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留学生的故事 [三个留学生的德国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德国留学的在校注册中国学生已有三万名，这些中国留学生将是未来中德两国经贸、社会、文化交流的支柱 　　 　　简策 　　会三门语言的青年画家
　　
　　
　　这个典雅文秀的中国少女身上，有一种让中国人和德国人都赞叹的美。
　　对德国人来说，她的披肩黑发、柔嫩皮肤，小葱般苗条挺拔的身体，有着罕见的东方韵致。对中国人来说，她的单纯和透明，朝气勃勃又低调谦逊，同样是国内同龄人的稀缺品质。
　　简策，1984年出生于中国山东，1988年还只有4岁，就跟随在德国留学的父母来到这里，当起了小小留学生。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成为柏林艺术大学油画系的学生。
　　以“品学兼优”来形容年轻人，老套得很，不过放在简策身上，仍然适合。她从小喜欢绘画，一直跟从国内来柏林发展的几位知名画家学画，曾在欧洲中学生绘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同时，她的所有功课，包括数学、作文都很好，毕业考试数学满分，英语满分，成绩位列全校第一，总分为1.1分（德国学校1分为最高分）。
　　以她的履历，她可以申请德国任何一所著名大学。但她选读了柏林艺术大学。本来父母亲只想她把绘画作为爱好，她考虑良久后还是觉得，“画画是最愉快的事”。
　　这个中国女孩真正享受到了德国教育尊重个性的成果。小时候有天放学回家，小简策径直向父母宣布：“我要有个德文名字！”她名字的中文发音，对德国儿童来说太难了。于是，Cristina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了现在。
　　父亲在柏林自由大学工作，父亲的“领导”――大学里的教授对简策一家人非常友好。双方都熟了后，教授想让儿子马丁跟简策学习中文，在一次家庭聚会时，教授特意单独把六岁的简策带到一边，亲自问这个小女孩：“马丁想跟你学中文，行吗？”简策干脆地回答：“不，我不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双方家庭还是照常交往，她父亲和教授一共事就是十多年。
　　由于从小成绩好，老师想让她跳级，她不想，因为班上有几个她喜欢的同学，于是不跳了。
　　这种西方自由教育的好处，简策一直到回中国探亲后才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她表妹喜欢音乐，高中毕业后想报考音乐学院，学校反对，家长也反对，结果只能作罢。
　　就是画画，也是自主学习的结果。在幼儿园时，她喜欢玩骑马的游戏，“想自己养马”，认字后就自己到图书馆找跟马有关的图书看，最早她父母为了鼓励她看书，看一本书给她28分零花钱，她一口气看了120本，看到100本时，不要钱了，开始想用画笔把马的形象记录下来。这样，简策一步步走上了绘画之路。
　　柏林艺术大学是德国的最高艺术学府，只有德国第一流的艺术家才能在此执教。每年只招收三四百名学生。简策很幸运，成为应届考入的极少数学生中的一个。
　　现在她已在艺术大学读了四年，受益于德国大学教育的优良制度安排，在艺术大学念自由创作学位的同时，她还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艺术史的硕士学位，还经常到柏林洪堡大学上课。
　　这使她具有了比一般中国青年艺术家宽广得多的国际视野和创作背景：通晓中文、德语和英语，既能创作油画，又有深厚的学术修养。
　　她是在双语环境下长大的。她父母在家都说中文，她也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简策看中文书还有些困难。她有个想法，回国内深造一段时间，既补习汉语，也加深对中国的了解。
　　“他们肯定觉得我头脑简单！”简策自己也呵呵笑了，她知道这句在德国的表扬话，在中国就是骂人的。
　　在她的大学画室拍照时，简策特地换上了画画时常穿的工装裤，上面还有星星点点没有洗净的油彩。
　　“这样自然点。”简策说。这个素面朝天的女孩，还没穿过晚礼服和吊带裙，还不习惯把自己天然的美，大大方方地展示在外人面前。
　　
　　张珏
　　有没有拍卖行派我回中国
　　
　　张珏身上有着东方女孩的精巧和男孩般的爽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在地铁站等记者，短发，腰杆挺直，黑头发清新，让人一眼就把她从人堆里“摘”了出来。
　　可是再打量，她穿仔裤，一只裤脚好好的，另一只却挽到小腿处。这当然不是柏林年轻人的时尚穿法，她却浑然不觉，只顾风风火火地带记者走路。
　　
　　当天是德国的一个宗教节日，全国放假，作为前任柏林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副主席和自由大学分会主席，她和继任者组织留学生在一个公园里开PARTY。野餐，打排球、玩游戏，她自己也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
　　这个娇小可爱出身普通的温州女孩，曾想考杭州的中国美院，后来读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德语系。没想过出国，却在20岁那年懵懵懂懂地到了柏林自由大学。那是1998年，还有一年她就大学毕业了。她说，要不是母亲鼓励她出国，今天的她，也许早就在国内嫁人了。
　　现在的她也结婚了。如意郎君正是在德国认识的，北大德语系硕士留学生，“能讲一口普通德国人都不会讲的典雅德语”，而且，“人长得非常帅”，谈起丈夫，张珏的喜欢甚至崇拜溢于言表。
　　张珏是个幸运儿。除了美好的婚姻，找工作也非常顺利。刚来德国时，她申请做学生辅导员。这份学生工是个“美差”，一个月只工作80小时，报酬有800欧元，足够租房和伙食费了。正因为此，要排队登记，竞争者中不乏博士生，不过她还是幸运胜出。
　　加入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是受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影响。由于她性格开朗，处事灵活，组织能力很强，很受留学生信赖。去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德国，作为“优秀海外学人代表”，她还单独和胡主席合影留念。
　　张珏当然也经历过艰辛。她在德国的第一份兼差是到医院洗衣房打工。早上六点上班，四点半就得出门，每次都要把几百条被单甩开清洗，从早上干到下午，一下班就累得筋疲力尽。可是，当家人从国内打来电话时，本来眼泪都已在眼眶打转了，她迅速换成轻松的语调，“开开心心”地聊天，“干吗要说不愉快的事呢！”
　　快毕业了，研究二战后德国文学的丈夫已博士毕业，回国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教。她学的是东亚艺术，最适合她的是在上海找家艺术博物馆工作，她问过，可人家答复了：“（背后）没人是进不来的！”
　　“有没有拍卖行，愿意把我派回中国？”想到这个“美事”，她自己也甜甜地笑了。
　　
　　黄礼登
　　再用三年拿下博士学位
　　
　　留学德国的两大障碍，黄礼登都结结实实地撞上了。
　　首先是吃饭问题。德国大学不收学费，但每个月最低生活费也要500欧元，相当于5000元人民币。黄礼登家在四川一个小城市，条件并不宽裕，他大学毕业后只工作了三年就来到德国，手头并无太多积蓄。
　　
　　刚来时由于语言不通，除了到餐馆打黑工，更多是要到建筑工地干体力活。过去是受人尊重的大学生、“国家干部”，现在要和一群黑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挤在一起找工作。这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日子。当搬运工时，他曾搬得胳膊肿痛，血脉曲张，好像形成了血块一样。
　　这种体力活他干了一年多。除了锻炼意志之外，这反而给了他一个额外收获――健壮的体魄。
　　还有语言难关。他过去只在大学选修过两个月的德语，在德国先读了一年语言学校，通过后才获得读大学资格。跌跌撞撞中，黄礼登找到一个好办法，有德国学生想学中文，招室友，黄礼登赶紧联系上，两个人约定：绝不说同一种语言，你说中文，我就说德语。这样才有了长足进展。
　　1998年，黄礼登从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毕业，之后考进北京市检察院，成为一名颇有前途的检察官。当年他准备离职出国时，很多同事劝他，母亲也不理解。他的想法很朴素，只要能学到真本事，以后回国一定还有用武之地。
　　和他同年进入检察院工作的同事，有的已被提拔成副处长了，检察院派出的赴德国考察团来了柏林，他还特意去看望过。
　　五年下来，他已拿到法律硕士学位，还准备再用三年拿下法学博士学位。为提高德语能力，他还在念汉学系的硕士学位。他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在宪法学上，准备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对宪法学的兴趣还是从“孙志刚案”开始的。非常关注国内时事问题的黄礼登在研究了德国宪法后非常感慨：“仅从法理上说，这在德国也是不可想象的。”
　　有个最新的案例也对黄礼登有所触动。一个新纳粹团体被明文取缔后，不服而向法院上诉，认为这完全是德国国家安全部门派出卧底，打进团体内部不断怂恿鼓吹纳粹思想的结果，并不符合他们团体的真实状况。这也给宪法法院出了道难题，目前还没有给出判决。
　　已颇有严谨气质的黄礼登说，等这个案件审结宣布后，他想写篇文章，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分享给国内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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