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制度_以三大经济制度难点迎接兔年

发布时间:2020-04-03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我们在财富创造与分配机制上已出现梗阻,再不治就晚了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考虑到了技术上的方方面面,但对于制度改革却鲜有涉及。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到改革的深水区,如果没有制度进步,技术进步难以成功,局部成功将付出生产率下降、民财耗竭的巨大代价。
  第一个制度性难题是地方财政困境。中国的分税制后遗症造成了中央与地方财政、责任之间的不匹配与不均衡,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财政依赖模式,以土地财政为主导,辅之以政府投融资平台向银行借贷,地方政府成为市场主体深入项目。
  这一模式业已穷途末路。在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2010年土地财政收入达到创新高的2.7万亿元人民币,证明土地收入已经达到地方财政的50%以上,土地财政失控。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台高筑,1月14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大约高达10万亿人民币,这批债务主要在2008年之后形成,可能在2011年爆发。这意味着银行将不得不核销债务,最终成本将落在储户和银行股的购买者头上。
  土地财政过于重要尾大不掉,地方政府继续以基建与房地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惟一的生财之路就是土地财富变现,一些城市已经把每一寸地皮质押融资,房地产与金融机构血脉相连。因此,地方政府不可能真正调控房地产价格,这样做等于地方财政自杀。
  如果为财政所胁迫继续依赖土地财政,未来数年,中国经济必然败在土地财政上,改革成果将因为土地掠夺而土崩瓦解。中国的土地是一场改革或者革命的导火索。何去何从,取决于当下的政策。
  第二个制度难题,改革缺乏正义性,缺乏理念。
  开征房产税是解决土地财政的开端,对于意义如此重大的改革,相关部门的态度却出奇的暧昧,既没有对未来30年改革的路径设计,更没有把房产税与土地财政剥离,没有对推出房产税后进行公共财政等系列改革,向纳税人做出哪怕片语只字的说明与承诺。
  这只能证明两种可能:或者,相关部门确实没有明确的理念,改革的关键时刻没有掌舵者;或者,相关部门没有人愿意出面处理此事,试图通过小规模试点以观后效,后果同上。
  只有财科所所长贾康对媒体勇敢地表示,东部地区以房产税、西部地区以资源税取代土地财政。很可惜,权威部门至今未发声音,导致民情汹汹,将开征房产税与开征燃油税等同,视为剥夺民财的另一个手段。
  不要再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借口替自己盖上遮羞布,要知道,30年前摸着石头过河起码宗旨是明确的,往市场化方向与民众富裕的方向前进。
  第三个难题是资源配置问题,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核心资源配置在向国有企业集聚。改革开放30年,如果达成的共识是行政力量主导的进步,这是对中国亿万人改革努力的亵渎,也是对近在眼前的历史的无耻玩弄。如果“北京共识”只意味着行政强权配置资源的欢呼,我们就该把所谓的共识扔进垃圾堆。
  中国30年筚路蓝缕的强大,绝不仅仅是因为行政手段强大,而是一连串有利因素叠加到一起的结果。起码包括如下因素:民间力量开始越来越深地参与市场配置,吃苦耐劳的公众将钱存在银行,使政府能够轻松地通过银行将资金输血到大企业解决资金死结,土地资本兑现为财政困难买单。一旦上述某个量单出现逆转,会发生什么可怕的后果――民间财富再也无力负担高房价,银行坏账如2003年之前一样猖獗,中国民营企业再也无法负担高额成本――最后的决堤总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事件爆发。
  制度改革的滞后背后就是市场机制的失灵。我们一再看到悖反事实,中国处于高铁大发展阶段,技术进步订单滚滚,但高铁公司的赢利前景却让人担忧,沙特项目的亏损再次提醒我们,高铁大型企业并不遵循普通的商业逻辑;2010年中国银行体系的税后利润会首次超过一万亿元;我国央企的盈利首次达到一万亿,但财政任然捉襟见肘、民生依然艰难,所有的一切提醒我们,在财富创造机制、财富分配机制上已经出现严重的梗阻,再不治,就太晚了。
  改革关键时期,需要对真实历史的尊重形成共识,需要对市场的尊重推进市场机制改革,以理智的头脑与对常识的敬仰,向明确而勇敢的决策致敬。物畅其流,民乐其生,自古以来,就是经济根本。
  以此文,迎接即将到来的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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