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延高的诗 跟车延高谈谈诗

　　不是车延高的诗歌感觉不好,他要面临的是鲁迅的命题: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歧途。搞政治的人需要维稳,搞文学的需要不满。在今天的社会,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大概只能是人格分裂才能做到。
　　
　　每年一度的鲁迅文学奖揭晓,诗歌奖得主车延高因其几首诗的浅俗,引起网上一片讥评,称之为“羊羔体”,一时间仿作如潮,让人想起当年戏仿“梨花体”带给网民的快乐。不同的是,这次的桂冠诗人车延高身份特别,乃是堂堂武汉市纪委书记。在公众心里,官员与诗歌,从来都是两个不能融合的概念,怎么想怎么别扭。据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授予在任政府官员的,当然,这只是据说而已。套用一句法国谚语:你已经有了巨大的权力,难道还想要一颗不朽的灵魂?
　　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官员写诗,代有其人,就像车延高说的,唐太宗李世民也写诗,而且置于《全唐诗》的开篇。但那是因为他的地位,唐太宗的诗绝不是好诗,这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其他的诗人多是官员,也是因为,古代文人的唯一出路就是仕途,官员而兼诗人,乃是社会常态。然而,优秀的官员诗人也并不多。文学这东西就是奇怪,虽说孔子也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从古至今,最好的诗似乎都是怨诗,因为幸福总是一览无余,而不幸却是辗转难尽,所以欧阳修才说“诗穷而后工”。在古代,这不仅是理论常谈,而且是实践套路。对于诗人自己,诗“可以怨”,有着排遣、慰藉的作用;对于读者,即使是那些优秀诗人,他们最好的诗也是写个人与社会的痛苦。
　　这些在车延高的《向往温暖》里都见不到。这不是说他的诗歌感觉不好,他要面临的是鲁迅的命题: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歧途。搞政治的人需要维稳,搞文学的需要不满。在今天的社会,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大概只能是人格分裂才能做到。读车延高的诗,尽管没有那种毫无遮掩的歌功颂德,但也不会有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那样的关怀,因为我们今天是“幸逢盛世”。
　　车延高的诗看上去似曾相识,这并不是说,他的诗是抄袭,而是说,他的诗和许多寂寂无名的诗人的诗没有多大区别。有一些词语的感觉,但谈不上怎么差,也谈不上怎么好。这样的诗,完全可以用电脑软件写出来,不需要过心。他的诗可以很容易地摹仿,而且摹仿得很好,也说明了在当代,写诗并不需要呕心沥血地劳作、痛彻心灵地感受。
　　按照车延高的说法,他写演员的那几首诗用的是白话手法,力求“零度抒情”,不带有个人感情。法国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写作的零度》,车延高的“零度抒情”大概即源于此。罗兰?巴特提出中性的、非感情化的零度写作,否定了诗歌的内容和个人性,我个人并不欣赏。
　　真正的问题是,车延高的诗没有“自我”,主体在这里完全被客体化了。所有的主语都不是“我”,而是“我们”。他写 “荷花”、“青春”、“转经筒”、“雪莲”和“麦子”,但那是代表所有“内心温暖”的人的感觉,用他的话说,是“共同的社会追求”,而不是一个诗人的独特人生体验。当年汪国真的“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也是属于这种缺乏自我的表达,在光滑的词语表面轻轻地滑过去。有些忧伤,可那忧伤是写诗的需要,一种空洞的美。读者可以是“大众”,但绝不会是“个人”。感动少男少女犹可,要感动一个有阅历的人,恐怕难。
　　对于抒情诗,自我大概是第一要素。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从缺乏自我到确立自我。《诗经》里的诗大率是诗人代言群体,尚无“我”的自觉,诗人想象自己的忧伤就是世界的忧伤,所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有一种广大的悲哀。后世称汉魏古诗“高古”,也是指这个感觉。随着自我的不断觉醒,后人要想再写出那种浑然无我的诗来,是不会讨好的了。
　　事实上,越到现代,诗人的自我感越是强烈,诗歌越是诗人自己的世界,在其中展示自己的发现。车延高的诗浪漫倒是浪谩,但却没有自我。作为一个诗人,他没有发现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
　　说了这些,这与车延高的获奖没有关系。有人说鲁迅文学奖死了,那是言过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本来就不应当将鲁迅的名字设为文学奖项。更进一步说,文学根本就不应当设奖,诗人济慈在一封书信里曾写道:“英国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一个主要原因是英国社会在他们出世时虐待了他们。”做一个真正的诗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而社会主流怎么可能去奖励一个被其虐待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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