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西湖门票官网【上海感受与唐山印象】

　　投蓝营票的本省人(第三天　台东　晴) 　　早上从花莲的寿丰站上车赴台东。11点多钟抵达，W小姐来接，她是我在台北的朋友C先生的学生。在附近一家小餐馆简单用餐以后，她开车带我去她认为台东最好的海滨。那是一个很优美的海湾，在小咖啡馆的露台上，一眼望出去，雪白海浪在蓝色的太平洋上翻滚，远方朦胧隐现一个蓝色的小岛。台东被认为是台湾最偏远落后的地区，台北人很少来这里，大陆来的就更少了，但这里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公共设施也不错，实在没什么落后的感觉。
　　W小姐是个热心的人，一路上说到大陆满怀欣羡，不住地说大陆真大，好玩的地方真多，台湾太小了。其实她从没来过大陆，只是从来过大陆的朋友那里听说上海的一些情况，所以多次向我说上海发展得真快。遗憾的是由于她是公职人员，不能随意来大陆，要退职10年以后才行。W小姐的祖父已来过大陆3次，特别喜欢上海和杭州，也许她受了祖父的影响。
　　我在台湾听得最多的话，就是台湾人说上海好。只要我对陌生的台湾人自报家门，说来自上海，对方眼神里就会显出由衷的倾慕。一次在台北街上遇到一位牵狗的青年，要把他的小狗卖给我，我说我回大陆无法带狗上机。他一听说我来自上海，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上海人比我们台北人有钱。从这句话你可以体会到上海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印象。台湾的电视上常有主持人说，“到了上海才知道什么是钱少，到了台北才知道什么是吵闹。”
　　
　　再回头说说这位W小姐。她是地道的本省人。300年前，她的家族从广东那边迁移过来，原先住在彰化，后来全家迁到台东。她说，她是四分之一的客家人，四分之三的闽南人，受过教育的普通台湾青年。我偶然问起她票投给了谁，她说投给连战(作者按：此时是2004年)，原因是陈水扁4年来没有给公务员加薪，物价却上涨了许多。但她并不认为连战就好，只是找不到更合适的候选人，不得已投票给他。
　　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本省人，从来没有去过大陆，却对大陆来客如此热情友好，谈起大陆来也总是由衷称赞，而且也投蓝营的票，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我们太容易形成简单化的概括，往往会不自觉地把丰富的现实生活简化为一些刻板的印象。我想，其实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一方面台独人士出于政治操作的需要，不断通过民主制度的各种竞争性的渠道，宣传台独理念，并不断炒作悲情意识，把本省人说成“受难者”，把外省人说成“侵略者”，将原有的排他性地方主义激活。这确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有人说，台南甚至形成这样一种话语，“哪怕阿扁是强奸犯也要选阿扁，因为他代表本省人的利益。”这当然是选战时的极端言说之一。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地方排他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一种表现。)而另一方面，南方本省人在现实生活中，在10多年的两岸经济互动的过程中，在不断地往来于两岸的见闻中，形成了个人活生生的经验，正是这种经验在民间的存在，抵制着台独对大陆的妖魔化和意识形态化。
　　
　　当过日本兵的“国军”(第三天　台东　晴)
　　
　　下午参观原住民博物馆。大概3点多返回原住民旅馆(房费是每天900台币)，是一个很干净的榻榻米，设备齐全，一觉睡下去，7点多才醒来，天已经黑了。
　　从宾馆出来，走到一条小街上，在一家小面馆用餐，然后漫步到附近的小杂货店，买明天早上要喝的盒装牛奶。与杂货店老板闲聊，没谈几句就听出这位83岁的老人可能是位大陆过来的退役老兵。因为他说的是一口带河南口音的普通话。
　　他的经历十分奇特。他原先是冯玉祥的国民党军士兵。1940年他19岁，在战斗中被日本军队俘虏，于是就参加了日本军队。1942年到了台湾，成为驻台湾的中国籍日本兵。后来又随日军驻菲律宾、印尼、甚至驻日本本土。到抗战胜利，他从日本返回大陆，居然又第二次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并又于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随国民党军来到了台湾，1950年代后期退伍。退下来后他在台东气象站工作直至退休，至今还拿一万元退伍军人费。说话间他顺手把一份气象局的过年慰问信递给我。原来气象局逢年过节给他寄发慰问信，40多年来从没有中断过。
　　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自己的从军经历如何解读。以他的谈话来看，他对这一段经历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他说当兵就是为了吃饭，哪里有饭吃就在哪里当兵。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放大到10寸的穿日本军装的相片给我看，那是他21岁时照的。这肯定是他最得意的一张相片，否则他决不会留到现在，并放在手边随时可以拿到的地方。相片里的他有点胖，颇有点神气活现的样子，看来在日本军队里吃得很好。我问，你从日本回到中国大陆，再当国民党军，军队里有没有歧视你这个前日本军人?他说这很自然，国民党军队里过去也有日本士兵。
　　我问他，在国民党军队与在日本军队当兵，有什么不同体会。他说，中国人什么都知道，但知道了并不一定去做，什么都说得好好的，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他说的大概意思是言行不一)而日本士兵只知道服从上级，此外什么都不知道。他还说，部队里的新兵最容易死，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懂，而老兵则很喜欢打仗。我问为什么。他解释说，因为平时有军纪要求，打仗前就会放任军队自行其是，这时出现烧杀抢事件也没有人管。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国民党军队还是日本军队，也不好再问。这位83岁的老头看上去身体相当健康，头脑也很清楚。而最使我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普通人最敏感的政治是非观念。在他看来，他就是个可以为任何人卖命的职业士兵。
　　1980年代初他回过一次河南老家，此后再没有去过。他在台东度过了半个世纪，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再想家。他的小店很凌乱，也不太干净。两个儿子在西部工作，都是当警察。我告辞时，他站起来送我到店外，与我握手告别，说了一句，今天见到家乡人了。
　　就从这样一位老人身上，我体会到了两岸政治文化上的差异。在台湾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意识形态的是非价值观念，相对而言比较弱化。在国民党当政时，只要是为台湾服役，官家对于士兵以前的经历并不看重，甚至可以完全不予注意。一般民众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这位冯玉祥的士兵可以一变而为国民党军人，又一变而为日本兵，日本战败后，这位日本军队士兵回中国，居然还是可以参加国民党军，在台湾也没有受到什么政治压力。他之所以能保留那张日本军人相片，并毫不介意地拿出来给一位来自大陆的陌生人看，说明在这里这种事司空见惯，从没有受到过政治上的追究。
　　而在中国大陆，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对政治效忠的要求要远为严格。“文革”时期，哪怕是在国民政府时期参加过国民党的小公务员，也成为严厉追究的对象。我们有很强的“政治正确”的观念。如果这位老人在大陆，把这样的穿日本军服的神气活现的照片拿出来示人，其后果不堪设想。不过，随着时代变迁，历 史上形成的政治标准逐渐淡出也是自然趋势。1980年代有一句颇为流行的政治用语，叫作“爱国不分先后”。只要爱自己祖国，过去信仰什么主义已经并不那么重要。这正表明我们的价值观念也有变化，台湾与大陆都还在经历这一过程。
　　
　　你们不像“唐山人”(第四天　屏东　晴)
　　
　　早上8点半F先生来接我去火车站。9点整列车从台东继续南行，向屏东进发。一路上我继续在手提电脑上写日记，以免事后追忆失去新鲜亲切的感受。
　　11点40分抵达屏东。L先生穿着双塑料拖鞋，开着一部很旧的轿车来车站接我。他给人的第一感觉是为人豁达开朗，在他面前你会毫无拘束。他的身份很特别，作为台北某大学国际关系方向的博士班学生，几年前曾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研究了一段时期，对大陆可说是相当了解。然而，他现在的正式职业却不是做学问，而是台南地地道道的普通养猪个体户。
　　L先生一家三口人，加上雇了一个帮手，经营着一个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养猪场，一共养了2000头猪，还开了一家饲料厂。他自愿选择养猪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角色跨度如此之大，却能乐在其中，实在令人印象深刻。他是土生土长的南部人，今后两天我可以无拘无束与他交谈，这实在是了解一位典型南部草根知识分子兼农民企业家想法的好机会。后来的一切表明，这确实是台南之行收获最大的一天。
　　在路上，他边开车，边把话匣子打开了。他的第一句话就十分坦率。他说，你们大陆人变了，变得与台湾人原来想象中的“唐山人”(台湾^对大陆人的传统称呼)有很大不同。他在几年前到过大陆并在北京生活过两年。他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大陆人大概经过了革命，不太懂得宽厚之道，总是咄咄逼人，像个家长那样以势压人，而台湾人心目中的“唐山人”原本是非常温良宽厚的。
　　他又举了个我早就听说的著名例子。“非典”流行时，一位台湾记者在国际场合曾经追问当时中国驻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官员什么时候可以到台湾指导防范“非典”的工作。这位大陆官员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这个镜头，成为比任何广告播放次数都多的镜头，每隔几分钟就出现在台湾电视的各个频道上，在台湾几乎无人不知。
　　这一次我仍然为我们的政府进行辩护。我说即使这位官员是这样，他也是个别人，不代表大陆人对台湾的态度，绝大多数大陆人决不会这样对待台湾同胞。我举了一个台湾老人自己告诉我的例子。这位老台胞几十年来第一次返乡，载他的汽车碰坏了某个村子里村民的一面墙，主人听说是台胞，就主动说不用赔了。
　　L先生不为所动，坚持以这位官员的例子来证明“大陆人的人性已经被扭曲了”，失去了起码的同情心。他说只有生活在家长制下的人，才会养成如此冷漠而近乎残酷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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