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生活宣传标语_武汉的低碳机会

　　先说个听来的故事。 　　有的哥去商场买内衣,售货员抱来一堆新款,热情洋溢地推荐说都是低碳型的。的哥不明就里,问何为低碳内衣,谁知售货员也摇头,“厂家这么说的,我也不清楚。”
　　这是记者采访中遇见的一个的哥的亲身经历。侧面证明了现在低碳一词的爆红,从两会提案到政府工作报告,从商家广告到街头标语,随处可见其身影。同时,亦可看出很多人对低碳的认知还很懵懂。
　　那么,“低碳”究竟是从何而来,它又为什么这么红呢?在纷纷扰扰的“低碳”叫声中,武汉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2℃,自然界最后的安全阀
　　
　　事实上,低碳(low carbon),是指减少或降低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
　　早在199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温室气体咨询小组就指出,全球气候正逐渐变暖,必须将平均气温控制在比工业化前平均气温高2℃的范围内,否则将面临生态系统严重破坏,农作物减产、水资源短缺、海平面上升、 物种灭绝等种种恶劣状况。2℃,已经成为自然界最后的安全阀。
　　造成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自身,其无节制享受物欲文明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造成了在过去的100年当中,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了三分之一,严重破坏了地球臭氧层,从而导致全球平均气温节节升高。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共同呼吁减低或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才有了“低碳”一说。
　　应该说,低碳是传统环保概念里的一个分支,只是它的指向性更加明显,直指全球变暖的相关问题,而这又不是某个区域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必须要全球协作,牵扯范围更大,各国都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1997年12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
　　
　　高碳武汉面临挑战
　　
　　要减排节碳,又要不能牺牲经济发展,低碳潮自然带来了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中国近年来对低碳经济的积极推动,一方面来源于外部压力,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排放量已经超越美国位居第一,国际舆论上颇受谴责。另一方面来源于内部动力,中国单位GDP的能耗目前是美国的4倍,日本的8倍,能源消耗量惊人。而能源是有限的,权威估计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储量将分别在今后40、60和100年左右耗尽。所以节能减排,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长远之计。
　　这样的背景下,2007年国家批准武汉8+1城市圈为“两型社会”试验区,两型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实质上正是推动武汉必须走一条低碳经济之路。
　　但武汉的GDP长久以来是以钢铁、汽车等重工业为主要支柱的,这些都是传统的高耗能高排放企业,要全部推翻重来并不现实。“低碳经济不是要砍掉所有重工业,而是对这些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改造升级,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文建东说。以武钢为例,在厂区内发展循环经济,将生产垃圾和废渣“二次利用”,一年仅这一项创产值13.67亿元。
　　而低碳经济的重头戏新能源产业更是给武汉带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目前在光谷地区,已有近100家企业涉足新能源产业。一批涉及太阳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的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如珈伟太阳能、日新科技、凯迪、都市环保、国测诺德、中核武汉核动力等,已初步形成了产业链。漫步江滩,随时可以看到它们生产的风能、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
　　到2008年,新能源产业总收入达90多亿元,量不大但发展速度惊人,近3年年均增长速度为36.5%,已成为光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除此之外,低碳经济还可能给武汉市带来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碳金融。比如,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碳排放权像股票证券一样买卖,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以向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购买指标,从而使得全市的减排成本降至最低。或者建立碳基银行,让企业得以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储存起来,将来需要时再取用,而碳基银行则可将吸收的碳排放指标“存款”贷给其他急需企业。“碳指标交易在国际市场上已发展得相对成熟,国内暂时还没放开这一块,武汉以后可以利用光谷产权交易平台来做这块市场。”
　　
　　高成本低收益?
　　
　　看起来,武汉的低碳经济似乎满目锦绣,但真正做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了。
　　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
　　低碳经济的成本算起来分两个层面:
　　一是新能源企业投入的研发成本。
　　新能源行业大多科技含量高,没有高昂的研发成本是很难出成果的。远的有大洋彼岸的奥巴马动辄几十上百亿美元地往新能源研发里扔,近的有东风公司研制第一辆电动汽车花了3000万人民币。一般的中小企业怎么负担得起?
　　二是消费者的使用成本高。
　　以东风本田的“华中太阳能第一楼”为例,整楼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投资达467万元,每年可发电10万度。“按一度电0.6元计算,每年可为公司省下6万元电费,但整个投资要近78年才能收回成本,而东本从日本购置的这批太阳能板,使用年限仅为25年。”武汉供电公司高级工程师桂裕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成本和收益严重不成正比。
　　正是因为如此,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推广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阳光计划”,但直至今天普及率仍不足4%。“以后如果技术门槛降低,成本降低,还有可能大规模发展,但现在示范意义更大于实际意义。”桂裕仁说。
　　除了光伏太阳能外,事实上很多新能源在目前,都属于成本高企不下的,这可能是新能源产业大规模推广的最大障碍。
　　
　　先期要有政府来保驾护航
　　
　　“任何一个新产业在发展初期都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之手来调节,政府必须在其中起保驾护航的作用。”华中科大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栋说。他认为新能源之所以成本高,是因为人们只计算了使用成本,而没有算上社会成本。“使用普通能源碳排放量大,比使用新能源对气候变暖环境破坏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是社会成本,如果政府对普通能源开征碳税,那么二者的成本差价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了,新能源的推广就会顺利很多。而这就需要政府在能源政策设计方面创新了。”
　　黄栋所在的能源政策与低碳经济研究中心,就是武汉市政府投资2500万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同成立的部门,他把能源政策研究称为“软科学”。“现在低碳产业是个婴儿产业,大到产业结构调整,小到一个节能产品的使用,政府都应该提供政策层面的支持,以此来平衡市场。”
　　黄栋举例,新能源发电的上网电价通常比普通电价要高一到两倍,一般电力公司不愿购买,于是像欧洲一些国家就实行配额制,发电企业中必须有一定百分比的电是新能源发电,这部分国家可以给补贴,但必须有。而在美国,你去商场买任何节能产品即便是一个节能灯,都能到电力公司报销50%,而你因使用节能产品的部分成本可以被电力公司算到浮动电价里,由整个电网分摊,那么算到每个人头上就很低了。至于一些新能源的前期科研成本,政府更应该承担大部分,或者要向从事该研究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面的便利。
　　事实上,中国现在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新能源优惠政策,比如使用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企业都有相应的政府补贴,在去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方面的投资,占到了惊人的两千一百亿。最近,国家发改委还有包括节能环保产业规划在内的多个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即将出台。
　　湖北省发改委也正在起草文件,准备将武汉城市圈打造成为全国首批“低碳经济发展实验区”,同时在“青山――阳逻――鄂州”地区建立大循环经济示范区,力争在2012年使武汉重化工区域整体能耗降低23%,污染物排放指标至少降10%。
　　低碳这条路,要走好并不容易,所幸我们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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