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和尚念经【外来的和尚怎念经】

　　清末安庆造反经验，为诸省之冠，唯是如此，清廷防备安庆极严。 　　但上海、江苏先后光复后，紧接着长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独立，皖北的寿县、皖南的芜湖，都已经自行成立军政府。安徽独立，势在必行。
　　但独立后的安徽，又相继发生浔军之乱、柏文蔚与孙毓筠争都督、吴春阳与韩衍遇刺等事。
　　
　　饿着肚子闹革命
　　
　　安庆有家客栈，坐北朝南，大门遥对着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
　　这家客栈，名唤萍萃楼。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事变之后，本来就十分兴旺的萍萃楼更加热闹非凡，门庭若市，说着安徽各地方言的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有些人进来就关起门来开会。
　　别家客栈的老板、掌柜，通常是坐在柜台里，一边算账，一边瞄着店面，伙计有没有偷懒，客人有没有伺候不周。萍萃楼的老板毕少斋，日里也坐在柜台里，但无所事事，除去与相熟人客打打招呼，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只有看到有些人进来，他才不免用寿县话低声抱怨几声：“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再不动，我这家店要关张了！”
　　不明就里的人未免奇怪：这么好的生意头，哪能关张？不过听话的人当然知道底细，总是笑笑：“毕老板莫急，快了！快了！”
　　它从宣统元年开市，大约办了两年多，一二十个房间，既设住宿，又包三餐，只要两角钱。从开张那日起，就称得上客似云来，但月月都在蚀本。为只为有太多的老主顾，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占着房间，每日吃喝，偶有新来的伙计不晓事，提起要账的话头，他们总是点点头：“挂账！”伙计回头看柜台里的东家，东家也在点头，那还有什么话说？
　　白住白吃就算了，走的时候，或者还会走到柜台前，将手一拱，东家居然就乖乖地从钱匣里摸出两串三串铜钱递上。这样豪燥的开店法，便有金山银山也禁不住消耗哩。
　　到得宣统三年的夏末秋初，店里连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奇怪的是，萍萃楼并未关张，每日大门敞开，也照样客似云来。毕老板照旧坐在柜台里，无事可管，无账可记。老主顾们依然每日回来住店，每日出去办事，有时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只是少了吃饭这一项要务，店堂里不免烟冷灶凉。但人气依然很旺，老板饿着肚子开店，主顾们饿着肚子住店，伙计也几乎不用，大家自己拾掇铺盖，倒也爽利。
　　好容易等着了九月九日，萍萃楼早早便砰砰地上了门板。店堂里坐满了人，有新军六十一标、六十二标马、炮、工程各营、陆军小学、陆军测绘学堂各处的代表。主持的是个合肥人，叫吴春阳。身边站着个江苏口音的黑脸小个子，许多人认得他是在安庆办读书会的韩衍。
　　清末安庆造反经验，为诸省之冠。1907年徐锡麟起事，1908年熊成基举义，那炮声枪声厮杀声，还回响在一班市民的耳边。唯是如此，清廷防备安庆极严。吴春阳与韩衍也知道光靠新军的力量不济事，武昌事变后，便多方联络安徽巡抚朱家宝倚畀备至的巡防营与抚署卫队，希望里应外合。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场起义还是失败了―可惜了毕老板枵腹开店的一番苦心。原因大略是：领导人不得力，病的病，怕的怕；有人告密；巡抚向南京请求的五营江防军已经抵达。
　　不过局势变化很快，几日后传来了上海、江苏先后光复的消息，紧接着长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独立。而省内，皖北的寿县、皖南的芜湖，都已经自行成立军政府，“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
　　摆在巡抚朱家宝面前的路，无非是学湖北瑞?那样逃亡，或像江苏程德全那样独立，再不，就是山西陆钟琦的下场，死。
　　
　　借兵
　　
　　面对革命党人、谘议局议长、绅士代表的联合逼宫，朱家宝表现得很顽固，说了一些“食清之禄，忠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硬话，而且放言要“严厉搜捕党人”。这时绅士代表童挹芳说，搜捕党人会导致“全城俱碎”。
　　朱家宝是云南华宁人。帝国不允许本省人当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绅共治”的格局。纵然是被同僚评为“坚忍伉直”的朱家宝，诸事亦须看当地士绅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兴以来，安徽出的高官显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个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毓筠1906年策划在皖举事，以配合萍浏醴起义。这可是谋逆造反啊，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惊动了两江总督端方，他抓到孙毓筠，也无可如何―孙某的叔祖父孙家鼐，咸丰年间状元，与翁同?同任帝师，此时正是武英殿大学士，充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即将成立的“资政院”，据说也是这位八十老翁将出任总裁。这种“皖人子弟”如何动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将孙毓筠判了五年监禁，关他在两江总督衙门里“读书悔过”了事。
　　抓捕党人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宝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独立。他的顾虑跟程德全迟迟不让苏州光复的担忧是一样的，南京的清兵离安庆太近了！
　　一封密电替朱家宝解了围。密电发自河南彰德，发电人正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劝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各省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党人或士绅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们自家人守时待变。朱家宝心领神会，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独立。
　　对于这个结果，安徽的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他们九月九日的起义，可不是为朱抚台劝进的。然而，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经被朱家宝动用江防营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离了安庆。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无兵权，也扳不动朱家宝。
　　于是有了吴春阳的“借兵”。
　　借兵这事儿，从古就很危险。试想哪个手握兵权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儿请了他来，他岂有帮你打跑对手，就皆大欢喜、班师回朝的道理？
　　按吴春阳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给“一混成协军火”―安徽有人，但军火不足，故受制于江防营。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结万名以上的新淮军，取道颍州、亳州，直扑河南的信阳州，令冯国璋的北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仅可以稳住安徽，武昌之围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实在无力援皖。从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钱，就是要军火。黎菩萨自身难保，只好派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与吴春阳一道，去找江西的“浔军”借兵。
　　浔军都督马毓宝倒很痛快，当即派出一个叫黄焕章的旅长，率二千浔军入皖。吴春阳先走一步，到了安庆，芜湖急电，要他去主持起义。吴春阳认为安庆有王天培主持，浔军相助，当可无事，芜湖为进攻南京必由之地，要尽快光复方好，就丢下安庆赶往芜湖。
　　芜湖事并不难办，但芜湖方下，吴春阳就收到安庆急电：黄焕章围都督府，劫军械所，焚藩署，洗劫藩库，全城糜烂。
　　浔军到来确有效力，张勋的江防五营即撤回浦口，未曾交火。但正应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俗谚，黄焕章不肯驻在安庆城外，强占安庆师范学堂，并向谘议局索饷一万元。议长说，一时间凑不齐这笔钱，先发二千五百元，再行筹饷。黄焕章部不同意，立即哗变，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主要由“洪江会匪”组成的浔军哗变，不仅赶跑了都督朱家宝，黄焕章自称总司令，而且两天之内，“城内殷实富户，悉被搜劫，无一幸免，公私损失三百万”。
　　待得吴春阳11月18日赶回安庆，城中已是一片乱象，市衢狼藉，人心惶惧，不亚于当年长毛入城。合肥人吴春阳“愤极”，因为是他出面请来的这帮畜生！他直接去黄焕章的司令部，要面责黄焕章，身边的人都拉他，说黄焕章狼子野心，岂可轻入虎穴？吴春阳愤然回答：“黄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安徽素称多志士，今事至此，就没有一个人仗义执言吗？”
　　吴春阳返回安庆时，芜湖军政分府表示愿意派兵相从，但吴认为两军交战，更增人民苦难，决意只身面斥黄焕章。黄焕章也确实被吴春阳拿言语拘住了，又顾忌吴会向江西马毓宝控诉，当面答应退还军械、库银和商民财产。吴春阳满意而退。但小人反复无常，吴次日再往，迎接他的是七颗子弹。
　　吴春阳之死震动全皖，散落在各处的新军士兵自发集结起来，要回安庆为吴春阳报仇。同时安庆士绅的请愿信也递往九江。此事不仅让皖赣两省势同水火，还间接伤了湖北黎元洪的面子，马毓宝也不敢大意，派参谋长李烈钧来安庆收拾残局。李烈钧跑来当了几天临时的安徽都督，将黄焕章部送回江西后，自己也声称要去武昌助战，弃位而去。
　　都督虚位，安庆党人与士绅自发地组织了 “临时省参事会”，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票选孙毓筠为皖军都督。
　　孙毓筠此时刚刚被光复南京的江浙联军，从两江总督衙门里放出来，到了上海。安徽迎接的专使一到，他就起程回皖，途中不免有些险阻，但末了还是来到安庆履任。从上海出发前，他写信给一位杭州的好友，请他务必回安徽来帮忙，因为孙毓筠自己，就是1905年被此人引入革命之路的。
　　收信人是陆军小学堂的陈仲甫，那时还没有人叫他陈独秀。
　　
　　“皖人治皖”
　　
　　陈独秀到了安庆后，据说是担任了都督府秘书长，但民国政府的备案中，他只是“秘书”。
　　陈独秀在孙毓筠手下的时间也不长。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据当时安徽都督府掌管文书及收发的科长张啸岑回忆，陈独秀“性情过于急躁，想一下子就把政治改革好，常常为了改革而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个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孙毓筠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从”。这样的秘书不好用，用不好，是很自然的。
　　更关键的问题是：1905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岳王会”的柏文蔚，要与孙毓筠争做都督。陈独秀会站在谁的一边？论关系交情，自然是柏文蔚更深，但陈独秀是孙毓筠请回安庆的，背之亦为不义。陈独秀没在都督府呆多久，就辞职去办安徽高等学校，我怀疑跟他在孙柏之争中难以自处有关。
　　柏文蔚也有难言的苦衷。武昌事变后，柏文蔚从奉天南下，策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起义，攻打南京，立下大功，被任为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他本不必回安徽与孙毓筠争这个都督。怎奈南北议和，终于告成。北伐梦想成为泡影，柏文蔚驻军浦口，位置十分尴尬。因此时张謇等人，实在难以容忍江苏境内驻扎着安徽浙江等多省部队，提出“苏人治苏”的地方自治口号，客军难于存身。正好此时黄兴命柏文蔚率军护送孙毓筠回皖。柏文蔚自觉论革命资历，论掌握实力，他都远在孙毓筠之上，动动都督的心思，很正常。
　　柏文蔚自己的回忆录里，将这一场争夺写得十分堂皇：孙毓筠不断请柏入皖，甚至说出“病在垂危，二子托孤”之语，柏文蔚推却不过，来到安庆，发现孙在骗他。柏文蔚说，孙毓筠的用意，是想请他代理安徽都督，孙自己可以乘机入京，与袁世凯接洽，“另谋其他之出路”。孙毓筠是如此渴望进京，以致不等柏文蔚同意，便致电北京，请袁世凯任柏文蔚为代理皖督，进一步更“运动皖省商民纷来浦口请求回皖主持皖事，代理都督”，于是柏“不得已从之”。
　　另一种说法是：柏文蔚一面放出风声，扬言孙毓筠吸食鸦片，白天不办公，不见客，一面又秘密求黄兴转请孙大总统派他为安徽都督。孙文回答说，柏文蔚、孙毓筠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乡，让他们自己商量。
　　于是柏文蔚仿张謇故智，提出一个口号叫“皖人治皖”―奇怪，孙毓筠也是安徽人，还是望族，他当都督难道不是皖人治皖？这里有个说道。柏文蔚对人说，孙毓筠只是刘阿斗，真正的诸葛亮是韩衍，都督府实权握于韩衍之手，这个人是江苏人，怎么能够治理安徽？孙毓筠任用外人，因此不配做安徽都督。
　　一时间，安庆城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江苏人身上。
　　
　　奇士韩衍
　　
　　韩衍光复前在安庆城中便颇有名气，他四十多岁，以乞丐身份出现，“身材短小，常穿一套褴褛布衣，面部黧黑且多斑点，头发蓬乱，胡须满面”，这副尊容在安庆丐帮中倒不算特殊，不过他带着个二十几岁的漂亮老婆林红叶，不免引得旁人侧目。
　　他的政治才干表现在浔军之乱后，彼时朱家宝已出走，吴春阳死难，李烈钧也不肯接这个乱局，安庆处于权力真空状态，韩衍挺身而出，发起组织“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由前军政府的军政、民政、财政三部合成，韩衍出任秘书长，成为事实上的安徽都督。
　　待得孙毓筠就任，仍然很信重韩衍。陈独秀虽是孙毓筠旧友，恐怕在都督府中还没有韩衍得势。这时韩衍又发起创办了一张《安徽船日报》，有人说韩自任社长，陈独秀是总编辑，如是实情，两人关系当还不错。然而也有人说陈独秀眼光很高，瞧不起韩衍。
　　当时安庆说韩衍坏话的大有人在，说他说话杂乱无章，骂人不讲分寸，说他操纵都督，揽权自为，“说好可称他为‘革命志士’，说不好则是‘文化流氓’”。这种处境难免让人心中悲凉。
　　韩衍以陆军小学、测绘学堂与尚志学堂学生为中心，成立了青年军。青年军的军旗，既不是铁血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红底上缀一大大的黄色“人”字，以示军队奉行人道主义。这支军队官兵待遇一致，每月八块大洋，轮流挑水担柴。韩衍每星期向全队训两次话，发给每个队员《青年军讲义》。
　　民国元年二月，孙柏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柏文蔚既然高调提出“皖人治皖”，那好吧，由高语罕等人牵头，一群名流“联名邀请韩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并在安庆北门醒民戏院召开“欢迎韩衍入籍大会”。
　　成了安徽人的韩衍，在《安徽船》上连续撰文，大骂柏文蔚不思推翻清室，反而抢夺地盘，一心升官发财。柏文蔚也不示弱，吩咐手下文案大发电报，与韩衍互相攻击。几天下来，韩衍将来往电稿，编成《五日交涉记》，印成小册子向外散发。这带有法国大革命色彩的手段彻底激怒了柏文蔚。他认识到自己虽有兵权，但孙毓筠有韩衍，韩衍有《安徽船》与青年军，争夺都督将成画饼。
　　柏文蔚派出了自己的本家侄子柏若浩，在“红叶诗馆”附近刺杀了韩衍。果然，孙毓筠失去韩衍，再无力与柏文蔚一争雄长，只好让出都督位置，跑到北京去坐冷板凳。
　　柏文蔚上台后，立即停办《安徽船》，解散青年军，还当众焚毁了“人字旗”。然而，最后几期的《安徽船》上，刊出了《呈报韩君事迹并请旌恤文》，中云：“韩君以乞丐生涯，尽国民义务……其停辛伫苦，牺牲国事之劳，实不在熊成基、范传甲诸烈士之下。”此文的执笔者，有人说便是将任都督府秘书长、据说不太瞧得起韩衍的陈独秀。
　　非常时代，死人很寻常，纵然是韩衍这样有过大影响的人物。二次革命一起，袁世凯任用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攻占安庆，谁还记得这个破衣烂裳满面胡须的小个子江苏人？或许被解散的青年军学员手里，还遗留着他亲撰的《青年军讲义》，上面写着“彼以一死赴将军之命令，我以一死争世界之是非……且自家一身于身外，即世界主义之起点”。
　　
　　辛亥的变数
　　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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