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物价长 物价高低亦“短长”

发布时间:2020-03-22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王洪军日前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说:“作为老百姓,我的确感觉到每天都不敢出门了,一百块钱还没买到什么呢,就已经都花掉了。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出台一些法规或者政策限制物价上涨。如果再涨下去,老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他说:“现在油价也在涨,就像你说的,工人阶层受到的影响很大。老百姓的收入是有限的,但是物价涨得非常快。”
  2007年,不断推高的CPI涨幅数据冲击着中国人的经济神经,涨价成了2007年的民生关键词,从粮食、副食品到成品油、房价,好像东西都在涨价。为稳定物价、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发改委在2008年年初出台了临时价格干预措施,然而2008年年初的一场雪灾,又将物价推向了“涨价主题”。“物价”、“CPI”,也成了2008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
  物价问题无疑牵动人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副局长何绍仁表示,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和稳定物价是本届两会关注的热点之一。而早在两会召开的前夕,新华网、人民网等网站面向网民推出的热点调查也显示,网民对物价问题的关注度名列前茅,“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你一定要跑赢CPI”――这句堪称2007年经典戏语的背后,是公众对物价不再上涨的高度期待。为如何防止物价过快上涨问题献计献策也成为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
  全国政协委员梁燕君指出,应该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对稳定物价的调控作用,应进一步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不仅是惠及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重要举措,也是十七大强调的“再分配更应注重公平”的具体体现。
  梁燕君的建议也在人大得到了呼应,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人大北京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建议,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应上调到3000元。
  柳传志表示,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国家经济增长需要拉动内需,即通过居民消费的拉动,而月收入在3000元的居民,其收入基本用于消费,而不是存款,个税起征点提高后,这部分居民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第二,在国内物价未来持续上涨的压力下,政府今年应该继续出台弥补措施,可以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的方法,减少物价过快上涨对居民生活质量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时,政府共掏了300亿元,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应完全有能力为居民多掏一些。柳传志表示,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可以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刺激企业生产,政府便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将个税起征点再提高1000元有益无害。”
  民革中央常委、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则认为,当我们要解决物价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因此,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必然要给职工增加工资,给低收入人群提高最低生活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能给企业增加一定的成本,可以通过适当的降低企业的税负,来让企业能够给职工增加工资,从而保证职工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减轻企业税负可以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就能够增加市场的供给。从而,使物价的上涨压力减轻。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导郑祖康提议成立一个物价监测委员会。他建议应该由国家统计局牵头,由期货研究所、高校研究所等机构参与,成立CPl监测委员会,监测物价,预测CPI升降,及时建议政府采取措施。比如2007年国内猪肉价格上涨前3至6月,如能发现生猪存栏的数据并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养猪成本,那么猪肉上涨幅度就有可能减缓一些。
  郑祖康的提议很快得到支持,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员左大培认为:目前不少国家都有包括物价在肉的宏观问题监控机构,比如美国的总统顾问委员会,中国也可成立相应的部门,特别是对物价,及早干预,操作的余地就大得多,不能等到群众意见大了,才着手采取措施。
  与此同时,反对的声音也有。广州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认为,目前实际上已经存在各种官办的研究CPI的机构,而且类似预测讨论从未间断,现在关键不是新设一个机构,而是整合现有资源,与其增加官办,不如考虑广泛参与性监督,让消费者观察,让他们评价合理性,最终形成消费者对话供应商的机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则说,现在并不是通胀,而是价格补位。物价上涨过快有一定必然性。食品每年涨四五个百分点都是正常的,物价还要上涨20年左右。所以,建立CPI监测委员会作用不大。猪肉上涨是市场的规律,价格上涨是买方竞争的结果。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当前对物价进行宏观调控面临三大难点。首先当前物价上涨有国际因素。由于国际油价、粮价上涨无法控制,如果未来国际油价上涨将让宏观调控陷入被动局面。其次,很多供求矛盾无法靠紧缩信贷的手段解决,如处理猪肉问题还是要靠增加供给的手段。第三,人民币缓慢升值,该如何控制外资热钱,这也进一步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他认为,目前情况下,首先要调整投资规模,所以从紧的货币政策目前有坚持的必要。但针对不同原因要采取不同对策。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更加有效。他指出,目前远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紧”的时候。“双紧”政策曾在1993年、1994年采用过,当时因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而且原因比较单一即投资规模过大,所以政策很有效。现在,物价上涨因素复杂,有必要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还有一些代表、委员则是从自己所在的行业和领域来谈他们对控制物价的看法。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提出,作为流通企业的一个代表,自己将积极推进我国大流通格局的建设,通过提高我国零售企业现代化经营水平,降低流通环节的社会流通费用,为物价挤水分。“民营企业小的时候是个人的,大了就是员工的、社会的。在稳定物价水平方面,民营企业应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而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更是从他熟悉的老本行谈起。刘委员建议,要让肉蛋类价格降下来,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大力发展规模农业、规模养殖业,让农民从养十几只鸡到养几万只鸡、十几万只鸡,到那个时候效益高,当农民的收益远远超过外出打工的收益,养的人就会更多,价格就能降下来。“让农民朋友联合起来,形成衣业产业链和产业化,联合起来做大做强”。
  也有代表把关于物价问题的建议放在了另外的着力点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李明昌也把一份“关于完善物价统计指标体系的建议”当成了自己的“一号建议”。李明昌指出,当前物价统计指标首要问题是不够完善,缺乏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统计、多角度观察的完整体系。如何更合理、有效地实施物价监测、分析和判断?李明昌代表建议,一是丰富和完善物价统计指标体系,如适时调整分类指数权重,编制反映中低收入阶层消费状况的物价指数,研究和编制多种派生物价指数等。二是增强统计工作透明度,制订必需的信息披露制度,尽可能扩大统计数据公开的范围和深度,实行相关部门与学术机构的数据交流共享。三是加大对各种统计数据的解释宣传,保持数据公布口径的一致性,提高数据权威性,正确引导群众理解、判断,形成合理预期。
  还有一些代表则对物价问题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指出:今年2月份CPI同比上涨8.7%看起来很高,但是大可不必这么紧张,因为很大程度上讲这是一个统计上的现象。因为8.7%是以今年的2月份与去年的2月份进行比较,可是去年的2月份物价还没有涨起来。去年一年的价格上升主要是来自于去年下半年的物价上升。所以把今年经过了近1年物价上涨后的2月份的数据跟去年2月份相比,肯定是很高的。此外,2月份有特殊情况,包括春节和冰冻雨雪低温的影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供给、分配,所以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也不奇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安徽分行行长赵鹏则认为,从长期来看粮价上涨并非全是坏事。首先,粮价高位运行对中国农民增收有利。其次,粮价的上涨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回归,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大米是一块多钱一斤,现在涨了,还是一块多钱一斤,但这十几年间,城镇居民的货币收入增加超过了10倍,房价、医疗等日常生活涉及的价格也在几倍、几十倍地上涨。第三,粮价的上涨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对于中国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土地特别是耕地的价格太便宜了,粮价的上涨将会引起各方面对土地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对耕地的保护也将会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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