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士林：胡温体制主导下的中国改革

　　本文从宏观政治学的角度深入论析了胡温体制确立后，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前景。本文在中国改革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狭义改革”与“广义改革”的概念，并就此进行了系统阐释。本文认为，胡温体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与政治哲学，具有不寻常的意义。“以人为本”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与文化意义，它意味着中共意识形态的重大调整，预示着胡温体制建立现代民主宪政国家的深层政治意图。

　　中国的改革如果从1978年算起！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它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它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确乎可说是举世瞩目。中国是人口世界第一、领土世界第三的大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又是最大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她不仅在地缘政治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国际事务、世界前景也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这就使得中国改革不仅具有中国意义，同时也具有世界意义；
换句话说，中国改革的前景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同时也关系到世界的命运。因此，每一次改革历程伴随着中国高层人事变动所可能出现的新走向，都不能不引起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

　　中共十六大与十届全国人大确立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胡温体制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胡温体制从执政理念、执政作风都鲜明地体现了改革深入带来的新变化、新要求。与江朱体制中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执政风格与公众形象迥然相异形成鲜明对照，胡锦涛与温家宝从执政风格到公众形象都相当接近。作为中共领导人中较为年轻的一代技术出身的领导者，胡温两人都更加稳健、务实，亲切。从一年前十六大刚刚落下帷幕，胡北上内蒙，温西出三晋，直到今天的为民工讨工钱等等，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意义，传达出胡温体制政策关注向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特别是“三农”倾斜的强烈信号。执政一年来胡温的一系列亲民举措应该说是真诚的、切实的，高效的，“亲民秀”的说法刻薄而不负责任。

　　胡温二人的公众形象十分温和，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缺乏政治家应具的魄力。实际上，在很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的决策上，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上，他们都相当地从容、果断，如面对SARS肆虐从高官责任的追究到应急体系的建立，如取消农业税，改变千年定制，如面对台独势力，明确地发出“台独就是战争”的信号，等等，都表明了胡温体制在处理关系国计民生和民族命运重大问题时的气魄与决心。具体的政策、举措、行动之外，胡温体制建立以来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和根本治国方略的出台，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所谓“新三民主义”、如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外再加上“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如保障人权与私产入宪，如倡导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提出与强调“以人为本”，将其奉为政治哲学等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朴素、独特而深刻的体系，具有不寻常的意义。胡温的执政理念与风格，应说是适应了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化改革、健康发展的需要。

　　我们有理由认为，胡温体制的建立，为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在特定意义上说，历经胡（耀邦）赵体制、江朱体制，胡温体制注定要成为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改革事业的完成者。本文拟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阐释这一看法。

　　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曲折复杂的、有时甚至是激烈残酷的冲突，但整个地说，中国改革的历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渐进的、成功的历程，是一个根据改革实践不断地设计、调整与实现目标模式的历程，同时，也是一个正在逼近深层问题，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的历程。

　　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在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执政地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绝对合法性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性的前提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这和前苏联及东欧诸国的巨变相比，特别耐人寻味。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又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中共主流意识形态在整个改革历程中、在改革的每一个重要时期、在党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社会势力每一次发生严重冲突之时都反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底线决定了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动做更大，变化更多，成就更加引人注目。26年来，经济领域的改革从理论到实践都越来越大胆，力度越来越大，已经基本没有禁区（当然这经历了一个各种社会势力或利益集团反复较量的过程，到今天也不是完全没有禁区，如公有制与私有制孰为主体的问题），相较之下，政治领域的改革则是有条件、有限度、有范围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配合经济改革的需要而做出的政策调适或行政选择。

　　有关中国改革评价的最大分歧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形成和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计划为主，调节为辅”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都鲜明地体现了经济改革的坚定、深入、彻底，甚至淡化了主义之争，超越了制度之别，但从具体的阐释和实践来看，它们都毫无例外地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底线，为改革前提。“三个代表”作为江朱体制下中国共产党改革思想与宗旨的新表述，一方面在目标模式上明确地强化了对中共的改革要求，另方面，又是对中共政治领导权的合法性、道义性的论证与强调，显然，“三个代表”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

　　非主流看法则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跛足改革：只搞经济改革，拒绝政治改革。非主流看法认为这样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带有根本的局限性，拒绝政治制度的改革最终将阻碍甚至葬送中国的经济改革。

　　从对改革实践的具体评价来看，主流看法往往强调改革取得的成就，进而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现行政治架构的另一种表述），非主流看法则往往着眼于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将中国经济发展潜伏的问题、危机归结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主流看法当然不承认中国的改革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跛足改革，如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①

　　实际上，不带偏见地深入考察一下中国的改革历程，似乎不应得出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结论，准确地说，政治改革领域更具有鲜明的邓小平风格：只干不说或多干少说，不争论。“不争论”体现了邓小平巨大的政治智慧、高明的策略思想与强烈的实用精神。邓的最可贵处在于，他绝不墨守陈规，决不抱住意识形态教条不放。无论是什么样的理论，无论是谁提出的理论（包括四项基本原则中的许多内容），只要妨碍经济发展，他一律毫不犹豫地抛弃（当然他的做法极有策略性，就说法来看，更不是没有底线的），这需要有极大的对民众负责的政治家的责任感。以后中国改革的历程表明，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堪称中共领袖中与时俱进的典范。这尤其体现在对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尽管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载诸宪法的意识形态的金科玉律，但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已彻底否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说（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社会是要消灭商品经济的），尽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力求圆通的解释。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邓小平率先引发的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在完善党的领导、特别是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强化执政党（而非革命党）意识的呼吁中，也可以分明地看到主流对这两项铁律的变通与修正。就是说，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在实际的改革举措中，即便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有关信条，26年来也不是完全没有触动。当然，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是与时俱进，是历史地、辩证地而不是僵化地、教条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是完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动摇党的领导。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该可以理解为某种适应改革要求的变化甚至突破，但主流看法宁愿将其理解为、表述为指导改革的意识形态准则既一以贯之又“与时俱进”的不断深化。一个毋庸置疑、主流意识形态也从不否认的事实是：在整个改革的历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精英都决不允许进行危及现行政治制度的政治改革实验，特别是决不允许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列为改革的对象。如邓所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②，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①从拆毁西单墙、逮捕魏京生到批判《苦恋》与“社会主义异化论” 、“清除精神污染”，再到掀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至先后罢免胡（耀邦）赵，弹压“六四”，在在表明了中共的这一基本态度。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共至今的态度仍然十分明确而坚定，任何与“四项基本原则”正面碰撞的思想与行为都毫无例外地受到弹压。

　　总之，中国改革的历程是一个经济上尽管仍存在诸多深层问题但基本成功并不断推进的历程，政治上尽管多有变通但仍坚守中共传统核心价值与政治结构的历程。胡温体制承续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改革格局。胡温体制能否具有活力与创造性，能否完成改革的时代大任，全在于能否解决这个格局包含的种种矛盾、问题甚至危机，将这一格局转换成良性互动的政经结构。

　　二、狭义改革与广义改革

　　狭义改革与广义改革的提出，来自我们对中国改革的一种“历史性”理解。概言之，所谓狭义改革，专指中共为克服毛泽东时代极左路线直到“文革”浩劫所造成的毁灭性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从“文革”后邓小平复出开始，至今仍在进行。广义改革则指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需不断进行的调适与改变发展战略与方向的改革运动。胡温体制面临的时代任务，就是完成狭义改革，结束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非常过渡时期，推动广义改革，进入中共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正常发展时期。

　　从邓小平主导的胡（耀邦）赵体制开始，中经江朱体制，直到今天胡温体制的确立，26年的改革有其非常具体的历史任务，有其鲜明的时代性。改革起于“文革”结束之时（它的前奏则可以推到“文革”末期邓小平开展的一系列“整顿”运动），它的直接的迫切的时代任务是克服“文革”给中国造成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挽救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这种局面确乎非常严峻，用邓小平当年经常慨叹的的话说就是“积重难返”。“四人帮”被擒，“文革”结束，接着经历了它的余波（华国锋时期），都还处于危机的震荡期。以1977年邓小平正式复出为标志，由于他的巨大威望以及他和他最得力的助手们（胡耀邦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举措、思想举措（“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基本顺利地、相当迅速地消弭了“文革”造成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相比较，当时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千疮百孔，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状况。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成为首要任务，并且在维护现体制的情况下仍能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原因，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精英不负众望、克服毛泽东时代极左政治酿成的中共合法性危机，重新收拾民心、迅速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基本途径。换言之，邓小平之所以在民众心目中拥有那么崇高的地位，成为文革末期乃至文革结束后克服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的象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救星”，就是因为他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一直是个务实的领导人（著名的“猫论”传颂多年，“文革”的批判却使之越批越香），一直是个卓有成效的“经济派”。由他来提出和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事业，顺理成章，十分自然，非常符合他的性格逻辑和政治信念。

　　应该指出的是， 中国的改革并不像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必然要发生的。“文革”后，中国不改革也不会被开除“球籍”，也不会“亡党亡国”。在当代社会维护国家权力的手段空前强化的条件下，特别是由于东方社会国民素质、文化传统的具体特点（大跃进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几千万人，中国人民仍十分宽容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失误，刘少奇当时就曾感慨道：“中国人民实在太好了！”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在谈及五十年代中国民众在困难时期的表现时也曾感慨道：“多好的老百姓啊！”），“文革”后的中国，完全可以在没有“文革”的“文革政策”统治下存在，由谁统治，出现什么样的统治结构是另一回事。有一点毋庸置疑，即便中国人继续生活在极左统治下物质极度匮乏、思想饱受牢笼的状态中，甚至像今日某“社会主义”邻国那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他们还是完全能够忍受。因此，中共出现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大幸。邓搞改革的动机，一方面当然是“挽救国家挽救党”，亦即挽救中共政权的全面危机，但另方面，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良知。就发动和领导改革的伟大贡献来说，邓小平确乎不愧为“中国人民的儿子”。

　　应对“文革”后中国全面危机的狭义改革大体上历经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起点，是改革的发轫期。在这个阶段，中共正式宣布开始工作中心的转移，邓提出与强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想：“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经济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①

　　中共的治国方略明确地转入经济建设后，来自民间的冲破旧体制的大胆尝试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就，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等迸发出的强大生产力表明，改革获得了中国民众的主动响应，民间涌动着长期遭受压抑的创造性的热情与活力。

　　第二阶段以1984年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标志，是改革确立市场经济取向以后的发力阶段。八十年代改革事业的全方位的迅猛发展，是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胡（耀邦）赵体制对改革各项举措雷厉风行的历史成果。经济特区的成功创办，物价改革的成功闯关、 国营企业从承包制到利改税到股份制的改造——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表明了改革的空前力度与幅度。胡耀邦与赵紫阳对改革的巨大贡献不应也不能被遗忘，即便在“六四”那样的非常时期，邓小平也明确肯定说：“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 ②，“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①

　　第三阶段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年底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转折点，这一阶段是改革的深入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定型阶段。尽管六四事件发生之日，邓小平就十分明确地向国内外宣示改革开放的政策决不会变，但改革仍遭遇到巨大的政治阻力，同时改革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亦开始暴露或严重化（如农业的滑坡、城市国企改革裹步不前、严重的腐败、政经结构阻碍改革深入进行）。这是一个改革面临巨大考验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政治家的巨大魄力与智慧为改革注入了空前的活力，使改革跨入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改革经历了大起大落、巨幅调整，从治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到促进增长、导致财政赤字成倍增长的扩张政策，具体政策的得失有待总结，但江朱体制深化改革的魄力应该在改革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个市场化改革的定型阶段，江朱体制发挥了巨大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朱镕基在就任总理答记者问时宣示改革决心的悲壮辞色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朱的果敢坚毅的个性与非常专业的素质，对改革的披荆斩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要专门指出，江泽民对这个阶段的改革的贡献是不应也不能被抹煞的。国外某些舆论对江颇多非议，认为江拒绝政治改革，甚至消极对待经济改革，但这是不公平，也缺乏事实根据的看法。邓在1992年最后一次推动改革的南方谈话中仍十分明确地肯定江的领导：“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②（按指“六四”至九零年底）、“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③如果江对改革持消极态度，邓在专门为推动改革而发表的南方谈话中是不会这样表态的。（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邓出于政治稳定的考量）

　　正是由于江积极落实邓的南方谈话，当年年底的十四大就迅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邓南方谈话后、特别是邓辞世后中国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飞跃，不可能与作为政治核心的江没有关系，更不可能在江消极对待甚至抵触中顺利运行。江那种政治地位，中共那种政治传统，如果他没有积极的、真诚的改革态度，怎么可能有改革在九十年代的巨大跨越？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如邓所说，改革开放的政策谁想变也变不了，但江作为领导核心对中国九十年代改革目标的实现显然功不可末，并且可以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对政治家的个人风格，容有不同评价，但应该指出的是，海外某些舆论对江泽民“无原则”、喜欢“表演”、“做秀”的诸多非议无损于江泽民的政治形象，当然，北京大学学生在普京来访时对江泽民“多才多艺”的赞颂也无利于江泽民的政治形象。对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只能是政治业绩。①九十年代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直到中国加入WTO，“资本家”可以入党的政治决策直到“三个代表”的提出，都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江的政治魄力、远见和智慧，体现了江的改革决心。顺便指出，某些舆论对“三个代表”提法的贬斥与讽刺显然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对政治家思想的要求，不应该着眼于学术深度，甚至也不应该着眼于理论的创造性，政治家思想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政治取向的进步性、实用性与社会效益。“三个代表”总比“三忠于”“四无限”好嘛！

　　还有一个最让人非议的问题是江至今仍以普通党员身份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和江先后以普通党员身份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从形式上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但这恰好体现了中国政治巨大的灵活性，体现了军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体现了党和军队关系的独特性，体现了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方式。当然，这肯定是一种非常状态，而不是正常状态。邓自己曾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②”而邓和江先后的“半退”，显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江泽民参照邓小平模式以普通党员身份执掌中央军委，固然是一种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连续性的非常举措，但从邓到江采用这种做法，恰好意味着中国的（狭义）改革态势还没有进入最后完成阶段，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改革仍任重道远，意味着江朱体制必然要将完成改革大业的重任交付胡温体制。③

　　中共十六大召开，确立胡温体制，标志着狭义的中国改革进入了它的第四个、也即最后一个阶段，是为改革的攻坚阶段与完成阶段。一方面，“文革”后由于特定时代需要而掀起的改革运动——克服建国以来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直到“文革”使国家陷于崩溃状态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狭义改革，以市场化取向的成功、法治社会的初步建立、翻两番的跨越式发展、人均收入突破一千美元大关与加入WTO为标志，已进入最后完成阶段。另方面，正因为狭义改革进入最后完成阶段，也就面临着具有总决战意味的更加艰巨的攻坚任务。我们说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有这样互相联系的两层意思：其一，改革的课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入体制核心；
其二，改革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引发的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样化。胡温体制固然继承了改革的巨大成果，但他们也担负了改革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所带来的更加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三、“以人为本”的改革前景

　　胡温体制面临的狭义改革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其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所暴露的深层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政企难分、官本位严重、市场化取向不彻底、粗放型增长模式、肆无忌惮的地方保护主义、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新危机、迫在眉睫的金融危机、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日益恶化的就业问题、愈演愈烈的腐败、犯罪率特别是恶性犯罪率上升、法治的严重缺失、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等等。这些问题或在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并逐渐恶化，或为新近暴露的问题，显然大都来自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协调、不配套。胡温体制对这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如发展速度问题，胡温体制确立伊始，2003年在SARS肆虐的严重干扰下，GDP仍获得了惊人的增幅，达到了9.1% 。但胡温体制没有陶醉于高增长率，他们更加关注确乎是更根本、更重要的增长方式问题。支持高增长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引起了胡温体制的忧虑。适如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的那样：我国还没有完全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十多倍，但是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四十多倍，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投资高达五亿元。2003年，我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五十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消费总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①为了解决粗放型高增长隐含的资源浪费危机、环境生态危机、短期效应危机等，胡温体制毅然决然地将2004年GDP增长率降至7%。这种不盲目崇拜增长率的务实精神和清醒态度，是胡温体制值得称道的政治风范，也是改革最后完成攻坚阶段艰巨任务的政治保证。

　　胡温体制对发展速度的大胆调整显然出自对“科学发展观”的倡导。“科学发展观”由胡锦涛在2003年8、9月间视察江西时提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它的正式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公平的发展观、人性化的发展观。胡温体制提出这一治国方略，是将市场化的效率与人道的诉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改革的新的时代基础上重新统一起来、协调起来。这自然是总结了改革全部经验和教训的健康的、合理的发展要求，是改革走向成熟期、完成期的政治纲领。

　　在科学发展观的表述中，我们觉得更具有突出意义的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或政治哲学的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根本的治国理念、政治哲学，更深刻地包含了胡温体制站在时代高度，顺应历史潮流，冀图建立民主化的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意义甚至超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它应该成为改革结束狭义阶段迈入广义阶段的思想旗帜、文化旗帜。“以人为本” 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亲民”，更不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简单继承，它意味着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共治国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必须用“三个代表”的提法来表述，那么“以人为本”是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先进生产力的保障，更是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它是对“三个代表”的最积极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对“三个代表”的进一步表述、提炼与发展。不用说与“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相比，就是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的改革初期相比，“以人为本”的提出都具有全新的意义，都是改革深化、改革升华的产物，它朴素却又精炼地表明了改革的根本目的、最终目的，是胡温体制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旨归。（“三个文明”可以理解为“三个代表”的更宏大的表述）

　　“以人为本”内在地继承、发扬与升华了中西文化的两大宝贵精神遗产：“人的尊严”与“人是目的”。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子产、孔子开始，人文主义的、人的尊严的观念便树立起来。“天地之性人为贵”，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只是由于数千年专制政治的扭曲、压抑，人的尊严才不断地遭到践踏，很难落到实处。康德发出的“人是目的”的呐喊是西方近代启蒙精神的最强音，后来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解放”，可以理解为对这一启蒙精神的深刻表述。“人的尊严”、“人是目的”——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的确立，是人权的基本体现与保障，它们天然地蕴含着自由精神、平等意识、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体面地生存与发展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与文化诉求。胡温体制提出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其意义怎样估价也不过高，它是胡温体制完成狭义改革，开创广义改革，创立民主化政经架构、建设现代化文明国家的精神号角。

　　综上所述，胡温体制确立后，“改革时代”行将结束，但改革当然不会结束。狭义改革完成了，还有广义改革。胡温体制将历史性地担当起这个承先启后的任务。如何完成狭义改革，为进入广义改革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也就是说，为进入正常的、健康的发展时期提供更加成熟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胡温体制面临的艰巨任务。经济体制的狭义改革由于社会认同度较高，由于前此的改革成果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尽管面临着攻坚的重任，以胡温体制的谨慎与成熟将能比较顺利地完成。①政治体制的改革则由于改革的基础、条件、传统、禁忌等多方面的原因，进行的将十分艰难。譬如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应否、能否冲破改革的底线，重新审视“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改革中共一党执政的局面？这就有两个重大课题摆在民众与执政党面前：

　　其一，对于民众来说，如何考量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可能，拥护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获得这种民主模式的全部自由与权利，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等，但对于国情十分复杂的中国社会，民众将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经济风险乃至社会风险（由于问题的多样化、冲突的激烈、传统力量的强大、民众的觉悟程度与教育程度的巨大差距、民主化力量的良莠不齐等）；
另一种可能：拥护现存的中共一党执政格局，前提是中共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路线，这样将缺乏西方式的民主，但确乎能够稳定地改善民生，逐步地争取民权。

　　其二，对于执政党——中共来说，如果出于正统意识形态的要求，拒绝西方式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那么就需要在以下诸方面有新的思考：1一党执政是否可能成为一种民主模式？2拒绝西方民主模式，那么我们的民主模式在哪些方面可以代替西方民主模式或说优越于西方民主模式？3民主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我们的普遍性体现在哪里？4建设我们自己的民主模式，需不需要汲取西方民主经验？②

　　胡温体制任重道远。但用中共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面临的是前进中的问题。

胡温体制只要坚定不移地秉持“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高扬“以人为本”的政治哲学，那么完成中华民族艰难而伟大的“改革时代”，实现当代中国由狭义改革向广义改革的历史性跨越，庶几有望矣！

　　2004年4月8日

　　（因版式限制，略去了原文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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