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归来2播出时间2018_陈家顺:副局长“卧底”农民工

　　他先后5次在浙江义乌附近工厂“卧底”做“农民工”，带出了7000多名务工人员，其中不乏做到了管理层的工人，甚至有人通过外出务工已经做上了小工厂的老板。 　　他身兼云南省曲靖市驻义乌工作站站长、沾益县劳务产业办副主任、沾益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沾益县驻义乌工作站站长4个职位。多年来，奔波于义乌、沾益两地，开展劳务输出工作，至今如此。
　　他自认为“我是做小事的人，做不了什么大事，所以只能踏踏实实做好小事。”
　　他叫陈家顺，现任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劳动保障局副局长，主管劳务输出。他因“卧底”而成名，也有人说他是作秀。“如果这样也叫作秀，那我们欢迎多几个这样作秀的官员。” 来自沾益县的民工徐树荣曾如此评价陈家顺。
　　
　　义乌上任，输送家乡民工
　　沾益县位于云南省东部，曲靖市中部，自古有“入滇锁钥”之称，是战略要地。自1997年沾益恢复县制以来，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2004年，沾益县委、县政府提出把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作为农民增收的一项产业来抓。
　　“为有效解除外出民工‘怕上当受骗、怕找不到工作、怕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的心理，县委、政府决定在省外用工量大的地方设立一个专门对外出民工进行跟踪服务和维权的工作站。通过考察，2007年，沾益县在著名的小商品城――浙江义乌建立了云南省首个驻外省劳务工作站，我是首任站长，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把家乡政府组织输送过来的民工兄弟稳定好。”陈家顺说。
　　事实上，早在2004年，原本担任中学校长的陈家顺，就被借调到县里的劳动局出任就业中心副主任，负责沾益县的劳务输出工作，“我原来是个教师，没有想过仕途，我现在的官职是偶然中得来的。”此后，陈家顺组织乡亲们到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打工。
　　“当时的压力很大，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稳定民工，导致他们乘兴而来，痛苦而归，这不仅给他们经济上造成极大的损失，心里投下阴影，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陈家顺说，“但是，你怕哪样就来哪样，首批输送的民工情绪波动很大，反映说企业的情况不像我们宣传发动时说的一样，还有很多民工说政府与厂家合伙骗他们。”3年下来，情况不尽如人意，“由于我县劳动力自身的素质和珠三角用工企业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省内转移很成功，省外的输出工作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被动状态。”
　　2007年春节过后，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带队，陈家顺随行，一行人专门到长三角考察劳务市场。一圈下来，考察组分析认为，义乌等地用工量大，对员工素质、年龄都放得宽，“与我县劳动力素质基本相匹配”，遂决定设立义乌劳务工作站，陈家顺走马上任。
　　
　　“卧底”企业，边打工边考察
　　外派的站长陈家顺，当时手下只有一名县里的警察。刚到义乌，便首战失利。陈家顺考察推荐的厂子，老乡们不满意，当年的返乡率高达60%。这逼着他不得不去“卧底”打工。“当初进厂打工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闪过‘潜伏’这个词，也没想到会引起社会的关注，更没想到自己会出名，仅仅是想把企业的用工情况搞个清楚明白，把务工人员在企业工作、生活中产生的想法、遇到困难的情况搞个清楚明白，以便我们在宣传发动时说得真实、准确、全面，在做民工思想、解决民工困难时能有的放矢。”陈家顺说。
　　陈家顺选择的第一个企业是一个饰品企业，因为饰品企业不同性质的岗位多，对员工的知识、技能、年龄、性别要求都不高，能接纳沾益县大批量年龄差距大、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工。“真正当了农民工，完全按照要求做下来，才真正体会到农民工的累。”陈家顺说，“我所进的企业每天工作12个小时，除去早晚吃饭时间，在车间的时间整整11个小时，遇到厂家赶货，时间就更长了，有时会达到14至15个小时。做了一个月，我还了解到员工请假、辞工特别难，车间帮派体系严重，基层管理人员、老员工对新员工态度也不好，我觉得我们家乡的员工肯定吃不消，就撤出来了。”
　　第二次，陈家顺选择了一个只有200多人的小型饰品企业，也是做了一个月。“这个企业的硬件环境比第一个企业差了很多，但工作时间短，每月都有1000元的保底工资，请假也好请，辞工也相对容易，做了一个月我出来后，介绍了22个人进去。”
　　2008年9月，“家乡的几个50多岁的民工要过来，这些人在土地上耕种了一辈子，听说义乌打工还行，就一门心思要过来，我当时想，这些人大字不识一个，除了干农活，其它什么技能都没有，年龄又大，进厂肯定吃不消，但已经下定决心要过来，你劝也劝不住。如果没有帮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必然造成他们经济上损失和精神上的打击。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我选择了一个大型养殖场当饲养员。”陈家顺说，这次“卧底”养猪场，是第三次，“刚进去时，主要是气味受不了，我饲养的又是病猪栏，经常要处理死猪。开头几天处理死猪时，常会呕吐，吃不下饭去，但一个星期就挺去了。后来，我介绍11个大龄民工进去时，他们嫌脏嫌臭，嫌没面子，我给他们讲了我的经历，告诉他们这最适合他们。”
　　第四次“卧底”是在2010年。“2010年，我们组织的输出人员中，9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无法跟60、70、80后的人相比。如果一天工作12个小时、没有周末和节假日，他们肯定做不下来。但在扬州的工作时间较短，劳动法执行得较好。”就这样，2010年3月，陈家顺带了80多人到扬州的宝亿制鞋厂打工，这个厂每天的正常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 ，加班最多也不会超过10个小时，正常情况下都有双休日。“即使是企业生产高峰期，都能保证周末、节假日休息。我带进去的员工除了嫌工资低点外，其它都还很满意，现在这个厂跟我们合作得很好，到现在，我们有近400人在里面工作。”陈家顺说。
　　2010年，夫妻俩到义乌打工的增多了，小孩上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加上沾益县人事局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合并的事已经开始，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又成了我们的一项重大工作。于是，我选择了去义乌最大的民工子弟学校教书。一个月后，我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有了整体认识，就介绍了3个家乡民工孩子进去读书。但教师工资太低，就没有介绍大学生进去就业了。”这是陈家顺的第五次“卧底”历史。
　　
　　星火燎原，务工队伍壮大
　　这些年，陈家顺5次“卧底”，先后带出了7000多名家乡的劳务人员到外省打工。“对义乌及周围城市、我们跟踪调查的比较多的是扬州市，但对转移到苏州、上海、山东的人员我们就没有能力跟踪调查了。据我们的跟踪调查，在义乌、扬州工作一年左右的，月工资大多数在2000元左右，成为技术工和管理人员的，月工资一般在3000元左右，少数人员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但也还有一个月1500多元的。”陈家顺说，“年龄在40岁以上的，适合在义乌小一点的工厂就业，因为小一点的工厂管理相对宽松自由，工作时间长，工资也高一些。但对年轻一些的、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员来说，最好还是去管理规范的、技术含量高一些的企业就业。”
　　2010年，沾益县实现劳务收入4.5亿元。“在义乌建立工作站之前，出去的人已经很多了，但长期稳定在一个地方的人很少，外出务工情况怎么样，老百姓心里总没有个谱。建立了义乌工作站之后，长期稳定在一个地方的人多了，外出务工收效如何，老百姓看得就很清楚了。义乌在我县的劳务产业发展过程中，承担了一个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可以说，没有建立义乌劳务工作站，我县劳务产业绝对不会有今天的规模、效益和影响。”陈家顺说，“2011年劳务产业收入计划是5个亿。”
　　陈家顺的“卧底”经历，不仅带动了沾益县的劳务产业收入大幅增长，而且，跟他出来的打工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变化是最大的。不少曲靖出来的人，依赖心理较强，无论是小问题还是大困难，总想等着别人来解决。”陈家顺说，“我们2007年带出来的一个民工叫徐树荣，刚出来的时候对我们说，我跟你们过去看看，好干就干，不好工就回来种地。现在，他成了一家五金厂的技术骨干，现在常对刚过来的家乡人说，如果抱着干干看、不好干就转的思想，肯定干不了，因为没有什么事开头是好干的。只有下定决心，耐着性子干熟了，什么都会好干的。”
　　除此之外，“言行变化也很大。有些人员刚来时，说话不注意礼貌，做事我行我素，不讲卫生，烟头废物随地乱扔，现在说话文明礼貌用语多了，也会讲究个人和公共卫生了，做事能考虑企业和他人的感受了。”陈家顺说，“再就是形象变化大，特别是年轻女性几乎判若两人，皮肤变白晰了，穿着讲究了，气质变好了。”
　　截至目前，陈家顺还是义乌、沾益两地奔忙，“义乌及周边城市、扬州企业实地考察、合作洽谈，民工的安置、跟踪服务、维权，家乡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宣传发动、组织培训、输出护送主要是以我为主。”陈家顺说。
　　陈家顺“自降身份”的5次“卧底”经历，在别人看来是一件奇闻，其实更有许多外人无法理解的“卧底”背后的辛酸。
　　“我最艰难的是2007年。我家只有一个女儿，那时孩子上初一，情绪波动较大，叛逆心理较重，我妻子那年身体又多病，根本管不了她。”陈家顺说，“2008年以后情况就好多了。妻子现在也在义乌工作站，她一年有2/3的时间跟我在一起，相互之间的照顾也没有多少问题了。”
　　“一个人的名字就像一个商品品牌，我要的品牌就是实用、诚信。当别人提到我时，说我这个人做事踏实，对人真实，就是我要追求的境界。”成名后的陈家顺坦言，“我喜欢做实事，组织给我什么平台，我尽力去把它做好、做实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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