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北上的核心价值] 香港核心价值

发布时间:2020-03-29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对今天30岁到50岁的两代中国人来说,香港,曾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   国门打开前,作为英国在东方的最后的殖民地,这个弹丸之地简直是华人世界的奇迹:短短数十年间,它就由一个曾远逊于远东第一都市――上海的边陲渔港,一跃而成为世界级航运中心、自由贸易港、亚洲金融中心、东南亚交通枢纽、南下大陆遗民的文化飞地、东方好莱坞,南中国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香港的崛起,固然有赖于港人的勤劳、坚忍与创造力,也有因缘际会的另一面:大陆的封闭政策,使得香港成为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大陆和台湾的隔绝对峙,使香港自然变为两岸角力的中转站;东南亚各国的政局不稳和混乱,使得大量资金转移来港;还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零关税、优良的法律制度,各种因素风云激荡的结果,造就了奇迹的出现。
  而在一水相隔的深圳河对岸,中国大陆仍然在沉睡中。巨大的落差,自然吸引了无数的广东青年,“逃港者”,成了一代广东人心领神会的特定词汇。
  变化从1980年代开始。以广东为龙头的珠三角经济带的兴起,明显得益于香港的影响。这是一个渐进的、步步开花的过程:最先是袁庚先生主导下的蛇口开发区;然后是曾经的小渔村深圳;再是东莞、广州;进而是珠江口两岸,城市带和产业群集束炸弹一般崛起。
  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的边远落后之地,开始超越老大哥上海,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直到今天,缺少资源、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广东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8。
  这个过程,同样是香港北上的过程。
  首先是港资北上,抢占市场,第一站珠三角,然后北京上海,继而是其他主要城市,其中最有港式风格的,是囤积地皮开发房地产。这方面以罗康锐开发上海新天地为代表。在商人和资本的带领下,香港式观念、管理制度和偶像崇拜也深入大陆,迄今为止,华人第一富――李嘉诚仍然是大陆企业家们醉心追赶的第一典范。
  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除了港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创意产业,从2000年前后开始,金融业、律师业、会计师业、审计师业也纷纷大举北上。
  资本和观念的流动是暗流,显而易见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喇叭裤、双卡录音机、《上海滩》、霍元甲与“浪奔浪流”、“黄蓉”翁美玲之死、《英雄本色》的小马哥、二奶――这构成了两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唱粤语歌成为时尚,“搞定”、“分分钟”等新词汇出现在北方人口语中,香港明星开始具有呼风唤雨的魔力,二线演员汤镇宗因出演《外来妹》而咸鱼翻生。如果说早期的艺人北上,多少还带有某种自傲和居高临下心理,2000年以后,更多港星意识到,北上,将是无可逃避的大势所趋。导演徐克夫妇长期定居北京;关锦鹏、文隽、叶锦添等参加内地影片和电视剧制作;周润发、梁朝伟、张曼玉等超级明星出演张艺谋的电影;扮演“周璇”的张柏芝据说拿到了电视剧女主演的最高片酬――一集25万元……
  香港文化横行无忌,对大陆封闭的文化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以至早在1990年代后期,有着敏锐眼光和批评家犀利锋芒的京派作家王朔,挥笔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我看香港流行文化》,这是内地文化人对南方文化北上最早的警惕,充满精英心态的他甚至不无酸溜溜地把成龙的电影、金庸的武侠小说等比成“四大俗”。
  以1997年为标志,香港北上,和台湾西进一样,将注定是一个宿命般的历史名词。从中国大陆政府坚定推行市场化改革时起,这个趋势就已经决定了: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安全的投资环境、丰厚的利润回报,对全世界而言,中国,都是一个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当中国像一个巨型磁场,吸引了全世界所有商人、企业家、政府官员、作家、记者、流浪汉、冒险家、以及普通旅游者的目光时,香港融入中国大陆,已成了一个铁律(更真切地讲,这也是香港的幸运:地利之便,同文同种,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都为香港的竞争力大大加分)。
  1997年,对大陆而言,也许并不像1976、1992年等年份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反对于香港,回归以来的十年,恐怕是几代香港人刻骨铭心的十年。金融风暴、萨斯肆虐、香港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后退、失业率上升、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区位优势下降,直到近几年来,香港经济才开始复苏。当然,离黄金年代还有距离。
  学者陈冠中在他的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对香港人失落、自我怀疑、以至痛苦不安的心态有着明澈的描述――这个十年对香港人最大的心理打击是:突然之间,我们不再是无所不能了。
  经济问题必然牵涉到文化问题。一个曾经棘手的文化现象是:“爱国”和“爱港”,“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几乎每个普通香港市民,都遇到了这一身份认同的困惑(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两者结合一体)。伴随着香港经济地位的相对后移,香港人对如何看待大陆、如何看待自己的国民身份,一定会经历兴奋、迷茫、游移甚至是彷徨的复杂情感。
  无论怎么看待“五十年不变”,一个必然的趋势是:香港正在逐渐融入中国大陆。从一个过去全方位领先大陆,并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公民社会等各个领域有值得学习之处的英殖民地、自由的花花世界、中国大陆最南方的华人大都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与大陆的经济、文化、政治紧密度越来越强、越来越要“随着大陆起舞”的一个特区。
  换句话说,一个北京,一个香港。一个是过去冰冷的政治之都,代表严肃、计划经济、战战兢兢,一个是充满魅力的商业大都市,感性、活力、自由、享乐、开放。过去,两者遥遥相隔,互相观察,互相打量,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北京南下了,而香港北上了。这个趋势恐怕是必然的,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内,香港,正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中国政经大共同体中的一部分。
  几年前,香港知识界曾有过“核心价值观”的讨论,这次香港众多社会活动家、重要文化人的集体发声,除了延续1980年代中英谈判以来有关香港前途与命运的一贯讨论之外,还有着浓厚的特定时代的氛围:萨斯,经济持续低迷,民众自信心的迷茫与丧失。
  几年过去了,这个命题的核心疑问仍然存在:在香港必须北上,中国内地已成为香港经济强大后盾的背景下,香港何以自处?香港经济的“重现繁荣”能否变成“持续繁荣”?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这不是文人伤春悲秋式的无病呻吟。在这几年中,香港公民社会的悄然发育、新闻自由的进与退、普选时间表的争执与胶着、选举制度的持续推进、多元文化的维护与尊重,都成为这一时期经济与民生话题外重要的公共议题。有人谨慎发问:经济利益的获取,是否必须要以本土价值观的过渡性妥协为代价?
  换言之,香港之于大陆,是否应该消泯个性,丧失其已经形成的鲜明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特色,化为大中华区“泯然众矣”的一分子?
  25年前,当中英香港归属问题谈判急弦繁管地进行时,名报人查良镛撰文提出他对香港前途的思考:自由+法制=繁荣+稳定。在他略带古典风格的政治观点里,还没有“民主”这一选项。
  如果暂时搁置经济问题的兴衰起落,放眼更宏大的历史坐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发问: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曾互为犄角、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的两岸三地,将怎样导引大中华共同体迈向更持续的繁荣、发展与和平?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也见证了由威权政体转向民主化的台湾的民主乱象。由于政党对立,不良政客操弄政治议题造成民心分裂,社会对抗,台湾陷入空转。也许,司法独立,以及深入人心的法制文化,才是平复台湾乱局、抚慰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清凉剂。
  是否可以这样描述未来大中华共同体的美好远景:自由+法制+民主=繁荣+和平+稳定。
  作家钱钢写道:香港对内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有条件尝试为华人社会创造长治久安的制度:如何经由制度,让政府和市场找到各自的角色?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不容忽视的贫富悬殊问题,造福普罗大众?如何在关注民生的同时,避免福利主义民粹主义兴起、经济活力丧失?如何真正尊重思想,尊重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不让追金逐银的“中环价值”吞噬素朴的传统文化和自然的山水环境?
  我们想,这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以及未来的台湾可能做出的贡献。
  船小好调头,在华人社会追寻长久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一切制度和文化的探索,无论得与失、悲与喜、教训和经验,对于尚在寻求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都将有着意味深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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