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境下的长征精神] 当代青少年如何传承长征精神

　　 70年沧海桑田，事易时移，无数风云大事已成过眼云烟，而长征的历史身影，则从世界风云的沉浮定变中，反而更加清晰行来。 　　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一九三五年长征》一书中，试图从历史性、传奇性和象征性三个方面对长征进行“百科式”的解读，他将红军长征称为“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对于长征，他不满足于以新闻记者的角度来描述和解读，而力图以学者的态度来从事一项研究。迪克?威尔逊称，“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什么长征蕴涵着如此巨大的历史精神能量？那一场毫无后方依托的大规模、长距离的战略转移，自身动力的汇聚从何而来？
　　大者，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9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
　　中者，确定转移战略，攻占遵义城，召开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以及结束“左”倾错误路线和粉碎右倾分裂主义，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奠基陕西延安。
　　微者，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中，有年近花甲的老同志（如徐特立、董必武）；有稚气未脱的红小鬼（如7岁的向轩）；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兵（如贺子珍、邓颖超），以及更多的一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普通战士。这样一支队伍，成功战胜了断粮、缺衣、极度疲乏等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挑战。
　　这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一次漫长炼狱，其信念之凝聚、精神之升腾，正是来自于这些大大小小的历史细节。概括起来说，长征精神就是，坚定不移的信仰、不屈不挠的抗争，无所畏惧的前进、矢志不愈的奋斗。它们是红军夺取长征胜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并最终成为对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类都具有重要认知价值的不朽的历史文化样本。
　　毛泽东曾富有远见地指出：“我们民族历来有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长征精神，实际上是红军部队优良作风的高度凝结，是老一辈革命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它与后来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有着一脉相承之络。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任何文明都不能想当然地自以为是”，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有一个黑暗世纪在前面的路口等着你”。无疑，长征并不能使一个政党或军队获得一劳永逸的免疫力。但因为长征，中国人或许更加能理解一个人、一支部队、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上行的韧性到底有多强。
　　建立新政权，解决温饱，实现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历史进程绵绵推进。历史证明，正是无数的艰难险阻，才锻造出一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奋进精神。
　　今天，当我们重新以现代价值观来考量长征，70年岁月的流逝，丝毫未磨损长征精神的光彩，相反更凸现出它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时代价值。
　　中国正在加紧实施国际化战略，在一个充满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国际环境中，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发展任务异常艰巨的大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跻身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其艰难险阻不亚于当年的长征。
　　是故，一直以来，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稳定、文明的现代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被一致称为是中国新的长征。
　　作为一种精神的意象，“长征”已成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中思想力量的精神源泉。国人能达成的可贵共识在于，“长征”并没有在70年前的陕北或后来的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束，而是一直伴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国家和平崛起的上行之途。凡此种种，长征精神，将永远闪耀在中国人前行的星空。老红军：
　　
　　往事会远不会老
　　
　　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们，以不同的方式怀念着自己的长征岁月。对他们来说，长征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记忆。今天，他们都已经老了，但从他们口中流传下来的珍贵往事，虽然遥远，却永远不会老去。 钟明：长征往事常入梦车辚辚，马萧萧，大军在夜色中跨过于都河，向着日落的西方迤逦而去……在脑海中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最近常常出现在老红军钟明的梦中。 “我是和毛主席同一天过河的。”抚摸着碑身上的刻文，看着耸立的“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这位老红军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72年前的那个悲伤的秋日：残阳将如血的殷红泼洒在于都河上，县城里的父老乡亲们几乎都来到了渡口，为大军送行……从10月12日离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以来，小小的于都城大军云集。“谁都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钟明和战友们忙着把大量伤员托付给老乡们。虽然自己的家就在于都，但因为忙着安置伤员，领取粮食、子弹等物资，钟明始终也没抽出时间回去一趟。
　　“抛下群众和受伤的战友，心里那个难受啊……”一提到长征，钟明就会想起那些被留下的人们，“敌人来了后，连石头也要过刀，不知有几个能幸运地活下来！”从10月16日开始，各路红军开始从于都的八个渡口渡江。粮食、衣服、草鞋都领足了，空了好久的子弹袋几个月来头一次装得满满的。钟明发觉，“各种工厂设备、印钞机、发动机……就像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要搬走一样。” 成立于1931年深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确实要“搬走”了。自从那个叫做李德的德国人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坚持打“正规战”以来，红军就一败再败，最终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在前线的钟明早有不祥预感。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要求死守。于是，一场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开始了。 “
　　作孽啊！”提起那场血战，老人心有余悸，“伤员多得都包扎不过来！” 那一仗到底死伤了多少人，当时在红军医院工作的钟明无法知晓。他只知道，伤员实在是太多太多，广昌战役期间，他几乎没有休息，抢救了十几天伤员。随着苏区面积的日益减小，红军不得不准备远征。转移的信号早已发出。1934年5月，红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扩红”运动，要“扩大铁的红军100万”。从粮食、衣服到子弹壳，都在大力收集之列。第七军团和第六军团分别于7、8月向东、西两路出征。或许，于都的乡亲们也意识到红军这次的离开不同寻常。“家家都给红军打草鞋、捐粮食，为了搭浮桥，有的把家里的门板全拆了。”钟明说。 夹杂在8.6万人的大军中，钟明黯然告别了自己曾浴血捍卫过的红色故土，告别了长眠在这片热土上的战友，踏上了生死难卜的征程。在其后的漫漫征程中，九死一生，走完了长征路。 是对红土地叶落归根式的回归，也是对那段红色记忆的怀念，1970年，离休后的钟明回到了长征的起点、自己的故乡于都。如今，90岁的钟明，经常会漫步来到东门渡口，在那里，他一个人会静静地坐上许久许久……
　　张?秀：银圆里的革命记忆张?秀虽已92岁高龄，但他那刚毅的面部表情中透出一股职业军人特有的精、气、神。从一个贫苦出身的放牛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他一直保有一种乐观主义人生态度。“今年46公岁了！” 他风趣地说。70年前，长征路上，红军一边打仗，一边打土豪、筹军饷。当时，张?秀是连长，上级安排他负责保管军费，他就背着200块银圆踏上了长征路。这是革命经费，不但不能擅自动用一块，而且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银圆加上身上的辎重达几十公斤，考虑到这是全连的衣食保障和全部费用，容不得出半点差错，更不能丢失，张?秀就时时刻刻把它带在身边――行军时背着，打仗时系在腰间，睡觉时和衣而卧――银圆重，有时累得满头大汗，汗水浸透了衣服，背上磨破了血肉，他也不肯让人替换一下。
　　就是这样，张?秀还背着银圆袋参加了两次战斗。战斗非常激烈，张?秀既要当指挥者，又要与战士并肩作战，自己还要保护好随身携带的银圆。但他硬是以百倍的毅力和超人的智慧，率领部队打败了敌人，夺取了战斗的胜利。就是凭着这种坚强的革命信念，他将这200块银圆背到了目的地。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对知识学习有着强烈愿望的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937年10月下旬到11月初，党中央派张?秀带领两位同志去抗日游击区工作。三人经过长途跋涉，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他们，发给他们每人10块银圆，主要用于交通费和生活费，然后被派往南昌投奔陈毅同志组建新四军进行抗日斗争。当时，张?秀化装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路集团军八路军上尉副官，购买了船票、制服、武装带、牙粉、毛巾等日用品。到达九江时，张?秀身上的银圆剩下不足四块了，他又买了一块怀表、一件毛衣。
　　“历经数日水、陆奔波之后，我们三人到达湘赣地区莲花永新游击区。不久，我哥哥张成秀从家乡永新来看望我，兄弟相见，悲喜交加。”自离开家乡后，张?秀一直惦记着家中的老母亲和哥哥、弟弟。知道家中生活艰难，大哥又是家乡闹革命的带头人，就拿出两块银圆给大哥，以替他孝敬日夜挂念着的母亲，抚养幼小的弟弟，并且让他继续率领乡亲们闹革命。“可惜，大哥回去后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家中只剩下年迈的母亲和幼小的弟弟张焕秀，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相依为命……”说这话的时候，这位久经战火洗礼、浴血奋战沙场的常胜将军眼睛渐渐湿润。虽然十分牵挂着母亲，但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中，红军抛头颅、洒热血，舍小家顾大家，张?秀把儿子对母亲的思念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直到解放后，张?秀才见到老母亲。他拿出当年省下的那块银圆，给母亲讲述了那段难忘的经历。现在，这块银圆一直被他保存着，他知道，那里面浸染了他所有的革命记忆！
　　向轩：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向轩今年80岁。曾任成都市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正师职）。目前在成都一处幽静的干休所里安享晚年。这位7岁参军、9岁参加长征的老人，曾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年龄最小的红军。
　　“我1926年出生在湖南桑植，母亲贺满姑，是贺英的妹妹，贺龙是我大舅。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妈妈就带着我上山打游击。两岁时，敌人抓住了妈妈，绑在桩子上一刀刀割死……哥哥向楚才、妹妹金枝和我一同被关进了大牢。贺英大姨设法买通了监狱看守，把我们救了出来。”向轩回忆说，“从此，我管贺英叫妈妈，很多人由此认为我是贺英妈妈的亲生儿子。我自小跟着她习武，三四岁就能打手枪。” 1933年4月12日，这是向轩终生难忘的日子。农会委员许潢生叛变，团防大队偷袭了游击队。因为寡不敌众，贺英倒在了枪林弹雨中。“临死前，贺英妈妈塞给我两支沾满鲜血的手枪和四块银圆，要我快跑，去找大舅报仇。”提起贺英妈妈牺牲的那一幕，老人忍不住泪湿衣襟。“趁着黑夜，我胡乱地往山上跑，子弹从身后飞来，右脚脖不知什么时候被打中了，我昏倒在山里。幸好遇到了来接应的廖汉生他们，我才得救。解放后，总政和成都军区商定，我的军龄就从那天算起。因为那天我拿起贺英妈妈给我的枪参加了战斗，并且负了伤。” “1936年，红二、六军团根据红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决定北渡金沙江，到川康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等我们一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赶到江边的时候，发现渡船很少，部队渡江困难。前面大江汹涌，后面追兵步步紧逼，形势非常危急。关键时候，舅舅站出来说，家属和小孩都往后站，让战斗部队先过。我们这些小鬼，都是最后才过江的。这一幕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长征中，红二、六军团牺牲的同志很多。过玉龙大雪山的时候，山顶有一段空气稀薄，好多战士都倒在了那里。那天，首长们没骑马，马都用来抢救伤员了。过了雪山，看到那么多同志没能走过来，舅舅、任弼时都很悲痛，晚饭都没吃。” “长征的时候，我是通信班副班长。我们通信班有十几个人，都是些小鬼。组织上照顾我们，给我们年纪最小的三个人配了一头骡子，每天轮换着骑。三个人中我最小，有个叫辛先柱的大我一两岁。他的父亲是军部的炊事员，每天背着行军锅，一到驻地就忙着给大伙做饭，过草地的时候粮食缺乏，他的父亲总是优先保障战友，最后自己因饥饿牺牲了。”
　　“辛先柱的父亲下葬时，贺龙来了，他拔出腰间的手枪，对天鸣了三枪，为烈士送行。” 谈到长征给自己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向轩说：“长征一路上虽然很苦，牺牲的人也很多，但大家始终有一种信念，一种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我不会走到今天。”
　　秦光：“故事大王”的革命教育“搞红色旅游离不开讲革命故事，如果有人请我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我每请必去！”88岁的老红军秦光说得很坚决。秦光家住石家庄，有着老红军、老干部的资历，先后受到过毛泽东、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83年，他从河北省储备局局长岗位上离休后，一直任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常年深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部队、学校等地讲革命故事，被誉为“老红军故事大王”。 “今天的青少年，生活太优裕，需要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说话时，秦光显得颇为忧虑，“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值！”一直以来，这位老红军有个心愿，就是让后代了解过去的革命传统。
　　所以，20多年来，秦光充分利用自己是老红军、老八路的人生经历，经常深入基层作报告、讲故事，演讲达300多场，至今还担任着19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职务。有一次，一位小学生问他：“红军到底啥样子？”这么个问题让他费劲脑筋想答案，有时晚上睡不着就想怎么满足孩子的要求，半夜里就跟老伴叨念起这事。最终，他决定做一身红军军服，穿着朴素的军装坐在了孩子们的中间。为引导教育孩子，秦光佩戴着红领巾和孩子们一起升国旗，行队礼，表情庄重地宣誓：“中国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做个了不起的中国人，建设了不起的中国。”但是，“尽管我不停地讲，可听报告的人数毕竟很有限。”
　　为了让知道人范围更广泛，作用更持久，秦光选择了写书。多年来，他不顾年迈体衰，冒着酷暑严寒，跑遍了14个省的21个市县，访问了30多位老战友，核对时间、地名、数字，几经周折，终于换来了《银松传奇》、《天台奇松》等百万字的书出版，并在河北、安徽、湖北等省市发行，受到普遍欢迎。甚至，这些书籍还跨出国门流传到了日本、荷兰。 　　“别人出书赚钱，可他却赔钱，赔了还整天乐呵呵地。”秦光的老伴王兆芬说。而秦光只是呵呵地笑。因为书的可读性很强，一到各中小学校，学生们十分喜爱，争相购阅。有的学校没有买到书，就找到秦光和他的亲属解决。秦光深受感动，多次从出版社自费购买这些书籍，一部分向社会捐赠，一部分低价卖给学生们。最多的一次是出资一万余元购书14000册，其中近一半以各种形式向外捐赠了出去。就这样，他赔了一大笔钱。此外，秦光多次向灾区、贫困户主动捐款。
　　最近，还做出了一个更大的举动――将著作版权无偿捐献给社会。“我是穷苦人家出身，12岁参加红军，经历过无数次战斗，身上留下了9处伤疤，腰里至今残留着十几块弹片，这都是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嘛。”秦光说。采访时，秦老递给记者一封读者来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话：“金银松成长的每一步都牵动着我的心，他遇到困难了我着急，他负伤了我难过，他胜利了我骄傲。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答案就在他的身上，金银松们才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才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朽的脊梁！”
　　
　　“重走长征路”的热潮与变迁
　　
　　70多年来，在中国，“长征”二字所包含的意义，早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来人对长征的态度，或仰望、或敬佩、或思考。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与长征的交流方式也在发生着变迁。 重走长征路70年前，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到底有着怎样的艰难险阻？一群矢志前行的红色大军，到底经历了怎样一种“翻山越岭”？
　　很显然，即使听再多故事，看再多图片，都不如自己亲身“走一遭”来得真切、直观。希望真切触摸历史的人们，基于各种目的和理由，选择了以自己的切身行动去“重走长征路”。而瑞金、于都等几个红军长征出发地，则成了很多人重走的起点。打开江西于都的地方网站首页，“热烈庆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欢迎您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的牌告异常醒目。
　　这是一个旅游网站，它所主打的长征旅游主题，吸引着无数人的脚步。于都可能并不像井冈山、瑞金一样为国人所熟知，但实际上，于都是一方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红色故土。根据历史记载，于都当年有6.8万人参加了红军，有史可查的烈士16336人。最重要的，她还是红军长征主要集结地和出发地。1934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革命领导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集结于都，用了四五天的时间，从近10个渡口星夜渡过于都河，迈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因此获得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的美誉。2000年，于都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并将于都作为“重走长征路”的起点。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于都“重走”活动更是升温。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仅今年上半年，江西于都县就迎来了50多批次来自全国各地的“重走长征路”队伍。
　　重走长征路，不仅仅是简单的旅游，而是要尽可能沿着历史轨迹，基本上囊括了著名战役和历史上著名的会议地点、出发地和目的地。参观长征遗址、纪念馆、纪念碑、烈士墓等纪念场所是一部分，访问健在的老红军及后代，熟悉长征情况的革命老人，是“重走”行动的一大要点。事实上，二万五千里的漫长沿途，瑞金、南昌、长沙、贵阳、遵义、昆明、攀枝花、雅安、泸定、延安，只要有红军走过的地方，都有人进行过不同里程的“重走”行动。媒体报道显示，“重走长征路”在很多年之前就开始有人实践，几十年来，“重走长征路”的人数已经多得难计其数。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人们的“重走”行动，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那些重走在长征路上的身影“长征的经历是我一辈子的骄傲。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我决定重走长征路。”老红军刘国保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表达自己的信念。事实上，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兴起。刘国保老人告诉记者，重走长征路是他10多年来的一个夙愿。1932年，18岁的刘国保在家乡江西参加了红军。随后，他跟随大部队，胜利走完了长征路。“趁我还能动弹，我要去找找那些长征后离散的老战友，缅怀一下那些长征中牺牲的首长和战友，我有信心一定能走完，就像当年一样。”刘国保说。几十年来，选择“重走长征路”的人不计其数。老红军的“重走”情节，来自于当年翻山越岭的刻骨铭心的回忆，而作为更多的单纯为“重走”而来的人们，一批接一批，源源不断地将身影延续在了长征路上。有调查显示，参与“重走长征路”活动的人群涵盖了社会各阶层，有农民、工人、学生、摄影爱好者、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军人警察、退休人员以及老红军和老红军后代。2006年7月23日，由延安时期五大书记、长征重要领导人、开国元帅、大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发起的“情系长征路――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活动在瑞金正式启程。
　　这次红色缅怀之旅沿当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以及部分红二、四方面军长征路线行进，途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等11个省区的100多个县市，历时一个多月，行程8000余公里。作为高规格的一次政治活动，“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在国内影响深远。此外，少数对长征感兴趣的外国人，也来实地考察、体验当年红军的长征之行。1983年，时任《纽约时报》副总编的索尔兹伯里与夫人沿着部分长征路段采访，并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
　　2002年10月16日，英国青年李爱德、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出发，历经384天，基本上徒步走完了红一方面军当年的长征路程。2005年3月10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统的侍卫长武大卫，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着长征路线行进，最后到达陕西吴起。于都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袁尚贵把“重走长征路”划分为旅游式、体验式、创作式和慰问式等几类。当地学生主要是一种旅游式的“重走”，往往利用暑期进行，走的路程不长，基本上在瑞金、于都等长征出发地就结束了；体验式“重走”则需要很强的毅力，相对来说，走的路途比较长，有的甚至基本走完全程；作家、画家和摄影家是一种创作式的“重走”，沿途一边体验长征的艰辛，一边进行创作。战友文工团沿长征路巡演《长征组歌》、开国元勋子女“情系长征路”活动则是典型的慰问式“重走”。
　　徒步已成过去式？当年，几万红色大军的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是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事实上，在今天，这些后来人的“重走”行动中，“走”的形式已经越来越“花样百出”了。张小平是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十几年来一直关注“重走长征路”活动。
　　据他观察，随着时代不断变迁，人们“重走长征路”的方式也在变化。起初是步行，接下来是骑自行车和摩托车，到后来，还发展到了自驾车。有人批评“以车代步”的“重走”缺乏吃苦的精神，在他们看来，“重走长征路”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活动，必须保持一种极度认真的态度。尽管如此，重走长征路的人们，“步伐”却越来越现代化。近些年来，重走长征路的组织形式在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团队甚至通过BBS招募队员结伴“重走”。而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下，“重走”长征路的形式，甚至开始走向了虚拟化。 　　2006年7月，中国教育电视台在“七一”期间推出“百万青少年重走长征路”活动，该活动的实际形式，就是“网上重走长征路”。据介绍，主办方在网上策划制作出长征路线图，将长征中发生的事件、故事等以各种惊险形象的游戏设置层层关卡，通过游戏形式吸引全国的青少年参与到活动中。
　　参与者通过登陆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网上重走长征路”页面，上网后进行简单注册即可成为一名红小鬼参与闯关活动。“红小鬼闯关”共分为12关，每关另设一个附加关，征集与长征相关内容的故事、图片、歌谣等，年代不限。全部答完可拿满分，累计总分为25000分，寓意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将现实的长征移植到了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信息时代的混合趋向越来越明显。
　　其实，类似的虚拟活动，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2005年四川省委宣传部曾经联合当地报业集团，推出了“网上重走长征路”活动，参与者进入“网上长征”系统，按设定的长征路线游历并答题“攻关”，完成“网上重走长征路”后登记个人资料，答题满分者、优秀原创征文者参与抽奖，幸运者免费参加由主办单位组织的“实地参观长征路”活动或获赠精美纪念品。 红色主题热的多米诺骨牌从韶山到南湖，从井冈山到遵义，从延安到西柏坡，在每一处革命圣地，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地看到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间还不时越过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外国游客。近年来，全国各地革命圣地的旅游发展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事实上，纪念长征的种种活动，在这个环节中，也只是其中重要部分。
　　中国的革命圣地，正在以她全新的姿态和思维方式，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革命圣地在人们心目中意味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人们都喜欢在革命圣地拍照留念，许多人还选择在这里举行人生历程中入团、入党、成人宣誓、廉政宣誓等重要仪式，甚至在这里举行婚礼。”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刘克钧说。据有关部门统计调查，前来参观的游客中，年轻人占到一半。老年人来旅游的主因是他们的红色情结；中年人主要是接受教育，到实地感悟，通过参观有一个直观印象，其中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居多；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多半是为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旅游”，也是党员干部接受革命教育的首选课堂。因此，全国各地的革命圣地、故居、旧址等“红色”景点的旅游越来越呈现“火红”势头。
　　除此之外，有心人还可能注意到，更多的一些红色主题的事物与现象也不断出现在人们身边。近年来，民间收藏界的“红色收藏”日渐火热。2006年，湖南省收藏协会成立了国内第一个专门的红色收藏委员会。非但如此，红色收藏的地盘还被拓展到了互联网上，像章、宣传画等与红色藏品相关的收藏网站有近百家。在长沙，一家命名为“人民公社大食堂”的连锁餐馆，生意火爆。
　　餐厅大堂一副巨大“红色漫画”，上标大字“同志们，开饭了！”，旁边可见种种“公社语录”，在诸如“建设社会主义新公社――知青菜系列”里，还配以当年知青“发明”该道菜的来历……纵观近年出现的“红色主题”热潮，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当年作为政治话语范围内的长征等，正在被商业文化重新反刍，政治教育色彩的淡化，彰显出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的趋向。在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革命话题正以轻松的形式，以亲民的姿态，以多元的价值观，回归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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