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双重“矩阵”：时尚与意识形态下的青少年

　　双重的虚拟文化

　　与其说我们今日时尚的浮华，是商业时代的衍生品。不如说时尚是一种属于虚拟时代的文化。在虚拟的资本面前，一元一元的挣钱似乎不再拥有劳作的成就感。虚拟的赛博空间使各种梦寐以求的乌托邦量身订做、立等可取，对那些在《传奇》游戏中打到了40级以上的年轻人，那些曾经和现实中含辛茹苦的苦难似乎都显得有些滑稽。而在我们生活中至今高声颂扬的虚拟词汇、虚拟的政治哲学和虚拟的集体主义激情，不仅包围着每一个成年人；
更尖锐和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虚拟的精神世界笼罩着千百万初到贵境的未成年人，笼罩着我们的整整一代子女。

　　香港电影《无间道Ⅲ》里引用《双城记》中狄更斯的名言，说“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对于正在受教育的青少年一代来说，一个社会给他们提供的主流文化如果是一种高度虚拟和流动不定的文化，就是灾难性的。但不幸的是我们今天恰恰就处于这样一种灾难性的局面。因为当今中国最显赫的两种文化、两套对青少年影响剧烈的话语系统，恰恰都是高度虚拟的。一个是商业社会的时尚文化，一个是作为官方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其实任何文化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都具有一种虚构性。那为什么说“时尚”和“意识形态”是当代社会两套主流的虚拟文化呢，因为文化的虚构性一般会在一种活生生的经验传统中扎根，“道成肉身”，从文化变成器物。最后逐渐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安身立命的稳定的精神源泉。因此凡是无法形成某种稳定传统、或者与某种传统已经完全割裂的文化，就是一种虚拟的文化。

　　校园内外的两个“矩阵”

　　经过20年思想自由和价值多元化的努力，官方意识形态在一个成年人的现实世界中，可以说已经基本丧失作为一种主流文化的说服力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价值支撑。但是在青少年受教育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却令人震惊的至今保持着强势的存在，甚至是在校园中唯我独尊的存在。成人世界20年价值多元所取得的一些重要思想成就，几乎没能够进入官方教材和校园教育之中。这就导致了两重的断裂，一是意识形态在未成年人的校园世界和成年人现实世界中的明显断裂，这一断裂使弥漫在校园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成为一种典型的虚拟文化，学校日复一日施加给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虚拟的教育，本质上和青少年们打网络游戏《传奇》的景观没有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这种“虚拟教育”对青少年精神和人格成长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大。今天城市里的青少年们，他们的肉体活在一个充分时尚的后现代，但就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却几乎活在一个可怜的前现代，活在仅仅相当于成人世界的80年代初期。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而是因为官方意识形态在学校教育中的垄断地位造成的。

　　另一重断裂，则是由此造成青少年在校园内外感到的各种现实的断裂。一面是道貌岸然的校园和课本，一面是光怪陆离的后现代拼图。一面是“时刻准备着”的誓言和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灌输，一面却是高度世俗化、庸俗化和公开信奉无原则功利主义的老师、家长、邻居和报刊电视中无数的陌生人。这令他们迅速老于世故，在宣读课本、撰写作文和参加“成人节”宣誓“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的时侯，他们就像《黑客帝国》中的尼奥一样，清楚的知道自己现在身在“矩阵”之内，直白的说就是活在谎言之中。但这是一种他们自己不喜欢的虚拟文化，于是青少年一代尽可能的挣脱出来，沉醉于另一种虚拟文化，另一个“矩阵”，那就是网路时代的时尚文化。

　　时尚消费的低龄化

　　时尚文化本身并不是毒素，它在本质上是属于成年人的文化。因为成年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饱经沧桑，一是对于可能的生活的想象力开始大幅度下降。时尚文化因此可以视为对成年人现实世界的一种精神按摩，和一种必要的虚构。这种虚构对成人世界来说一般是无伤大雅的，时尚文化的特征是千变万化，是潮流的不断翻新，才能带来官能审美的持久的刺激。时尚不需要传统，时尚反对传统，反对沉淀和积累。这些特征的作用都出于对现实苦难与价值困境的一种消解和遗忘。大部分好莱坞和香港的商业电影，如前面提及的2003年的两个时尚系列《黑客》和《无间道》，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在灰暗世界中生存的人们提供一种虚拟的快感。我们在电影院内获得的快感，和尼奥等人在矩阵程序中吃虚拟的美食所获得的快感是类似的。性和暴力往往是时尚文化的主要素材，模特大赛离不开对于性的意淫，网络游戏也几乎离不开暴力和杀戮。而商业电影则将两者兼容并包。这是时尚文化主要属于成年人世界的一个证明。

　　为什么时尚不需要传统，就像木子美的一夜情对象不需要传统一样，传统意味着负担，而时尚文化的目的是放下包袱，虚拟的意思就是反传统。但放下包袱首先要有包袱，成年人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传统的世界，充满传统的意思就是充满方向性。为什么时尚文化是成年人的文化，也因为时尚的虚拟性必须以成年人的经验传统为前提，这样时尚的虚拟才不是一种绝对的虚拟，才不是导致价值崩溃的虚拟。一旦时尚文化成为一个社会所能向未成年人提供的几乎唯一的精神食粮，那么时尚的飘浮无根和虚构的精神性，就会成为青少年精神生长中的致命创伤。就像一个社会在允许一个年轻人饮酒之前，首先应该为他提供牛奶、豆浆、可乐和茶。后面这些不属于时尚，而是日常用品。就像2003年的《加勒比海盗》和《海底总动员》尽管商业上也空前成功，但这两部电影对青少年来说并不是时尚电影，而是从安徒生和《金银岛》开始的，属于青少年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对青少年来说，《海底总动员》恰恰不是虚拟的，《无间道》和《传奇》才是虚拟的。

　　当代的时尚文化却出现了严重的低龄化倾向，一方面使小学生都开始成为时尚消费的生力军。甚至在另一方面也使青少年本身成为时尚的消费对象。最突出的就是近年模特与选美比赛严重的“幼女化”倾向。从18岁一路往下降，到2003年底时的一场选美，已经出现14岁的获奖模特。成人世界公开“消费”一个幼女的形体，几乎是一个标榜时尚的时代最无耻的事件。时尚几乎不能向青少年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反传统的时尚，而是各种美好价值在他们精神深处的扎根。教育就是一个为受教育者滋生精神传统的过程，这里的“传统”是在个人意义上说的。因为对一个未成年人而言，受教育的意义不仅是掌握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是赖以形成自己未来个人生活的精神传承和思想背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时尚文化对于青少年的虚拟性，在一个尚未确立任何价值传统的年龄，时尚文化的泛滥在本质上是反教育、反启蒙的。它用“消费”替代了教育，在价值的“诸神之争”中，它用解构替代了选择。

　　校园中的“大词”

　　虚拟的生活和话语，在本质上是反教育的。但我们的中小学校园中，至今被虚拟的“大词”包围着。意识形态的虚拟性造就了校园作为一个“矩阵”的特征。在真实世界，由于私人资本的积累，国有企业早已不再是唯一或主要的所有制企业。而各种民间团社和NGO组织的产生，使得执政党的党团组织也早已不是唯一的社会成员的结社形式。但这种多元化的市民社会形态在未成年人的世界中却完全看不到相应的景观，甚至包括民办的学校，几乎所有学生都仍然隶属于同一个“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或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切学生活动和思想教育都隶属和垄断在学校的党团组织之下。各个城市根据中共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也基本上都设立了“成人节”。成人誓词基本上都由共青团中央统一拟定。几乎所有未成年人，都注定会在8岁、14岁、18岁的前后，接连三次在队旗下、团旗下和国旗下进行绝大多数成年人一生中唯一的三次宣誓，誓词的内容和党团章程或宪法的序言类似，总是充满宏伟的“大词”，总是强调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与奉献，强调对于各种抽象的一般共同体和抽象学术概念的热爱。并用传统臣民的义务观去顶替现代公民的权利观，用传统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教育去代替现代的公民和宪法教育，用一元化的虚拟的意识形态话语，去塑造和伤害青少年的精神世界。

　　意识形态话语的虚拟性，体现在它使用“大词”，诉诸于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价值灌输，抑制甚至扼杀了青少年精神世界的个人主义和真正的浪漫主义。它和传统儒教文化一样，把个人的情感和欲望淹没在了群体主义的唾液里。18岁是一个公民诞生的年龄，是一个公民第一次拥有政治权利的年龄。在日本的传统“成人节”上，一般都会首先祝贺年轻人开始拥有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在我们的“成年节”上，“成年”似乎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而不是首先关系到成年者个人生活的一件事。成年似乎意味着又一个被统治者和奉献者的诞生，而不是意味着又一个公民、又一个权利主体的涌现。意识形态话语的初衷不是借机教育青年如何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而是借机教育他们如何更加爱一些遥远和抽象的对象，如何“积极的履行自己的义务”。

　　仪式感和理想主义的丧失

　　虚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仪式感。文化之所以成其为一种人心中的传统，往往是依靠各种“仪式”来维系的。孔子说，“祭神，如神在”，这句话也可以看作是对教育的一种解释。教育要给予受教育者一些东西（神），所要达到的最后目的是“神在”，即形成受教育者内心的一些精神支撑和传承，那么教育本身的过程就必须是一个“如神在”的过程。这样教育和宗教一样，必须具有某些仪式感，仪式感是萌发和维持理想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不能给予青少年的、最匮乏的东西之一，就是文化价值的仪式感和理想主义。时尚文化是没有仪式感的，无论是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流行音乐还是卡通、漫画、网络游戏，都是快餐式的即食文化。即便明星们的POSE、风衣和墨镜最多也只能构成一种流行的元素，而不能成为一种固定的文化仪式。时尚也是反理想的，它摒弃理想主义，因为时尚的目标是随时随地提供快感和满足，而理想主义却预设了对于当下的某种批判和否定。所以理想主义意味着时尚的不可能。从这个角度看，时尚文化的全面泛滥和对全社会（包括未成年人）的整全性影响，恰恰是一个社会丧失理想主义之后的一个症候。

　　与之相反，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倒保留着一些对仪式的膜拜，比如前面提到的宣誓。并且意识形态往往强调对仪式创制的精心塑造和垄断，如90年代中后期以来对青年“成年节”仪式的宣扬，就是在以前的队团仪式对青少年的影响和吸引力衰微之后，推出的一个升级换代品。然而一种文化仪式的树立，不象一种品牌的营销。仪式吸引力的背后依靠的是某种独立的精神价值。如何创制教育和文化中的仪式，本质上是如何培养和鼓励青少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时尚文化中，也许只有60年代好莱坞明星詹姆斯-迪恩在《无因的反叛》中身穿的牛仔裤是一个例外，影迷们对牛仔裤的疯狂模仿被不断赋予文化的内涵，最终成为当时叛逆青年和嬉皮士的一个图腾，直到今天经久不衰。牛仔裤能够从一种时尚变成一种传统和文化仪式，和迪恩在电影角色中赋予了它一种60年代年轻人追求独立思想的时代精神是分不开的。

　　没有一种真正的个人自由的精神，一种现代的公民权利意识的教育，就不会有某种理想主义的复活，更不会有文化仪式的复兴。我们的教育必须走向价值的多元化，打破意识形态虚拟文化和校园党团组织一统天下的精神垄断局面，向受教育者展现一个更宽广、更自由和独立也更真实的价值世界，这样才能去弥合校园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鸿沟，才会打破意识形态和时尚文化之间相互替代和逃避的恶性循环。从而把陷入时尚文化与意识形态话语双重“矩阵”之中的青少年，把我们的后代从无根的快感中拉回来，让他们看到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看到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与自己争取和拓展精神上的独立和自由是如此密切相关。也让他们感到，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一种方向，而不是来自无方向。

　　当前的教育改革，首先应该是一场中小学校园内的“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改革，是一场未成年人世界里的思想解放运动。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时尚文化方面，而是学校教育能否为青少年提供一个真实的自由思想的平台。这会在根本上决定时尚文化对青少年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还是一种致命的颠覆。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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