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为预测不到的地震] 地震为什么预测不到

　　现年48岁的外科医生文森佐?维托尼尼，从小便生活在阿奎拉。那是一座常年遭受地震侵扰的城市，城中那些建于中世纪的建筑在天摇地动间显得尤为脆弱。维托尼尼还记得，小时候一旦晚上出现地动山摇的情况，父亲便会召集一家人跑到屋外躲上一晚。哪怕只是微小的震动，也不例外。对于生活在阿奎拉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是代代沿袭下来的地震“文化”。
　　不过2009年4月5日晚，这种“文化”却在几名地震专家的影响下没有持续下去。当晚，在经历了数月连续小型地震的折磨后，阿奎拉地区再度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地震，震级为3.9。此时还未到晚上11点，面对惊慌失措的妻女，维托尼尼选择让她们待在家中，因为政府部门一再申明该地区近期不会出现危险，而且当时还有科学家证明说，每一次轻微地震实际上都降低了发生大型地震的可能。政府部门的承诺和科学家的证明，让维托尼尼舍弃了老一辈的地震“文化”，却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巨大伤痛。
　　2009年4月6日凌晨3点32分，极具破坏性的6.3级地震袭来。“当时就好像身处搅拌机里一样。巨大的轰响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维托尼尼回忆说，在大地的剧烈震颤下，他和妻女所在的公寓楼瞬间垮塌。整栋楼里有七人在此次地震中丧生，其中就包括维托尼尼的妻子和女儿，他自己则被人从废墟中拉了出来，捡回一条命。这次地震总共造成阿奎拉地区及邻近城镇309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2万多所房屋被毁坏。
　　痛定思痛，由于地震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破坏，很多人将责备的目光对准了先前承诺不会发生大地震的七名科学家，并以一纸诉状告至法庭。2011年9月20日，这七名科学家被指控在阿奎拉地震中犯有过失杀人罪，法官将会裁定他们在地震前的预测中是否玩忽职守，并进而造成如此重大的人员损伤。
　　不过，此案的审判结果就如地震一般，让人无法预测。
　　
　　“感觉好像被科学戏弄了一番”
　　公诉人法比奥?皮库提于2010年6月对这一事件提起诉讼，被起诉的专家名单，包括后来成为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及火山学研究院（INGV）院长的安佐?鲍持、罗马第三大学的弗兰克尔?巴贝立、国家民防部门地震风险办公室主任毛罗?多尔奇、热那亚大学的克劳迪欧?伊凡、INGV下属国家地震中心主任朱里奥?萨尔维基、欧洲地震工程训练及研究中心的主席吉安?米切里?卡尔维，以及后来成为国家民防部门副主任的贝尔纳多?迪?贝尔南迪斯。
　　这起诉讼遭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科学界的谴责。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及美国科学发展协会（AAAS）发表声明，公开支持此次诉讼中的几名被告。在公开信中，AAAS声称几位被告因未能“对即将发生的地震向阿奎拉地区的民众发出警告”而被提起公诉，是“不公平且幼稚的”。身为被告巴贝立的律师，弗兰赛思克在谈到委托人的感受时说：“他对这个消息感到震惊，同时也觉得很痛苦和难过。”
　　但公诉人和遇难者家庭都认为，这次审判与地震预测这门学科无关，它其实是针对这些政府御用科学家，对他们未能充分预估、解释当地潜在的风险进行问责。在长达224页的诉讼书中，公诉人皮库提提到，国家重大危险预测及预估委员会成员曾在地震发生的前一周举行过一次特别会议。面对饱受小型地震煎熬的当地人，这次会议提供了“不完整、不精确甚至矛盾的信息”。皮库提说，委员们更注重如何安抚当地群众，却没有对如何防范地震提供明晰的建议。
　　“我不是疯子，我知道他们不可能预测地震。”皮库提说，“我们指控的根据并不在于他们是否预测了地震。作为政府公职人员，他们有义务对阿奎拉地区面临的危险进行评估和描述，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受害者维托尼尼也是该案中提起诉讼市民团体的一员，他坚持说：“这并不是一场针对科学的审判。”在维托尼尼看来，政府除了在震前不断发出“冷静，别担心”的信息以外，没有提供更为详细的建议，这使得他和很多人无法在获得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在当晚作出更为周详的决定。“感觉好像被科学戏弄了一番。”他说。
　　虽然此案的审判可能会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但是它在政府、科学家以及大灾难风险评估领域引起的争议，恐怕持续的时间还要更长。无论是所谓的常规自然灾害，还是极端气候现象，在阿奎拉发生的一切，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而这次审判也打击了科学家们向外界提供专业意见的积极性。“以前，当普通人或媒体问我对某事的看法时，我都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以后不会这样了。科学家们都要学会保持沉默。”INGV院长安佐?鲍持遗憾地说。
　　托马斯?约翰登是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地震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国际地震预测委员会（ICEF）的主席。在他看来，在这起诉讼事件中，公诉方提起的指控“毫无价值”，但他同时承认，此次事件对于全世界的地震学家来说，是一个分水岭，他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对风险高但可能性低的事件进行恰当描述，而整个科学界也应该重新审视公众在自然灾害信息处理上提出的更高要求。
　　
　　预测之困
　　阿奎拉坐落在意大利地震最为频发的危险地带，四周环绕着活跃的亚平宁山脉。作为阿布鲁索地区的首府，阿奎拉曾于1461年及1703年两次遭到地震灾害。地震多发甚至成为该地的特色被写进英国19世纪游记作家奥古斯特?海尔的书中：“大自然常常瞬间拨动所有的时钟和手表，在古老的黄色墙面上留下新鲜的裂缝。”
　　2008年10月，阿奎拉城市及周边河谷首先遭到十几次小型地震的侵袭，这些小型震动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到2009年3月。据皮库提计算，2009年1月，该地发生了69次小型地震，而之后两个月的数字分别是78次和100次，4月的前五天也发生了57次此类地震。
　　这种群发性地震让市民坐立难安，但是专家却认为，这类地震之后一般不会发生大规模地震。米兰理工学院退休教授吉欧斯皮?格兰多利曾和同事在1998年对意大利另外三个地震频发地区进行研究，并对这些地方过往发生的地震进行分析。结果认为，在群发地震之后发生中等程度地震的可能性是2%，而此结果同样可能适用于阿奎拉地区。
　　但是对于民防部门的官员们来说，将这种风险可能性从科学家角度转述给民众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在格兰多利看来，如果政府对民众发布警告，那么就有98%的可能性会使人们空紧张一场；但是如果政府不发出警告，一旦出现大规模地震，就会导致巨大的人员损伤和财产损失。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州地震中心主任约翰登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好像站在峭壁上，前进不得，后退也不行。”
　　在预测风险可能性的问题上，民间总有土方。吉安保罗?朱利安尼是一名有着40多年工作经验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他使用测量氡气值的方法进行非官方地震预测，并在该地区设置了四个自制氡气探测仪进行研究。据他所说，在地震发生之前的24小时内，氡气的排放值会大范围波动，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对地震进行预测。尽管这种方法从未被科学界认可，但朱利安尼还是成功预测了几次小型地震活动。当朱利安尼能够预测地震的消息传开时，人们彼此之间的焦虑和不安也愈演愈烈。2009年3月30日，意大利国家民防官员们认为朱利安尼鼓动民众并使他们恐慌，所以禁止他作任何公开声明。
　　同一天下午，阿奎拉再次遭到地震的袭击，震级为4.1。意大利的地震学家们对阿布鲁索地区的群发地震已经监控了数月，并将每一次高于2.5级的地震实时报告给民防官员。当时，鉴于阿奎拉地区不断升温的恐慌气氛，意大利民防机构主任圭多?波特拉所临时决定，第二天在阿奎拉地区召集风险委员会成员开会。根据新闻公告，这次临时会议的目的，是向阿布鲁索地区的民众，提供“科学界对最近几周地震活动搜集的调研信息”。
　　2009年3月31日，临时会议在阿奎拉当地的一间政府办公室里进行。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及火山学研究院院长鲍持发现，会场的气氛与平常完全不一样。委员会的会议基本都是对内，所以当发现将近有十几位当地政府官员及其他非学界人士到场时，鲍持感到十分惊讶。
　　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后来成为被告的几名科学家对该地之前的群发地震进行了评估。根据当天的会议记录，在被问及目前的群发地震是否预示着大型地震的到来时，鲍持说：“在短期内，未必会发生像1703年那样的地震，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此种可能性。”根据INGV下属国家地震中心主任萨尔维基的说法，科学家们并未说任何让人们打消顾虑的话。“如果你生活在阿奎拉，即使没有群发地震，你也不可能说‘没关系’。在这种高风险的地区，你永远不能说这样的话。”
　　根据公诉人的说法，此次会议并未对当地建筑的脆弱性进行广泛讨论，也未向公众提供任何有关防范地震的建议。很多住在阿奎拉的民众把这次会议看成一场公关秀，认为其目的就是为了否认那些可靠的地震预测数据（即暗指朱利安尼），并对公众进行安抚。甚至现在连鲍持自己也说：“会议的目的是安抚群众，我们直到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
　　而在会场之外实际发生的一切，可能会成为这些科学家及风险评估领域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巴贝立和迪?贝尔南迪斯，连同市长西亚兰特及一名阿布鲁索地区的民防官员，就此次会议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贝尔南迪斯在发布会上说，阿奎拉地区的地震活动“基本正常”，并不代表有危险，“科学界人士不断让我确信，持续不断的能量释放对我们来说，反而是一个有利的状况。”现场有记者问道：“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喝酒了？”贝尔南迪斯回答说：“完全可以。”他甚至还建议大家拿出好酒来放心享受。
　　从科学角度来看，这种所谓能量释放并不一定能够降低发生大型地震的可能。两名委员会成员萨尔维基和伊凡后来告诉公诉人说，他们强烈反对这样的言论，而约翰登之后也认为，这样的说法“并非观察事物的正确方法”。
　　但会议上传达的“利好消息”早已在当地民众间产生了巨大反响。“你甚至都能听到整个城市发出了一声安心的长叹。”控方律师西莫纳?吉娜格里说：“官方反复强调，好似复读机一般：小震越多，危险越少。”
　　“而这一句话，正是导致很多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一位阿奎拉当地居民说。
　　
　　一起诉讼引发的争议
　　这场新闻发布会对公诉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会议之后唯一立刻出现的官方说法。皮库提认为，当地建筑物的脆弱性应该成为委员会进行风险评估的重要部分，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出现。“这里不是东京，建筑物不能抗震，这是一座在中世纪时建造起来的城市。”1999年，此次被提起诉讼的科学家之一、罗马第三大学的巴贝立曾对意大利南部进行人口密度普查，并对每一座无法抗震的脆弱建筑进行统计。根据诉讼摘要，这次调查表明，阿奎拉地区有550多座砖瓦建筑，在大规模地震中有中度到高度的垮塌风险。
　　哥伦比亚大学地震学家约翰?马特认为，科学家们理应提醒当地群众做好防范大型地震的准备，而那几位意大利科学家却在这方面严重失职。“这些人不应该进监狱，但是他们要受到惩罚和谴责，因为该说的话，他们一句都没提。”
　　由于相信政府官员的言论，即使2009年4月5日晚上11点发生了前震，一些阿奎拉地区的人仍然选择在家里度过这一晚，而这样的选择让很多家庭从此天人两隔。“那天晚上，很多老人都逃到了屋外，由此躲过一劫。”维托尼尼说，“但是我们这些习惯于网络、电视和科学的人，却选择待在了屋内。”
　　与此同时，沦为被告的科学家们觉得自己很冤枉。在代理律师的办公室里，鲍持手里挥舞着一张INGV制作的意大利地震危险图，嘲笑那些认为他有意降低地震风险的言论。“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说阿布鲁索是全意大利最危险的地震区域，现在我竟然被指控疏忽大意！”鲍持并没有参加当时委员会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直到返回罗马后，他才了解此事。
　　其他科学家的律师们都坚称，这样的指控毫无根据，巴贝立的律师帕特里还拿“最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一话题作比。当被问到何种交通工具最为安全时，专业人员肯定会推荐飞机，因为从数据上来看，它比火车和汽车都安全很多。“如果有人乘坐飞机，然后发生事故，这并不能证明我的建议是错的。”帕特里说，“我给出的是正确建议，因为科学建议都有数据基础，但是统计数据并不能排除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审判还一直在持续。如若宣判有罪，那么这些科学家将面临15年以上监禁，原告们还将在民事法庭上寻求2250万欧元的赔偿。即使不考虑最后的裁决，此次事件也给各国政府提供了一次血泪教训：当潜在的自然灾害逐渐逼近时，明晰的公众沟通是何其重要。在哥伦比亚大学地震学家马特看来，委员会将重心放在能否预测地震上，并不能告诉民众他们想知道的一切。“人们都不笨，他们知道我们无法预知地震，他们只是想得到明确的建议，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ICEF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对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不断进行更新，是与公众进行风险信息交流的最好方法。在这个社交媒介和即时通信时代，由于错误的消息传播迅速，所以公众亟需明确、实时的风险评估。约翰登说：“面对危险，科学的作用是陈述事实，而决策者的作用是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并作出符合大众利益的决定。”
　　而科学家们也应该努力让自己所作的风险评估更令人信服。如同维托尼尼在震后对皮库提所说：“在这次地震中，来自科学界的声音显得过于表面。基于过往经验和前人智慧，父母教育我们凡事需审慎、机智，而这里的‘科学’反倒背弃了这些优良传统。”
　　看着手机上亡妻和女儿的照片，维托尼尼说：“我们不是疯子，我们只需要有人站出来尽到自己的义务，负起该负的责任。我们希望这次审判能够成为变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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