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二）】

　　刘少奇与毛泽东：两种群众观和两种群众运动方法

　　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提出了“公众”与“人群”这一对二元对立概念。“公众”和“人群”都是一群人，但它们具有本质不同：“公众”里面的人具有独立思考、冷静批评、理性讨论的能力，而“人群”中的人则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公众”里的人是多元的，各不相同的，而“人群”中的人则是人云亦云、众口一致的，因为他们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而只会随声附和领导和大多数人的意见。比塔尔德的论述更通俗也更著名的，是古斯塔夫．勒．朋的《人群心理学》，该书在二十世纪初影响极大，勒．朋同样认为：人群是被情绪所控制的，易于受暗示和催眠术所感染，比如人群中的个别过激行为就会互相传染，导致整个人群趋向疯狂，难以控制。[15]塔尔德和勒．朋的人群心理学，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实证基础上，在当今的社会科学中，早已成为陈旧简陋的古董，相当于十八世纪的“放血疗法”在当代医学中的位置。然

　　而，其观点论述很接近人们的日常直觉，因此，我们能发现许多人对群众的理解都近似塔尔德的“人群”。

　　这里，是想引用这种对人群的理解来说明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两种不同的群众观。刘少奇在其著作、讲话中，从不忘强调群众路线，但再仔细解读，研究他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不难看出，他心目中的群众，很接近塔尔德的“人群”。在刘少奇那里，群众很容易被权势阶层所胁迫和欺骗，他们的言论经常是被地方干部所操纵，从而众口一致，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心话。而一旦在正确领导的劝慰、诱导下，就会纷纷打开心扉，向党交心。在刘少奇心目中，群众的最主要优点，就是人多力量大，声势大，但缺点是：一旦发动起来，就容易有过火行动。

　　而毛泽东的群众观更接近塔尔德的“公众”。毛泽东同样也强调群众的数量优势，并经常在“群众”前面加以数量冠词：“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等等。[16]，同时，毛泽东还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把“议论多”作为群众的一条首要优点，这里所称赞的，不止是议论的声势大，而且是群众的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亦即一种意见的多元性。毛泽东重视群众的智慧和群众的首创性，珍视人群中的异端思想，期待群众中不同思想之间的辩论，主张在这种辩论中，“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
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
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17]

　　和这种群众观相联系的，是毛泽东所主张的群众运动的搞法。假如说，刘少奇时刻强调群众的现实利益，那么，毛泽东则更关心群众的言论权利、思想权利，这和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化艺术、教育媒体等上层建筑领域相一致的。因而，毛泽东把言论表达视为群众运动的中心：“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18]

　　在刘少奇那里，群众运动的重心在于政治精英的领导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搞法主要是从上至下的。言论、信息在刘少奇的群众运动中，主要不是由群众来掌握和表达的，而是需要对群众实行分类排队、内外有别，运动的宗旨、政策由政治精英所控制甚至保密、透过官僚等级有序地向下传达扩散。这一点，将在下面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回顾中说明。

　　毛泽东和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也非常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群众运动是从鱼龙混杂的不同观点开始，经过辩论，群众进行思考和自我教育，观点进一步转化、分化，逐渐克服思想上的混乱，从而出现阵营分明、是非分明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锻炼人们的鉴别能力、明确对立面、将落后、反动的因素孤立、暴露出来的过程。比如毛泽东所描绘的一个群众辩论的典型发展过程：“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即：‘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几个学生里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人就孤立了。”[19]

　　刘少奇也反复提到“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但他所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在一开始，是惰性的，需要政治精英反复耐心的启发、诱导，他们才敢于讲出他们心中的真话，一旦将大部分群众都启发、劝导成功了，群众就发动起来了，这时的群众就会类似于一种情绪化的、感染上兴奋症的人群，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过火的言论、过火的行动，这时政治精英的任务就是以其清醒的头脑，限制群众的过火言行，强调政策，也就是对运动进行“纠偏”。因而，在运动初期“宁左勿右”，在运动后期“宁右勿左”，就成为领导运动的一个要诀。容易看出，刘少奇心目中的“群众运动规律”，和塔尔德的“人群”的盲目性、非理性形象，是非常吻合的。

　　这里，提到了“左”和“右”，这是一对多义的、经常被搞得混乱的概念。比如，在当今主流和官方的回忆录文学中，毛泽东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党变修、国变色”危险的强调，对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强调，是谓“左”，同样，在政治运动中，采取简单粗暴、暴力体罚的办法对待干部群众的作法，也谓“左”；
但问题在于：毛泽东强调前者，却从未提倡后者，是政治运动的各级推行者，把“阶级斗争”的主题庸俗化、歪曲化为对干部群众的残暴迫害，在这些推行者之中，就包括刘少奇和王光美。而恰恰是毛泽东，才纠正了四清中的第二种“左”：即简单粗暴地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群众。下面，就让我们通过对四清运动的一些回顾来说明这些复杂问题吧。

　　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当时中共领导层的共识下发动的。这个共识就是：通过运动，解决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20]]1960年起，毛泽东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挂帅，亲自作镇指挥四清运动。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不同场合下对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的文件，对四清运动起了主导作用。

　　196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久，刘少奇则提出了更有操作性的说法：“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插话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于是就接过这句话，不断发挥、加码，说“三分之一打不住”。毛泽东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

　　1964年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最後定稿。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所谓“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

　　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21]薄一波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22]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23]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发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前后文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24]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朋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少奇所提倡的其他几条工作方法，也带着他所特有的精英主义群众观的深深烙印，以及套用白区地下工作经验的痕迹：“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25]这是再次重复他1961年“微服暗访”的主题。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印发《后十条》的通知中，特别强调：“这个通知只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工作队，不要在群众中宣读。”[26]后来，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二十三条》对刘少奇这种向群众封锁信息的作法提出批评，认为“运动一开始，就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来意，把政策交给

　　他们”。

　　在另一次讲话中，刘少奇说：“你们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华东局书记下去，不见得搞得过基层干部，不见得斗得赢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因为你什么也不知道，他有一套，你们一举一动他清楚，他的一举一动你们不清楚。你们开始下去，要做秘密工作，你们的工作布置不要漏出去。……强龙难斗地头蛇。”[27]

　　几乎和印发《后十条》同时，刘少奇以中央的名义将《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正式转发给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这就是著名的“桃园经验”。这份洋洋六万多字的冗长文件，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介绍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进行四清的经验。这篇报告所介绍的“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因此给了我们一批生动的例子去了解刘少奇的群众观和群众运动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比如：重视妇女工作、为群众作红娘等等。然而，问题在于：她和其他许许多多党的驯服工具一样，是刘少奇式的哲学和政策的推行者，同时也是其受害者。

　　刘少奇努力地把“桃园经验”作为四清运动的标准操作模式在全国推广。刘少奇让王光美随同他到各地视察，让她给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的干部现身说法。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因为表示不盲目执行“桃园经验”，招致了刘少奇大发脾气。[39]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参与的、天津市委写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是和《桃园经验》类似的一个样板，“小站经验”同样是在刘少奇的思想指导之下制造出来的。在刘少奇的积极推荐下，中央也转发了这份报告。[40]

　　刘少奇领导下的四清运动，特别是在《后十条》和《桃园经验》转发到全国之后，普遍发生打击面过大、体罚、武斗和自杀现象。比如：山东省曲阜县东郭大队是名副其实的红旗单位，可是在四清中，工作队不从实际出发，而是按照“桃园经验”，将所有大队干部隔离反省，劳动模范、支部书记郭守明全家被斗，给当地工作造成很大损失。在许多地方，甚至多次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北京郊区通县，去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多个工作队打了人，自杀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

　　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各地代表多少将这种严重情况反馈给中央和毛泽东。从这时起，毛泽东就表现出对刘少奇领导四清运动的方法的不满，并发展成为和刘少奇的公开分歧。1964年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秘密扎根串连”、“实行大兵团作战”、“对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等作法表示了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41]对于“人海战术”，毛泽东批评说：“听说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人？哪里调这么多？……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为什么不能让当地几十万人参加四清，而要派去那么多人？[42]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後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据当年参加四清的人回忆，1965年春节期间传来了《二十三条》，“人们当时对这个文件，是衷心拥护的，并一时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很多人认为“《二十三条》的许多新精神，与‘桃园经验’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园经验’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连等神秘化做法”。[42]

　　结语

　　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关于运动的搞法上的分歧前面已经论述了，结果是以毛泽东的缩小打击面、团结大多数的主张写进《二十三条》。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应该概括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在《二十三条》中写进“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句关键的话。

　　提出社资矛盾、“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修辞上的升温和加码，但这并没有立即转化成“极左”的操作，《二十三条》的实际作用，是大力纠正了刘少奇领导四清中的“极左”、粗暴的作法。

　　这个插曲，打破了传统意义和通常用法上“左”、“右”概念的稳定性。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出“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说法，来准确概括刘少奇所特有的政治风格。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和党内的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将毛泽东对矛盾、斗争的强调，直接翻译成、解释成一套具体的政策操作，这就是一系列极端的、过火的简单粗暴的搞运动的方法，对打击对象实行分类、贴标签、残酷迫害，然后将这套暴行解释成是来自毛泽东的部署。（很可能，毛泽东在四清后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后来他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43]）然而，实际上，毛泽东在具体操作层次上，从来没有主张过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在具体操作层次上，毛泽东倒是反复强调反对武斗和体罚，主张让人讲话，主张批评辩论和言论表达。

　　如何理解这种差距？遗憾的是，毛泽东的确没有系统地阐释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在具体的操作层次上怎样展开。然而，用心解读毛泽东建国以後的言论，就能够发现，毛泽东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的继续”，等等，是通过一系列极其复杂、间接、曲折的中介和斡旋过程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言论思想、文化艺术，以及政治代理。这样的中介和斡旋过程，远远要比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所理解的“揪出百分之几的坏分子”、开除党籍、行政处罚、肉体消灭这类简单、机械式的中介和斡旋过程复杂的多，微妙的多。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让走资派重新工作，因为这些当了走资派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并不是斗争对象，资产阶级存在于党内一些人的头脑之中，因此这些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愿，而且掌握着权力。在这种情况下，禁止讲话、体罚、监禁乃至肉体消灭，都无助于事，问题在于“思想上的阶级”只能与之作思想的斗争，而不能以暴力手段去消灭。“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是说，当暴力是游戏规则时，说服是无效的，但反过来的道理，其实更重要，更是现代政治支配的基础，人们去思考的反而不多了。我相信，适合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具体操作方式，只能是：各种言论的自由、充分的表达，长期的、深入的批评辩论。

　　当然，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问题的另一面，即：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许多领导干部，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矛盾斗争机械地理解为通过行政命令对不同政见实行简单粗暴的压制，这是造成历次政治运动伤害许多无辜者，并最终使广大人民对群众运动产生厌恶感的主要原因。根据这个理解，就不难区分毛泽东的“左”和刘少奇的“左”的根本区别；
根据这个理解，也就不难看到：“官僚主义者阶级”告别革命、作威作福、逍遥享受固然可恨，但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官僚主义者，当他们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整人、运动群众、乃至镇压人民的时候，给群众带来的痛苦，给革命声誉带来的败坏，都是更严重的。

　　其实，形“左”实右，是一切“官僚主义者阶级”、腐化变质者的主要特征，他们打着革命旗号、借用革命的法统和仪式，把革命的口号庸俗化，实际上歪曲、败坏、窒息革命。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一般被视为一“左”一右两种不同的东西，其实它们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互补得非常好的统一体。列宁以後的苏联领导人，中国的刘少奇，都非常好地体现了这种统一。

　　只要政治存在，左和右的概念就是普遍适用的。但本文试图说明：主流和流行文献中“左”和“右”的通俗用法，其实充满矛盾和歧义，因而是不稳定的，也是现象的、不触及本质的。更重要的，也真正有本质意义的区别，还在于对群众的看法，对群众运动的态度。此外，重要的也不在于是否把群众挂在嘴边，是否提出包含“群众”字眼的“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的口号或明天的什么花样。重要的在于：让群众有完全的、彻底的、不受任何阻碍的言论表达、批评辩论的自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後通向一个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不是人民受官僚或商品所管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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