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我要一直唱到70岁

　　“聊什么都行，来吧。”采访汪峰时，他以这句为开场白。 　　这一次，我们不谈筠子，也不谈小苹果。 　　对于汪峰，摇滚圈里对他的议论搜罗搜罗能装一火车。“摇滚圈里最主流的，主流歌手里最摇滚的”，大致可以代表一些人对他的典型看法。
　　2011年的张北草原音乐节，汪峰参加了。相比其他乐队，汪峰的表现的确更加“歌星化”。
　　“他不说脏话，会向站在远处的“歌迷朋友们”问好，介绍乐队以外，还额外感谢了灯光舞美以及主办方，甚至让台下观众‘点歌’。造型也经过了精心的准备：标识性的‘飞机头’，据说得梳45分钟。在自然状态下，汪峰的头发是披散着的，但这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这是当时在场记者对汪峰表演状态的观察。
　　比汪峰先上场的二手玫瑰对汪峰的介绍是：“中国新一代摇滚教父。”
　　
　　摇滚圈CEO
　　
　　2011年，汪峰整整40岁了。外表上，他已经是个中年人。脸庞微微有些发福，声音沉稳而沙哑。他穿着普通的T恤和牛仔裤，斜倚在沙发上。有点懒散，有点紧张。说到某些与音乐有关的问题时，有点权威，有点霸气。然而，腰间的民族风绣花腰带，却低调地流露出了他文艺青年的本质。
　　2011年毫无疑问是汪峰“风生水起”的一年。春节晚会上“旭日阳刚”组合翻唱他的《春天里》走红，连带着他自己也成为了娱乐版的头条对象。之后，汪峰代言了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雪佛兰科帕奇，对于中国的摇滚歌手来说，这，还是第一次。11月，汪峰还将推出新专辑。
　　对于得到这个代言，汪峰本人无疑是高兴的。不同于别的艺术家，汪峰从来不避讳谈钱，甚至，对于钱和艺术的关系，他有种“使命感”。他曾经说过，“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演唱会、我的出场费是全中国最高的。因为我觉得值。我说这话一点都不惭愧，我要争气。长期以来摇滚乐一直都不是最高的，甚至只是第三等、第四等。如果我可以做到，就从我身上开始。”
　　对于汪峰等到这个代言机会，评论家郝舫认为，这是中国摇滚音乐界的一件大事：“这体现了中国的摇滚乐手在当下这个社会中的商业价值。”
　　2006年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主办方曾有人觉得汪峰耍大牌。据说那次音乐节，18支乐队中，只有他主动“要高价演出费，要求坐头等舱”。
　　问起这桩陈年旧事，汪峰说，在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的要求很过分。“在那之前不知道多少年，我一直是这个价钱和这个待遇。每次参加音乐节，我已经把我所带的乐队的价钱压到了原来价格的60%或者70%。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多。”令他愤怒的是，“很多音乐节，为什么80%的乐队都没有钱，到那里住帐篷。回去买火车票，跟流浪汉一样。”
　　“摇滚圈子里没有多少音乐人是适合做CEO的，汪峰是一个。”郝舫说。
　　谈到圈子里很多人认为他“背叛摇滚乐”的看法，汪峰的第一反应是“呵呵呵呵”地笑了。
　　“我是否反叛，是否像某些人所说的媚俗，曲线救国――语言是无力的，我要用作品来说话。”
　　“真正的反叛是对所有固有的、主流的规则和看法作出挑战。但它具体的行为表现应该是参与，是用你自己的行为无言地做到。”
　　“我从不觉得《同一首歌》的舞台庸俗。我相信我在舞台上站100次，这舞台就会因我而改变。”
　　
　　《晚安，北京》和名利场
　　
　　不同于许多人的想象，汪峰并非没有过过苦日子。他家境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音乐教育。5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到中央音乐学院一路读下来，顺理成章地进入中央芭蕾舞团担任小提琴手。然而，1996年，在青春热血和理想的感召下，汪峰放弃了铁饭碗，开始一门心思玩摇滚。他带着“鲍家街43号”乐队，在大冬天骑着自行车出门，到处找人听歌曲小样。青春和理想并不能当饭吃。他交不起房租，最穷的的时候只能回家找父母写欠条要钱。
　　2009年，《春天里》的歌词，汪峰写“没有信用卡，没有她，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那正是他1996年写《晚安，北京》时，自己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那状况，一直持续到1999年签约华纳。
　　1996年，汪峰离职时，并非身处一个好时代。在乐评人李皖的描述中，1996年的中国摇滚正处于“轰动的尾声”，开始进入漫长的“失语期”，崔健、唐朝、魔岩三杰，这些都是1994年及以前的轰动。“摇滚音乐人再也说不出震动整个社会的话语，当摇滚音乐人试图揭露新时代的新现实，大众却已经失去了响应能力。”
　　可也是在那时，汪峰写出了“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这样优美温暖、饱含爱的歌词。
　　“其实《晚安，北京》、《小鸟》这样的歌词，在90年代中末期，是非常有力量的。至少当时在北京混过几年的人听起来，是非常有感觉的。”郝舫说。
　　郝舫认为，《鲍家街43号一》算得上中国最早引进blues,并对blues音乐进行探索的专辑。也是从这张专辑开始，汪峰基本奠定了他的作品风格：流畅的旋律线，简明的音乐手法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对精神领域进行探讨。
　　正是对于流畅旋律线的追求让汪峰具备了“主流”的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主流性”，1999年签约华纳，总裁许晓峰决定不签乐队其他成员，只签汪峰一个人。汪峰签了约，在以“义气”为人际交往准则的摇滚圈子里，他的这一行为被视为“背叛”。后来汪峰说，那是个“很没办法，很孙子”的事。
　　2004年，汪峰的《飞得更高》蝉联music radio排行榜8周冠军。2005年“神六”上天，《飞得更高》借势再火，却也让汪峰在行里背上了“投机”、“主旋律”的骂名。许多人说他是“扛着摇滚音乐大旗的骗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演出的时候，摇滚乐那边觉得我是一个叛徒；流行音乐那边又觉得，你在摇滚乐那边待得挺好的，来这边做什么呢？”汪峰说。
　　那个过程痛苦又漫长，而且，注定只有自己陪伴自己度过。“只有我自己在一点一点地确定，找到必须要全身心投入的、特别清晰的方向，”汪峰说，“但是你只有逾越这个阶段，才能用事实印证你曾经说过的话。”
　　现在他觉得别人对他的看法不再重要。“这就是个名利场。”
　　“其实，他的歌词里对名利场的冷潮热讽，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并不比任何其他的摇滚音乐人差”。郝舫说。
　　“很多发生在身边的事情，无非就是人在相互‘斗’。很多人把精力都放在这种斗争上，花了很大的精力争吵，最后无非就是为了证明，我就是我说的那样，而你就是不行――这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音乐，一个乐队的作品可以随着时间留下来，跨越语言的障碍。”他说。
　　
　　汪峰的信仰
　　
　　 做新专辑的这段时间里，40岁的汪峰，每天从下午工作到凌晨。对于自己的每一张专辑、每一首作品，汪峰都会反复地推敲。“我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用理性来推断感性。大多数创作者甚至是理解创作者的那些人，写的东西是不需要理性的。然而，凡是纯感性出来的作品，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你必须不断用第三者的眼光来评判和检验自我”。汪峰说， “没有这个过程，你怎么去承受别人千锤百炼的质问、猜疑、比较，这个那个的。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过自己这一关。”
　　 那首《再见二十世纪》，汪峰写了10个月，二十几稿。
　　 “作品才是能看到一个创作者灵魂和人格的东西。作品不好，说出花儿来都没有用。”汪峰说：“我知道有些人在娱乐圈背景极深，但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人能做到一个领域里最顶尖。最顶尖的，一定是有最大的市场，而且老百姓要发自内心地觉得他好。”
　　 在创作人群体中，汪峰是少见的尊敬并且重视评论家的话的。“我会留意，哪些是我自己没想到、而被他们一语点破了的……王小峰、李皖、郝舫。他们始终会让我觉得很信服，说出来的话就是有水平。所有最严厉的批评是99%的人都看不懂的，是就我作品具体的分析，包括歌词的巨大漏洞和心理基础的缺失。”
　　 汪峰说，他的信仰是音乐。“明天一早起来，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车卖了，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只要我还会写歌，都会有的。”
　　他的前女友葛荟婕在博客里写他：“你是歌手，是诗人，是表演者。”前两者，汪峰承认了。最后一个，他坚决不承认。
　　7月30日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的演出，恰逢“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的头七，演出中段，汪峰号召现场观众一同手指天空，为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30秒。
　　那一刻的老汪很摇滚。
　　“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什么焦虑和纠结的，那就是我作品里有太多缺点和漏洞了。”汪峰说。
　　他提到鲍勃•迪伦――他的偶像：“我希望能像他一样，70岁还在唱歌。”
　　汪峰曾写过一首歌叫作《笑着哭》。在歌词中，他这样写道：
　　“经过那些变幻的岁月/经过那些屈辱和荣耀/你看着这个繁华世界/面对微笑你轻声哭泣/突然间我感到如此快乐的心酸/付出所有只为找寻我的梦。”
　　他的歌和词里，一直有着非常深的情感浓度。
　　汪峰希望，有一天他的歌能够成为中国喜欢音乐的年轻人的必需品。他觉得那已经是太大的野心了，“必需品的意思就是The BEATLES那样的音乐。”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邦•乔维。
　　他对演出的效果要求非常精细。也是在张北草原音乐节上，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凌晨1点多，演出完毕，汪峰回到休息室，继续和乐队成员讨论这次演出声效音响方面的细微不足。2010年演唱会，为了满足他对演出效果的精细要求，主办方亏了近200万元。
　　据说有这么个故事：郑钧说汪峰对演出太紧张、太在乎了。而汪峰对此的回答是：“我只能说，老郑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儿太放松了。如果他指的是我每一张专辑都有这么多作品，那我承认，这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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