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冠华：破解企业技术创新难题

　　 　　至于说“搞创新是找死”，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于创新的认识和支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如何能使“中国制造”长久地赢得世界市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科技部原部长、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院长徐冠华院士指出，关键途径就是坚持自主创新、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中国制造以高价值引领世界市场、而不是以低价格打入世界市场。
　　为推动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举办、同济大学和上海张江集团联合承办的“浦江创新论坛”即将于５月１８日至１９日在上海浦东召开，论坛的核心议题，就是探讨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论坛举办前夕，《新民周刊》与徐院士进行了电话连线。
　　不搞创新是等死，搞创新是找死？
　　新民周刊：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并确定了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但是企业界流行一句话：不搞创新是等死，搞创新是找死。因为创新需要大量投入，但收效却又不能立竿见影，很多情况是：企业投了很多钱进去，几年内都看不到成果，最后因资金短缺而死掉。所以，企业哪怕是等死，也不敢贸然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去搞创新。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徐冠华：对很多企业来说，“等死”也好，“找死”也罢，都是对当前状况的一个形象的总结。
　　说“不搞创新就等死”，是企业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当然也是一种切肤之痛。企业如果没有创新，就很难在竞争中生存、发展。
　　至于说“搞创新是找死”，也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对于创新的认识和支持，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让企业勇于去搞创新，并且有能力去搞创新。
　　
　　鼓励企业创新政府该做什么
　　
　　新民周刊：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已经成为共识，那么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呢？
　　徐冠华：政府要支持企业创新，需要从环境的建设着手，把创新环境的建设，作为支持企业创新的一个基础的、主要的手段。
　　比如税收政策，其核心是用税收减免来鼓励企业创新，让企业感到创新既有付出，也能得到实惠。具体来说，就是采取对企业技术开发费用税前抵扣的政策，有效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是全世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尽管有些个别省市自行制订了具体细则，但在国家整体层面上，具体细则仍然没有出台，这在一定程度上销蚀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徐冠华：除税收政策外，用好政府采购政策，有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对支持企业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但目前这一政策急需得到落实。以前有种说法，叫做“同等优先”，我认为这种提法是不全面的，也无法实施。
　　因为“同等”实际上不存在。我举个例子，比如软件，一个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如果没有经过千千万万用户的使用，是不可能发现潜在漏洞的，它需要不断修改、完善。一个小公司这样，大公司也如此，比如微软的软件就有不少“补丁”，如果一开始就要求产品非常完善，中国软件产品永远不可能进入市场。另外，在价格上，当我们的公司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时候，跨国公司的产品往往通过降价把你挤垮，我国的小公司怎么与之竞争？所以，以价格和技术水平“同等优先”为原则的政府采购，容易演化为“国外产品优先”，使国内一些优秀的产品被排除于市场之外。
　　再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项目，即使我们的产品取得了“适航证”，飞机搞得再好，与飞了数十亿公里的波音、空客飞机相比，我们的飞机终归是新的。如果没有政府采购支持的话，我们可以说是很难和国外产品竞争的。
　　
　　政府不宜自己操办高科技企业
　　
　　新民周刊：创新的人才投入和资金投入是巨大的，我国的中小企业是否有这种能力？
　　徐冠华：我国６５％的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８０％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我国５４个国家高新区内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超过８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高科技企业风险大、高科技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点，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不一定自己直接操办这些高竞争性的科技企业，这样风险太大，最好的方式就是政府创造环境，让市场进行大浪淘沙、优胜劣汰。
　　实践也证明，国际上一些知名的大企业（像惠普、微软、戴尔等），都是从小企业滚动发展、成长起来的；这些年来，我国的联想、海尔、华为等企业也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这可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主要形式。
　　为何不以高校为技术创新主体？
　　新民周刊：目前很多高校在搞科研成果产业化，这是否与“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相背离？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高校应如何定位？
　　徐冠华：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当然，高校的任务首先是培养创新人才，同时也要在科技创新中做出自己的贡献。高校的贡献应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做好基础研究、前沿高技术研究。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基础技术积累不够，很容易出现创新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其二，在以企业创新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工作中，发挥高校的重要作用。
　　现在很多高校质疑，为什么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而不是以高校为主呢？我的看法是，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活动的过程，它不仅包含科技的创新，还包含管理、市场、商业模式以及金融运作方面的创新。我们不可能要求大多数大学教授或研究员都可以完成这一个全过程，即每一个人既是技术专家，又是企业家，这不现实。
　　大学的自身特点决定，它们必然注重技术指标的先进性。但技术指标的先进，往往并不意味着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比如，技术很先进，但产品的价格高，没人买，它就不具备竞争力；还比如一项技术，如果不能和其他技术集成，就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这是很多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成功的一个原因。
　　
　　把支持创新作为国家基本战略
　　
　　新民周刊：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日益强大的竞争优势，如日本、芬兰、韩国等。国际学术界把这一类国家称之为“技术创新型国家”或“创新型国家”。请问徐院士，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和典型经验是什么？
　　徐冠华：目前世界上有２０个左右的国家属于这类国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在７０％以上；研发开支占ＧＤＰ的指标大都在２％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都在３０％以下。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９７％。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韩国是从落后国家发展为创新型国家的成功范例。１９６２年，韩国人均ＧＤＰ只有８２美元，与我国当时的水平大体相当；到２００１年达到８９００美元，比我国高出９倍之多。２００７年，韩国的人均ＧＤＰ更是达到２００００美元，遥遥领先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在半导体、汽车、造船、钢铁、电子、信息通讯等领域，韩国都比我国较晚起步，但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已走到我们前面，并跻身世界前列。
　　韩国在许多重要产业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培育上取得了突出成绩。１９９０年，韩国政府决定修建汉城至釜山的高速铁路，并决定引进法国的技术。从１９９５年引进第一辆法国高速列车开始，它用了不到１０年的时间，已掌握了高速列车研发和制造技术，并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时速为３５０公里的高速列车，提出向我国出口。韩国的核电技术，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制造，前后用了２０年时间，现在已经向世界输出核电技术和装备。汽车制造业，从引进日美技术到形成自主品牌出口国际市场，前后用了１０年时间。移动通讯产业，从引进美国的ＣＤＭＡ技术到实现产业化，前后只用了４年时间，目前已占据全球９０％的ＣＤＭＡ市场份额。
　　我们研究发现，韩国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把培养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
　　一是始终致力于培育和发展自身的技术能力。从６０年代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就高度注重消化吸收，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经费比例达到１：５。
　　二是持续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研发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１９８０年的０．７７％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９６％，近些年来一直保持在接近３％的水平，远高于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
　　三是大力支持企业研发活动。企业研究开发机构从１９７８年的４８个，增加到现在的超过１００００个。企业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像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公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的领先企业。韩国正在实施新的科技发展规划，重要目标是２０１５年成为亚太地区的科研中心，并进入世界前１０个领先国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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