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荆　万里走单骑

　　你们总是追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有一个目的是明确的，我是为了我的父亲和儿子而做 　　 　　 　　8月中旬，通往莫斯科地铁的最后一站，斯霍德宁斯卡娅的清晨?意十足。
　　7点钟起床后，李荆像往常一样，为自己沏上了一杯淳浓的俄罗斯红茶。餐桌上只有他独自用餐，家人早就被送往农村的娘家。
　　只要稍一兴奋，他握杯子的手就会轻轻颤抖。
　　出发前，他再次清点了一遍沉重的绿色行囊：睡袋、毛衣、帐篷、药品。
　　在迈出家门一刻，他将钥匙虔诚地装入了贴身的口袋。那里还有一张等同10万多元人民币的银行卡，以及儿子马克西姆的照片。
　　“我这个人比较迷信，觉得不带上它，我可能就回不来了。带上它我就还能回家。”此时，在北京北七家镇鲁瞳村的马篮球俱乐部，李荆用武汉话说，手心紧紧攥着那把钥匙。
　　那天是2007年8月13日，心情就“像运动员即将参赛一样”。
　　这场一个人的比赛，李荆将骑马从莫斯科出发，翻越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平原，最终抵达中国。
　　“赛前”准备了14年或更长。至于“结赛”时间，他可真难以肯定。
　　
　　警察们
　　
　　按照原计划，李荆先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雅那乌尔镇买马。之前，他已和当地的马贩子在电话中完成了交易。
　　为了买马，他逗留了7天，全因为“那个家伙中途变卦涨价”。
　　他花了25000卢布买下的巴什基尔马。在前往雅那乌尔以南120公里的柴科夫斯基的故乡沃特金斯克的途中，马几次三番想趴下来，这让他深感不正常。
　　于是他换了第二匹马，沿着沃特金斯克的大路，他一路来到了中心城市――乌法（UFA），乌法在乌拉尔山的西麓。
　　在乌法大街上，一警察把我拦住了。他问我干嘛的？我说了原因，他一查我证件全都齐全。他找不出任何理由，还说要查查么（什么）样的。说穿了就是要钱！我不给，说随你公事公办都行。
　　他把我送到局子里一通臭骂。我不吭声，心想只要不打我就好。让我坐了两个小时的冷板凳后，一个长官出面说，按个指纹吧，万一有什么罪呢。
　　不过，事情偏偏那么巧。在我快到乌法前，在乌法南边两百公里，发生了几个乌孜别克族人（骑马，亚洲人长相）持枪袭警事件。就让警察一路把我盯上了。
　　在路上，我还遇到过一个政工所的家伙，他冲着我高喊，过来！
　　我坐在马背上说，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边说边往怀中掏证件。这个家伙误以为我要掏枪，一下子猛扑上来，拎着我的脖子就往下摁。
　　我当时骑的这匹马还是生马，脾气大，我生怕它受惊跑起来了。我说你慢点，我的脚还在蹬子里，你等我把马抓住下来再说。
　　这个狗东西把我用皮带反捆住了，搜遍我的全身。然后打电话到了分局。我不怕，反正警局我去过一次，他的上司都认识我。在证实我确实得（没有）问题后，我骂他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哪有通缉犯敢像我这样大模大样地在街上骑马的？
　　在门口，他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执行公务，我们握个手吧。
　　
　　原来你不是成吉思汗派来的
　　
　　“乌拉尔山脉是欧亚两大洲的分界线。山脉宽两百公里，全是盘山路，真不好走，足足走了两个多星期。”李荆捏着烟卷，眨巴着小眼睛。
　　重要的是西伯利亚。过了乌拉尔山就到了西伯利亚。这是一条很有诱惑力的路，很多俄国名著都提到它，让我有无限的遐想。
　　西伯利亚分东西中。中西伯利亚的中心就是新西伯利亚州。一到新西伯利亚城，我想好了，这就是一个里程碑了，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以后的路，我想多走点就多走，想少走点就少走点。
　　在途中，他常上沿途的饭馆、公路咖啡屋里吃饭。如果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撞上好心人，到人家家里蹭饭借宿。
　　睡觉的最安全地是教堂。有时也会睡在公路旁的餐厅里，如果能睡在屋子里，即使一张板凳，他都有本事睡上五六个钟头。
　　“要是睡在野外，那就选择有树遮蔽的地方，要有足够宽的草皮，软、不脏的那种。”他大谈旅行趣事：
　　
　　在乌拉尔山上，我邂逅过两个行者，一个50多岁了，已在俄罗斯来回行走了12年了。他很能聊，一个劲抱怨解体后的制度，他想一边行走一边思考；另一个是个小伙子，叫瓦诺佳，不知是哪个民族的。当我拿出自己的干粮，请他们一起享用时，那小伙子 “腾”地给我来了个单膝跪礼。
　　还有某个小镇里，收留他又警告他，不许他动“歪脑筋”的女教师。
　　那一次在下雨，我站在一个小商店门口避雨，心想看看有没好心收留我的人。半天来了一个老太太，喝得醉醺醺的样子，她一看到我的马就叫了起来，啊，马啊，真是不幸，在外面淋雨。然后又看了看我。
　　最后，她把我领回了家。在家门口，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可告诉你，我是同情马，而不是同情你。你不会强奸我吧？我今年都60多岁了……”
　　继而，他又抱怨，“唉，你们这些记者啊，只想打听旅途中有什么惊险故事。你们根本不懂，一个人牵着马在野外睡觉，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就会胆战心惊。因为你分不清，这是风声还是脚步声。”
　　他记得骑过车里雅宾斯克，就是库尔干。库尔干的野外，荒无人烟，没过头顶的杂草让他毛骨悚然。他慌忙拐到鄂木斯克州时，已是11月的霜冻时节。
　　“不顶用的睡袋早被我丢了。我将所有毛衣全部穿上，恨不得再将鞍子压在身上，也抗不过寒冷。我想我必须要找个地方停下来过冬，否则我会冻死在路上。”他说。
　　他决意留在距离新西伯利亚州300公里远的一个附属农场。“我住在村子的老房子里，只要不赶我走，我什么都愿意干。”这一待就到了次年3月。
　　到达新西伯利亚州时，他受到了一位农场主的热情招待。
　　晚上我在这户人家借宿。刚睡下就听到咚咚敲门声。我一打开门，进来一老头。自称是农场主的爸爸，是搞心理分析的。
　　他说要和我聊聊，坐下来就问我哪年生日，父亲的情况，最近做过什么梦等等，问得十分详细。我只好一一回答了他。
　　第二天我准备启程时，那老头才对我说了实话，他说，“我们这群人都是在为伟大的人工作。成吉思汗在古代一直征战到了欧洲，他就是那个伟大的人。我们相信世界运转在某一时刻，成吉思汗就会重降人间。所以，我儿子昨天来电话说你的样子时，我还以为你就是成吉思汗派来的使者，后来一分析你说的情况，才知道你原来不是。”
　　最令我恐惧的一次，是过赤塔时，我经过一家咖啡馆，一个样子很和善的老头冲我打招呼：喂，看来你是走远道的，坐下来休息，吃点东西吧。
　　我坐下后，他把全家人叫出来，我发觉其中一人目露凶光，脸上有疤。我原以为他是个伙计，后来才知道他是老头的女婿，这家店的真正主人。
　　店主的妈妈是个白俄罗斯人，一个善良的教徒。在她和我聊天时，对面一个吃饭顾客过来悄悄对我说，如果你不想你的马被偷的话，就赶紧走吧。他说话时，我发现老太太的神色很不安。
　　那人走后不多时，店里又进来几个凶神恶煞的家伙，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他们一进来就和店主称兄道弟的。
　　我吓死了，赶紧说我在这里不方便，要另找住处。店主这时要紧不慢地说，是啊，趁现在我们还没抢你的时候，你快点走吧。
　　我当时心都快跳到嗓子来了。但是走时我答应了他，明天一定让他骑骑我的马。
　　那一晚我又是不能闭眼。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信守承诺来到店门口，发现店是关着的，我是一阵狂喜，这就怪不得我了，我连忙牵马离开这里。
　　
　　我不是疯子
　　
　　“我以为到了中国境内就放心了，其实跟俄罗斯没两样。从我进入满洲里开始，就有人提醒我要小心马啊。”
　　在乌法的农场主哈桑送给他的第三匹马腿瘸了，第四匹马因为喂的麦子过多撑死了。
　　第五匹马钉马掌时把蹄子钉坏了，第六匹马无法过境。李荆只好在满洲里又买了两匹蒙古马。
　　从满洲里到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再到河北秦皇岛、唐山、天津。
　　李荆披着从贝加尔湖买来的那件土黄色斗篷，飘散着须发，顺着这条路线，骑着两乘马，在今年3月抵达了北京。
　　途中总有好奇的人问他：你从哪儿来。
　　他特厌烦这个问题，没好气地说：我从夹皮沟来。
　　“你到哪儿去？”
　　“上威虎山去。”
　　有人称他为现实版的唐吉诃德，他说，唐吉诃德是个骑士，而我是个游士。
　　在回武汉时，一朋友建议他干脆在斗篷上写上几个字：我没有疯。
　　“哈哈，我真写了，别人反而更认为我是个精神病。”他笑道。
　　狭小的寝室里，他摊开了那件脏兮兮的、叠成枕状的斗篷。
　　上面除了用黄油漆涂鸦“我没有疯”赫然在目，还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及刀郎的歌词等等。
　　“李荆不是一个向往金钱的人，他只是对精神生活要求比较高，和常人想法不一样。”他从小到大的好友熊斌在电话里温和地辩解。
　　“我也试图说服自己，还看些佛道方面的书来化解。结果，过几天这个想法又冒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天生的。”他本人无可奈何。
　　为了实践这次行动，他做了两年家教，加上积蓄，积存了4万多人民币。除却路上种种开支，他为家人留下了1000美金。
　　他苦笑着，“我不想跟人借钱，这回确实?得招数了。还是林彪说得对，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我就是太老实了。不说假话，第一笔钱哪里来？”
　　我找朋友开口，说我有个生意要做，风险蛮大，回报率也蛮大。我承诺支付他年息20%，结果他借了我六万元人民币。
　　等我骑马到了西伯利亚，他看报纸才知道真相。他骂我哄他，问我要是出了事，这笔钱是不是回不来了？
　　哧哧。现在我不就是在跟生命做生意？跟生活做生意？钱投进去，我享受到了，回报率真的蛮大。
　　“1985年，他刚从武大毕业到深圳大学图书管理室工作。他阅读了大量国外风土人情方面的书籍，在那个时候他提出了骑马环球旅行的想法。”他的大学同学涂晓波在电话中说。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那时的李荆拼命苦学外语，以至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把身体都搞垮了。”“李荆离开了深圳大学以后，就进了一家公司打工。后来公司派他回武汉成立办事处，他就在办事处里设了一顶马鞍，每天非要坐在上面骑个两下才去睡觉。”他的另一好友董明回忆说。
　　在武汉，李荆父母家中的客厅里，醒目的也是他当年大学毕业后前往内蒙放马时握缰扬鞭的巨照。
　　“我去查每个国家的地图。关注当地的天气、植被状况。我要考虑那里天气会不会太冷，马有没有草吃。我要算怎么走，多长时间能走到那里，这都要蛮详细。”
　　“我想首站从中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出发，这是取个意境。”
　　“肯定要拿到每个国家的签证。但要先得到俄罗斯的，把它走完以后，再去申请欧洲、南美等国家的签证。”提及第一次的梦想，李荆宛若回忆初恋般。
　　1990年，他远赴俄罗斯，3年后弄到了一本为期1年的往返签证。但那次刚从呼伦贝尔的南屯骑马到达满洲里就作罢。
　　“中俄边境处里的人没有一个搞得清，要办么样的手续才能骑马通行。”
　　马可以卖掉，进入俄罗斯再买。可是“我俄语不好，在俄罗斯找的搭伴中途放了鸽子，没去边境等我”。
　　他后来又找到一人作搭档，“那伙计一听要经过西伯利亚，‘哎哟’了一声，说走不了两天就过冬了，西伯利亚冬天怎么走？他不干。”
　　“通过这个事情，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环游世界的想法不现实。除非我有家产万贯顶着搞。”
　　“我又想也许从俄罗斯到中国可以。这两个国家加在一起就是大半个亚洲，而且只过一次边境就行了。”
　　1999年，他筹措了第二次骑马远行，集合了中俄美加一行10人同行。
　　“那次都开新闻发布会了，搞得蛮热闹。结果同行的人签证出了问题，又没能成功。”
　　从那以后，他变得极为敏感，感觉身后总有人对他“抱以两声冷笑”。
　　“你说说看，我这次怎么敢高调？万一又失败了，他们不是笑话我做事好滑稽呵。”这会儿，李荆反问道。
　　
　　旅行中，我哭过一次
　　
　　武汉的朋友们有对李荆极为真诚的理解：“李荆的父亲是一名对古文化造诣颇深的学者。特别是对人口迁徙方面很有研究，这方面潜移默化给了李荆。可惜他在文革时受到了冲击，也连累了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李荆小时候肯定是不快乐的。他学习、体育都很好，但表现叛逆。他固然骨子里天生不安分，但不能排除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了他，让他产生了那些奇思妙想。”
　　“影响是绝对存在的。”在马篮球俱乐部，寝室外的客厅里，头顶的吊灯闪了两下，灭了。幽暗中的李荆情绪泛起了波澜，尔后声音渐渐低沉：
　　有人问我在旅途中有没有哭过？我说没有。实际上我哭过。那是与人聊起了父亲，我话还没张口，眼泪就跑出来了。
　　我们父子关系一度很紧张。小时候只要他一训我，我就把自己关到厕所里拿头撞墙。就因为他的缘故，不管我学习再好，年年都要挨批斗会。但像横渡长江啊，走红军路啊，这些事就得我的份。
　　我记得有一回，我在教导处挨批，父亲跑来了，当着全校老师的面，扑通一声跟我跪下了。
　　因为他也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我表现不好的话，就会让他的处境更恶劣。
　　不过，父亲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能接纳我的人。虽然他不轻易表现出来，我可以感受得到，他从心里欣赏我。这里面不仅有父子真情，还有一个男人对男人的理解。
　　在武汉我感到活得像狗一样。我想去放马，支边，甚至羡慕到柬埔寨打仗的人。
　　大学毕业后，深圳正搞改革开放，我毫不犹豫就去了。但兴奋了两个月，我就厌烦了程式化的工作。
　　不管是为了实现旅行的梦想，还是想逃离过去的环境，还是出于对俄罗斯文化的向往，种种原因都让我去了俄罗斯。
　　我喜欢没解体前的俄罗斯，大家都快活客气。解体后，卢布贬值了，人们经济压力重了，心情变得焦虑，都“狠”起来了。
　　我一辈子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最后莫斯科成了我另一个监牢，那里空气和树都让我压抑。
　　1998年时，我想放弃梦想算了，想回到国内。偏偏这时我太太说她怀孕了，我们是在儿子出生前一个月才去公证结婚。
　　太太人不错，但和我谈不上有共同语言。婚姻嘛，主要是为了儿子。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个小伢。他性格很弱，一有么事就哭。他觉得班上其他同学的父母都比我有钱，不像我只能给他买便宜手机，为这事他躲在他妈妈怀里哭过。
　　我是绝不会给他买只贵重货的。我要让他为我做的事骄傲，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真正骄傲。这就像我的朋友说的，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他也会为你做的事而自豪。
　　你们总是追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但有一个是明确的，我是为了我的父亲和儿子而做。
　　有时我感到父亲、儿子，还有我，我们三个是一体的。
　　说话间，李荆须发间的银丝吹拂颤动，隐约可见屋外的草场上，他的两匹蒙古马时而耳鬓厮磨，时而垂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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