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河南爱滋病在全国名列前茅,?!

　　“铁血敢死队”走上绝路

　　“艾滋病人报复县里不管他们，把自己的血液注射到西瓜。”自今年夏天始， 这个谣言在河南省上蔡县广为流传，至今不散。谣言起源于该县芦岗乡文楼村。

在这个距县城不过1.5公里的村庄，近三千人生活在艾滋病的阴影中。8月17日，

　　记者来到这个据称已震动高层领导的“艾滋村”。

　　一对艾滋病母子

　　面色蜡黄，口部生疮，脸上、手上、胳膊和腿，凡是能看见的部位，无不黑 斑点点，像一群苍蝇吸附在上面。这是李娟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29岁的李娟带 着孩子远远地站在自家门前，看我们跟她公公老陈说话，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

　　没一会儿，孩子两条瘦得像芦柴棒一样的腿，软了下去。

　　“他站不住。”老陈解释道。

　　对艾滋病并没有太多忌讳的老陈，抱起小孙子，有些惨淡地笑着：“我这个 孙子才两岁零四个月。”这个靠交罚款生下的孙子，是爷爷心中的最痛。

　　刚刚满月，孩子就发烧、咳嗽不止，到县医院一检查，说是先天性心脏病， 医生让孩子吃了1000元的药。去年中秋节，李娟病倒了。老陈说：“开始腿上长了几个疮，后来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续的低烧，咳嗽，不能吃饭，烂嘴。”老陈曾哭着跟县检察院的朋友说：“我心里镜子似的，我晓得他们娘俩得的是啥病。我怕老伴知道受不了打击。只有一个人晚上躲在被窝里哭。”老陈的怀疑，与一个教授的到来有关。

　　去年7月的一天，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传染病教授桂希恩来到文楼村。晚上， 桂教授来到陈家，从身上掏出50元钱，叫李娟和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子。

　　第二天，老陈带着在医院拍的片子，找到桂教授。桂教授抽了李娟的血，说 县里的条件有限，回到武汉才能确诊。

　　桂教授也要给孙子抽血，老陈没同意。“我家所有的希望都在孙子身上，我怕……”

　　“后来，桂教授来信了，说李娟得的是那个病。”春节过后，老陈终于没有憋住，带着孙子抽血检查。“万一不是呢?!”

　　没有万一。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药要吃，被邻居夺了下来。从此后，李娟再不说一句话。

　　死亡

　　距离老陈家大约三十米处，几间平房藏在一片蒿草和杂树丛中。村民孔运星用手一推，院子的篱笆门立即倒下。院子门早就腐烂了。房子的男主人也姓陈，年初死了。孔说：“刚说他得了艾滋病，没几天，就不行了。”孔很悲戚，“他老婆一个月不到，就带着儿子走了。”

　　死得最早的是44岁的吴平。孔从地里找回正在干活的陈新、吴平的丈夫。陈新朝茶几上吴平的黑白遗像瞥了几眼。

　　1997年吴平开始犯病，胸口疼。“我在齐齐哈尔打工，家里有几亩地，她一个人干得很好。她身体很壮实，我以为吃吃药就好了。等我1999年春节回家过年， 她已不成样子了。”陈新说，他背着妻子去郑州、漯河、驻马店的大医院治疗，

　　医生说是胆囊炎。去年7月18日，她老是拉肚子、发低烧。县医院的大夫最后给她做了血样化验。大夫给我讲：吃过药，能挨过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第四天，吴平死了。

　　离开陈家，一个小伙子抱着一个小男孩，骑着自行车追过来。“你们是来发 药的吗?”他问。“我父亲年初死的，53岁，我哥6天后也死了。可怜我哥才三十 几岁，留下一个小孩，怎么办?”村民说，他父亲和哥哥就埋在村口，还有对妯娌也埋在那里。孔运星说，从去年至今，死于艾滋病的有12个。蛇年的春节，文楼村异常恐怖。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很多是因为死人而响起。从农历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两个月零一天的时间，7个人相继死去。他们的症状几乎一样：拉肚子，

　　持续低烧。

　　血祸

　　“都是卖血惹的祸!”陈新说起妻子的死因，一脸的痛苦。他掏出妻子生前留下的“献血证”。这两本1992年的“献血证”，片断地记载着吴平的“卖血史”。

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吴就卖了12次，有时只间隔1天。

　　村民们说，文楼的12个死者，全部有“卖血史”。有的长达10年之久。孔运星说，文楼卖血的历史有二十年左右。

　　“前些年，村里人卖血跟疯了似的，卖血盖房子。十几岁以上的人，没有几个没有卖过血的。谁不卖血，村里人会戳他脊梁骨，说他不务正业。有人为了把血卖出去，还给血头送礼，一天重复卖好几次。”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有个‘黑血站’在俺村采血。村里头人山人海，卖油条的，卖菜的，像个自由市场。那场面真让人痛心。没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验，反正大家都卖过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声，人就躺在脏兮的地上抽起血来。我上去指责血贩子，村里人都骂我：谁像你月月都有工资，我们不卖血，喝西北风呀。”上蔡县政法部门一位曾在文楼村开展过工作的干部说， 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穷，当年卖血成风。

　　上蔡县的农民，很多人一门心思卖血，成了“铁血敢死队”。“敢死队员” 不单跑遍了省里的血站，还远赴武汉、长沙，甚至于新疆去卖血。

　　一些村民介绍说，起初是“全采”，后来是“单采”：把血抽出来，提取血浆，把红蛋白加些营养液再输回体内。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文楼卖血的高峰期。3000人的村子，1000人卖过血。

　　现在，包括迟迟不愿承认的有关部门也说：“上蔡的艾滋病是由卖血感染的。”

　　上蔡震惊社会

　　今年3月，河南省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高耀洁教授到文楼村送药，一百多人的队伍让高触目惊心。周围一些村庄的村民也赶来，拖住高耀洁：“去我们村吧，我 们那儿比这儿艾滋病人还多。”孔运星说：“不远的南大屋村，这两年死了三四 十个青壮年劳力，症状和我们村的人一样。”上蔡县一位机关干部说：“县城这 几天又死了好几个艾滋病人。”文楼村乃至上蔡县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一些文字材料上说：桂教授在文楼村第一次提取了11个人的血样，有10例检验呈

　　阳性；
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样，有80例呈阳性。

　　桂教授对记者说：“这个数字不准确。我将结果告诉了一个帮我的当地医生。他凭印象跟别人说了这个数字。我向有关部门承诺过，具体数字不对外公布。我 所能说的是，这里的艾滋病的确严重，非常严重。”桂教授说，艾滋病患者或者

　　艾滋病毒携带者，不仅仅在文楼村，“上蔡县其他的村庄也很多。”年初，河南省卫生厅去文楼抽取了152个人的血样。化验结果如何?村民们不得而知。

　　8月18日，在上蔡县防疫站。一大早，就有五六个村民在抽血检查。然而，据 了解，真正肯花80元钱检查的村民很少。

　　记者和孔运星走到村尾。一个农民对孔大骂了一声。孔说：“他们现在不相 信记者。”

　　河南一位王姓女记者初来文楼时，大家争着接受采访。“他们希望舆论能促 使县里面帮帮他们。可是陆陆续续十几个记者来了，什么作用也没有。相反，他 们的蔬菜没人买，他们的子女的婚嫁也变得麻烦起来。”担心自己有艾滋病的人、

　　确实有艾滋病毒的人以及他们的亲人，开始坐卧不安。花几万元医疗费仍然死去的艾滋病人，让他们备感绝望。

　　桂希恩也感到不安：绝望的村民对艾滋病非常无知。

　　一个丈夫得艾滋病死去的少妇，改嫁了。桂希恩说：“我非常害怕。村民们 愚昧到不知道性传播会得艾滋病。”

　　最近一次去上蔡，桂希恩专门去了妇幼保健站，婚前检查竟然没有艾滋病这 一项。

　　可怕的冷漠

　　“上蔡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此，我非常寒心。” 桂希恩说。

　　让他知道文楼有艾滋病的是他的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是一个当地医生，老家在文楼。文楼人生病了，都喜欢找他。乡亲 们为何接二连三死于“怪病”?迷惑不解的学生给老师写了一封信。

1999年7月，桂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他的发现让他震惊。

　　他找到上蔡县卫生局。“我愿意无偿地进行检验，调查报告交给你们。”卫 生局拒绝了他的“热情”。他又找到一些部门和地方官员，依旧是拒绝。

两个月后，桂教授再次自费来到文楼。他对记者说，“这一回，我是偷偷进 村的。”

　　他检验了一些村民的血样。而后，他惊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关部门反映。

　　没有多少人理他。

　　1999年10月，桂教授带着调查报告去了北京。报告最后被呈送到国务院副总 理李岚清手中。李岚清批示后，河南省委也做了批示。

　　今年春天，河南省某部门一位处长去武汉找到桂教授，双方的交谈让桂很不 高兴。

　　他频频向河南省有关部门推销自己的看法：赶快告诉有艾滋病毒的人与他们 的家属；
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他认为，基层政府没有管住非法采 血，以至于艾滋病的出现，基层官员是有责任的。如今，应该作些弥补。

　　没有人接受他的建议。

　　对于前者，桂教授说，“他们可能怕患者找政府的麻烦，我知道有一个干部， 一家3口都有艾滋病毒，他们在和政府纠缠。”桂教授遇到的冷漠，也让记者从另 外层面感受到了。

　　8月18日，记者来到上蔡县防疫站。在站长计飞舟的办公室前，记者听到他和 一个人正在说话，记者通报来意。他挥挥手，示意等等。等待的间隙，站长对门 “HIV检测室”的医生在给人抽血化验。记者手拿相机站在一边。

　　“你敢拍照?”突然，一个中年妇女大声叫了起来。

　　“您误会了。”

　　记者当场解释，并拿出胶卷，交给了她。孰料，这位妇女转身走后不久，风 波陡起。几个人冲进站长室破口大骂。那位中年妇女扣留了记者的记者证长达1个 小时，直到公安局“110”的民警赶到。

　　记者连连向站长道歉：“影响了您的办公。”请站长协调一下，他什么也不 说，只是在一边批评记者不懂规矩。

　　随后，记者获悉，那个中年妇女就是防疫站的职工。

　　从县委宣传部办公室魏主任口中，记者还得知：记者刚到防疫站，他们就向 县委宣传部通了气。事态平息后的采访中，计飞舟说了两点意见：保密；
县政府 措施得力，艾滋病感染人数在逐年下降。

　　在宣传部，卫生局王副局长回了记者的传呼。他说：“我在开民主生活会， 没空。”

　　此时已是中午12时多。

　　找到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后，他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记者一再要求下， 他告知了“一把手”张局长的电话。

　　电话那端，听者略一沉吟：“你打错了。”手机断了。

　　从县委到县政府，记者想找的人，一个都没找到。

　　此前一天，在文楼村，村委会副主任刘志发跟记者握了握手，一言不发，转 身就走了。一个村民在一边大声说：“县里打过招呼，不准接待记者。”

　　桂希恩说：“我听说，上蔡县怕影响投资环境，怕农民出去打工没人要，怕 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采血的责任，所以他们保持沉默。”高耀洁说：“他们 想保政绩，捂盖子。”

　　编后

　　丧失了社会责任感的行政权从来就不是人民的福音。上蔡县的血祸是一幕人 间惨剧，更是一例惊人的人祸。当地政府对于非法卖血行政上的“不作为”，与 它在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依旧坚决拒绝任何外界援助、 “保政绩、捂盖子”的积极“作为”一样，都是对人民生命权的消极侵犯。如果 当地的冷漠行政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时间的延续，上 蔡以及它以外的地方一定会有更多的生命在痛苦中灰飞烟灭。

　　后注：河南省的爱滋病在全国位于“大省”之列，主要原因是河南省卫生厅 的主要领导有意压制隐瞒造成的，甚至有个别主要领导与“血头”有利益和亲戚 关系。--知情人乔

　　　2000年10月2日《法制文翠》<第6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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