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商”沈昌文

　　 　　这位77岁的老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对于圈内的种种故事，对于《读书》这本在知识分子中有着深刻影响力的杂志，他都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者。 　　
　　《读书》换帅风波过去整整一年了，现在雨过天晴，汪晖和黄平的离去也早成了昨日旧闻，对于流传已久的沈昌文不满汪、黄主政时期《读书》学术风的传闻，沈昌文的反应也是模棱两可，他对记者说：“说不上满意不满意。《读书》不是我的私产，我也没有老干部的那种责任心，退休后还要管这管那。”
　　《读书》换了主编，依旧在按部就班地出版，开本还是原来的开本，装帧设计和字体也是一如既往，看不出有太大的差距，顶多就是在选稿的原则上有了一些差别。可是每一次换主编，人们却总是要将它与沈昌文黄金时代的《读书》进行一番比较，每一次都要将沈昌文拉出来作为一根标杆，来衡量后来者的编辑水准和眼光，次数多了，也难怪老爷子总有些不忿。不过话说回来了，谁叫他是沈昌文呢？当年三联书店和《读书》的掌柜的，退休后又没闲着，写写随笔，编编杂志，甘当“业内临时工”，依旧是一言九鼎。
　　今年，这位中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自传《知道》，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到底知道些什么？这位77岁的老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对于圈内的种种故事，对于《读书》这本在知识分子中有着深刻影响力的杂志，他都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者。
　　
　　最后的晚餐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这是他自我形容的二十个字。很少有人会像沈昌文这样自我“糟践”，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昌文的性格：开朗、幽默。
　　这二十个字，字字都体现出一个老出版人的良苦用心，却是以一种利己利人的方式出现的。他说：“吃喝玩乐”是老要请作者吃饭，老要研究如何请才能讨得作者的欢心，约到好稿子，当然有时候退稿也要请客。“谈情说爱”是编辑跟作者要有感情，要有爱，建立很好的关系，这些很过硬的私人关系为三联之后出版图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后可以从作者身上“贪污盗窃”到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挖掘他们的无形资产。“出卖情报”是我老想着把自己掌握的“情报”利用起来，“出卖”给一些同行们，也因此满足了我“吃喝玩乐”的习性。“坐以待币”就是我不能赔钱帮闲，帮过的单位得给我报销“吃喝玩乐”的费用。
　　去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他的随笔集叫《最后的晚餐》，沈昌文当然不是达?芬奇，他却甘愿担当“门徒”的角色，不愿将自己摆在“耶稣”的位置上，充当老大。当然，这个题目中最关键的还是“晚餐”这个字，因为他说了：“当我能独立工作之际，能实行的常常只有一条：请客吃晚餐。”
　　1980年初，沈昌文希望调离人民出版社，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打了报告，忽然范用找他谈话，希望他不要走，还在人民出版社，但可以从原来的部门调到新建立的三联编辑部，当主任，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辑工作。沈昌文同意了。1980年3月，他正式到《读书》工作。
　　《读书》杂志名义上是出版总署研究室办的，班子设在人民出版社。史枚、董秀玉、吴彬等是专职干部，范用代表人民出版社，还有像冯亦代这样的兼职专家。陈原名义是主编，实际上主要工作在商务印书馆。沈昌文以前翻译过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喜欢编译稿，但编杂志是外行，慢慢地从头学起，他说实际上是当“万金油”。“好在我是出版社的‘老土地’，人头熟，好歹做下来了。1981年升任副主编，1986年为主编，直到1995年12月。但不论我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我凡遇《读书》的事必向‘CC’请示报告。‘CC’也者，《读书》杂志创办人陈翰伯、陈原是也。”
　　沈先生对汇报工作很有一套，美食业务那更是拿得起放得下：“我编的是小刊物。我们当年，编辑部或在地下室，或在厂房，不成体统。本人忝为主编，文房四宝之外，斗室之内有三样不可少：冰箱、电砂锅、咖啡壶。”电砂锅里炖的是红烧肉，冰箱里冷藏的是“普京”（普通燕京啤酒），几杯小酒落肚，吃饱喝足，这样之后再来看稿改稿，沈昌文形容是“如得神助，灵感迭现”。
　　除了炖得一手好红烧肉，上小馆也是家常便饭，沈先生自谓“交际草”是也。当时的《读书》和三联书店都不富裕，沈昌文说自己去饭馆请作者吃饭总要“左顾右盼”。“左顾者”，菜名，“右盼者”，价格，左顾而右盼，然后可以知几菜，知几钱，“当编辑的人还要学会当出纳的本领，好苦哟！”沈昌文苦笑着说。
　　
　　禁区踩雷
　　
　　
　　在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的１０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观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但总能顺利过关。据说最关键的诀窍是沈昌文熟读马恩毛选，自己也翻译过多部马列著作。三联书店出版的最著名的畅销书当然要数瓦西列夫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写的《情爱论》了（发行120万册），也是沈昌文负责编辑的。
　　“用马列主义观点来为自己辩护这是从《读书》领导人两陈（陈翰伯和陈原）那里学来的。”沈昌文说，“我每次向他们报告稿件情况，提到里面的新论述，他们都要反过来问我，关于这个问题，马列怎么说。我后来懂得，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主张，都可以在马列特别是马老前辈那里找到根据，至少他们有不少允许后人发展和开拓他们学说的言论。例如关于读书，其实马克思已经说得再透彻不过了。《读书》杂志的第一期，发了一篇《读书无禁区》，惊世骇俗。其实，这一期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评》（也登在《读书》创刊号的封面上），已经是对‘无禁区’问题的重要的补充和说明。文章大讲马恩对待书的实事求是态度，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读。我当时还没去《读书》杂志，相信那是有意组发的。”
　　《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的作者仲民，他与沈昌文都是当年人民出版社做校对出身。沈昌文说他极有才华，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佼佼者。“文革”以前其实已有《读书》杂志，那就是仲民在陈原领导下编辑的。从这意义上说，仲民才是我们这一代的《读书》的元老。80年代重办《读书》，何以没有由他来主编，沈昌文也觉得很奇怪，可能是因为他在此前已调任负责文物研究工作了，脱不开身。后来他英年早逝，就再没有机会为《读书》出力了。
　　说《读书》无禁区，也不是说什么样的文章都能发，也曾一度几乎停刊，幸好后来胡乔木讲话专门提了《读书》的事，特别强调这杂志要继续办下去，这才让《读书》涉险过关，沈昌文想起当时紧张的气氛就有点心有余悸。
　　
　　一做品牌，一做畅销
　　
　　“吃喝玩乐、谈情说爱”云云自然都是为了将出版社和《读书》杂志编好，谈到三联书店在1986年恢复建制后的大发展，沈昌文谦虚地说：“研究读者需要，出版畅销书，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由这出发，出版社里最好有两个摊子，一摊做品牌，一摊做畅销。主持人则两面三刀，处处讨好，忽学忽商，亦中亦西，周旋其间，狼狈不堪，但也乐在其中。如有三摊子，更好。那一摊子是杂志，当然要办畅销一点的杂志。因为办杂志容易获得出畅销书的思想和作者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下，三联书店在短短几年里形成了自己卓尔不群然而又销量不低的图书品牌。沈昌文则以“书商”自诩，如果这个头衔成立的话，他应该可以算是中国最早的一位书商，而事实上，当时摆在沈昌文面前的困境要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按照中国出版业专业分工的体制，到1986年三联书店成立时，“殖民地已分割完了”，沈昌文说，“就是说没有一个专业归你独占了，那多糟糕！”也就是说，各大出版社都有劳动分工，比如建筑类图书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小说类归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样的文艺社出版，翻译图书则归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样的翻译类出版社出版，而三联书店夹在其中，如果不能拓展新途径，其发展的余地其实非常狭小。
　　在无奈之余，沈昌文他们想出两条出路：第一是强调三联的出版品都应有文化内涵。那就打破了门类的限制。如出杨绛的小说，尽管按门类不归三联，可是沈昌文向上面力争它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于是就谁也不能反对由三联来出了。第二条就是海外资源。“三联”海外有分店，关注海外理所当然。沈昌文说：“在1986年光景，香港三联书店名义上是北京三联书店的‘分店’。事实上，‘总店’那时还居无定所，房无一间，‘分店’却早已名传天下，财贯亿万。这种称呼，后来当然改变了。”事实上，据他个人了解，境外，特别是台湾地区，出版观念上的发展远在大陆之前，可以取法之处很多。比如蔡志忠的漫画，他简直一见钟情，因为用漫画形式传播文化，大陆那时还没有。沈昌文当然很快同他联系上了，蔡志忠很慷慨，版税多少，也不大争论，而且一应版税，结出后都存在沈昌文这里，他们可以用它来干这干那。沈昌文记得，那时许多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化不大熟，都是看了他的画才对中国传统文化热心起来的。“连我自己，都不大知道有一本书叫《菜根谭》，看了蔡作才了解。” 后来沈昌文又到香港谈下了金庸小说全集的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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