，向每位投票的奥委会委员都赠送了一份“生日报”――他们出生当天的英国《泰晤士报》，这让学过经济管理专业的郭江茅塞顿开，何不利用这堆旧报纸来创业呢？
　　郭江事先还特意做了一项市场调查，他将几份装裱好的“生日报”放在一家礼品店里出售，结果反映挺不错，于是他开始集中精力储备“资源”。然而，想要收集这么多完整的旧报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江为此托朋友找到了收藏古旧书的民间爱好者的通讯录，联系了全国各地的一两千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从他们手中收购了大量的旧报纸，这才于2002年正式开店。
　　郭江收集的主要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等大报，到目前为止，最早的一份是1935年的《武汉日报》。当然，报纸出售的价格也会随着时代的久远而逐渐递增。自开业以来，专卖店的生意一直都不错，除了零售，每天大部分都是批发销售，一些企业单位如银行、保险、地产公司等，都会购买后送给大客户。郭江还记得一件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在2002年，一个小伙子为了给女朋友庆祝26岁生日，特意将她从出生到26岁那年每年生日当天的《人民日报》全部买齐，作为一份珍贵的生日礼物相送，着实让女朋友感动了一回。除了买给朋友作为生日礼物，还有不少人是为自己买的，权当作一种珍藏纪念。
　　郭江认为当今经济发达、人们观念改变是他生意火爆的最主要原因，而人际传播则成为生意最好的推广途径，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尽快将“生日报”的文字商标申请成功，把生意在全国都推广开来。
　　
　　广西蒋济渭和他的“语录山”
　　邓振福
　　
　　广西桂林全州县枧塘乡珠塘村有个“怪人”蒋济渭，他30年很少说话，在自家屋前的石山上默默地雕刻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和雷锋、方志敏、钱学森等英雄和名人的浮雕。积年累月，渐成规模。这座山也被当地人称为“语录山”。
　　蒋济渭的家是一间约6平方米的小屋子，一床一被，一锅一凳，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家里虽然乱了点，但小屋前语录石旁却打扫得干净整洁。这座约十来亩的石山上，雕刻了大大小小上千幅语录和名人浮雕。30多年前，蒋济渭就开始在自家门前的这座山上雕刻语录和人像，现今展现在眼前的这些“山石雕刻”，都是他独自一人起早贪黑雕刻的。
　　从1973年开始，蒋济渭开始在自己的小屋后面雕刻。蒋济渭断断续续地说，最早雕刻的是毛主席头像和语录。由于没有学过雕刻技术，所有的工序都靠自己琢磨。一个约20×30ｃｍ的头像，足足花了40天的时间。雕刻语录时得用黄泥或焦炭来临摹，最难刻的是阳刻，刚开始，一天下来只能刻五六个字，后来熟练了，一天也只能刻十几个字。
　　从拿起凿刀那天起，天刚蒙蒙亮，蒋济渭就起床，一直忙到天黑。一天只吃一顿午饭，风雨无阻。30多年过去了，如今，“语录山”上已刻有名人浮雕70多座，1100多条语录。字体有阴刻、阳刻，楷书、行书、草书、篆书等。语录大都是在文革时候背的，而人物浮雕图像则是从报刊、书本上剪裁下来的。动工时，一边看画像，一边雕刻。30年下来，几块长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的磨刀石已被磨得只有橡皮大小。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不断有人慕名来到“语录山”，还有附近学校的老师带着学生来这里上近代历史课。看到有人来，蒋济渭很高兴，并让访客在笔记本上留言，如今，大大小小的留言本已有19本。也有部分访客捐济一些钱物，从1元2元到100元不等。
　　3年前，71岁的蒋济渭因身体状况有所下降，不得不放下凿刀。但据他介绍，去年12月，他抄写了3000多条语录给政府，想让当地政府能以扩大“语录山”的规模。他感慨道：“我这个班难接呀！这个事又不赚钱又耗精力，儿子跟孙子不赞成，也就谈不上接班了，村里也没人想干。”对于“语录山”，当地政府部门也早有所闻，要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比较难，如果开发旅游，规模又比较小。现今，只能由老人继续看管和保护“语录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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