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通胀，还是增长优先？]长波衰退中的增长与通胀

　　7%的增长率，是我们保证就业和经济不至于崩溃的底线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第30个年头，而在这一年里中国经济也遭遇了之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以猪肉为发端，物价突然发力上涨。官方寄希望于猪肉、粮食的生产周期回调而将通胀遏制在“结构性”之中，而事情的发展并未在预设轨道中运行。我们的预测错了，猪肉的问题并不出在猪的身上。一段时期以来，以房地产和出口加工企业为代表的城市经济能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高的收入，农民因此离开了农业，本应用于猪肉生产的资源转移到了其他部门，猪肉价格的上涨其实是经济过热的结果，而非原因。
　　仅仅是过热的经济导致的通货膨胀还不足以令决策层乱了方寸，“软着陆”是中国经济管理部门擅长的。但今时不同往日，中国之前成功遏制经济过热的法宝遇到了全新的问题。经历过多次过热的中国经济之所以一再成功“软着陆”，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力量的民营中小企业始终保持着活力。尽管宏观政策一再紧缩，民营企业却因为自有的融资渠道和生产方式免受影响。
　　其实民营企业并没有什么秘密武器，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保证了低成本的生产，而低成本武器在世界各地所向披靡。但是现在转折点已经来到，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对民营企业来说，劳动力成本不再是可以忽略的问题。成本上扬带来了销售的困难，资金链紧张使得曾经低廉的地下金融成本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已经不能独立于紧缩政策之外，此次受到的影响与国有经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既要防通胀又要防衰退的困境，使我们想到一个相对遥远的词汇――“滞胀”。严格来说，现在中国10%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离滞胀定义中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状况相去甚远。但是中国的特殊性，决定着这种比较又有着合理的部分，7%的增长率是我们保证就业和经济不至于崩溃的底线。
　　对于中国目前的困局，国内和国际的经验仅具有参考价值，我们所面对的经济形势已经不是20年甚至10年前所能比的，全球化已经将中国深深地嵌入国际经济整体之中，目前所有的问题是国际经济周期的延伸。
　　全球经济在网络泡沫破碎之后经过了长达7~8年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了衰退周期。即使没有任何事件发生，高增长、低通胀的好日子也已走到了尽头。不巧的是次级债危机在这个时点爆发了，美联储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以罕见的速度减息，这一过程将经济危机转化为流动性过剩，在世界范围传播。通胀的源头在美国，其表现则是全球性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已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两位数通胀的煎熬之中，与之相比中国的通货膨胀显得还不那么严重。
　　受国际经济局势所限，现在中国的宏观政策空间相当狭窄，所谓的紧缩货币政策集中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数量型工具，而加息等价格型工具却受到美联储不断减息的限制无法施展。目前虽然美联储暂时停止减息，但由此认为美联储政策转向未免过于乐观。衰退问题更是事关全球经济冷热，如果美国经济衰退成为现实，中国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影响。据权威机构研究表明，美国经济增长若像预测般放缓0.7个百分点，则中国经济放缓0.94个百分点；若美国经济增长放缓1.7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放缓2.28个百分点，其中受影响最大的部门就是外贸，而出口企业正是中国民营企业集中的部分。
　　等待不是等死，我们并非无事可做，目前中国经济中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政府应该发出明确信号停止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并没有一个所谓合理的区间，对于将要升值到什么地步各种说法给出各不相同的区间，若放任升值很可能带来本币暴涨暴跌的不利局面。停止升值既有利于缓解通胀，又有利于减轻企业压力。
　　第二个就是理顺资源价格扭曲的现状。出于对通货膨胀的考虑，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压低能源、资源价格。结果一方面造成了能源、资源的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也造成能源、资源的低效配置和浪费。对于管制价格抑制通胀的办法是否有效，尼克松时代的美国会给我们启发。为应对滞胀危机，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实施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核心内容就是实行工资物价管制和停止用黄金兑付美元，第一次管制仅仅执行了两个月就以煤矿工人增加工资15%宣告破产，而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上涨3.2%。尼克松至此仍未放弃对管制价格的迷信，并认为前期政策失败是因为管制力度不够。1973年6月他不顾一切地再次实施价格冻结，却在1974年最终创下了物价上涨12%的历史最高纪录。
　　理论和历史都已证明，管制价格只能带来经济的扭曲，而无助于解决通货膨胀。改变资源价格扭曲的现状，对合理配置本已稀缺的资源意义重大，长期来看，高效、合理的市场体系，对于经济中的风险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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