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明：亲人——叹前苏联知识分子命运之点滴

　　“文章憎命达”，一流的文字似乎总与患难结缘。李后主若不是沦为亡国之君，怎能留下“剪不断，理还乱”、“问君能有几多愁”等传世名句？海明威若不是一战至二战一直在动荡的欧洲流离遭逢，怎能写得出《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太史公感叹：“昔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忧患苦难可以激发感悟，促人思考。生离死别比安宁平和更能催生不朽之作。可是假如允许身在苦难的文人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安宁平和而不要不朽之作。让思考、感悟离开吧，我们只要太平世道作普通人的权利。诗三百篇并不是“贤圣”愿意写的。

　　与其化作石像让人瞻仰千年

　　不如靠着亲人痛哭一晚〔1〕。

　　1966年，当亘古难再的浩劫降临时，神州大地的不少文化人都选择了沉默。更甚者，将古今中外的名著一一送入了火堆。诗人流沙河作了一首小诗《焚书》：

　　留你留不得/藏你藏不住/今宵送你进火炉/永别了/契柯夫！

　　夹鼻眼镜山羊胡/你在笑，我在哭/灰飞烟灭光明尽/永别了/契柯夫！

　　可是在北方邻邦，他们的浩劫比我们大得多，那里的文化人却选择了另一种做人准则。

　　他们身临乱世而挺直腰杆绝不沉默！他们燃烧了生命化成了石像！可是石像啊，你可曾夜半时分听到亲人的啾啾鬼哭？

　　皮利尼亚克因对伏龙芝在手术台上不明不白的死感到震惊，写了《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得罪了爱记仇的斯大林，于1938年被枪决。他的妻子玛利亚·索科洛娃、女儿娜塔莎、儿子安德烈从此下落不明〔2〕，皮氏还连累了伏龙芝夫人。当伏龙芝的遗孀得知伏龙芝是被暗害之后，便自杀了〔3〕。

　　阿赫玛托娃一生没停过她的笔，厄运也就一生缠住她。她的前夫被枪决，后夫死于劳改营；
儿子三次入狱，并于1938年被判死刑(后缓刑)。为了探望儿子，她曾经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了整整十七个月的队〔4〕。在《安魂曲》中她写道：“在这种悲痛面前/群山也要让路/大河也得停流”、“我像近卫军的妻子，在莫斯科的钟楼下恸哭”。

　　茨维塔耶娃被称为二十世纪“惟一能同阿赫玛托娃媲美的俄罗斯天才女诗人”。她那支缪司的笔毒化了她的亲人的命运。小女儿病死，大女儿被捕，丈夫被枪决〔5〕，她自己于1941年上吊，临死前留给儿子一封信：“小穆尔！原谅我……我无法再活下去。转告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他们——我爱他们直到生命最后一息……”〔6〕她至死也不明白丈夫已经先于她离世。而儿子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后来上前线作战牺牲了。

　　图哈切夫斯基英才勃勃，是红军中少有的儒将。早年战功卓著，为列宁所倚重。只因忧国忧世，多次发表与斯大林观点相抵的军事文章，引起斯大林嫉恨；
再加上早年的一些过节〔7〕，于1937年遭到处决。他死后，妻子、哥哥、弟弟被枪毙，母亲与一个妹妹饿死在集中营，两个妹妹被长期囚禁，未成年的女儿关入狱中，全部亲人中只有她与一个姑姑经多年囚禁后活了下来〔8〕。

　　托洛茨基著作等身，身兼文人与政治家两种身份。他被驱逐出境后，如果能选择沉默，无疑对家人、部属的安全有利。可是他在国外继续写文章揭露斯大林，斯大林展开了残忍的报复，他的亲人几乎全部惨死。被杀害者包括：前妻亚历山德拉、小儿子谢尔盖、大女儿尼娜、大女婿涅维尔松、两个年幼的外孙、小女儿齐娜伊达的丈夫沃尔科。齐娜伊达脱逃到柏林也难逃一死，被苏联特工人员追上杀害。流亡期间一直陪伴托洛茨基并协助他工作的大儿子列夫成了托洛茨基惟一的精神安慰，后来也在巴黎被前苏联特务暗杀〔9〕。最后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暗杀。全家灭门！

　　“《诗》三百篇”就那么重要，竟使你们疏忽了对亲人的呵护？

　　每当看到“国家不幸诗家幸”、“江山不幸诗人幸”这类词句，就想起前苏联诗人叶赛宁来：

　　茫茫的雪原，苍白的月亮，

　　殓衣盖住了我们这块大地。

　　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整座树林。

　　这儿谁死了？谁？莫不是我自己？

　　——《冬天》〔10〕

　　叶赛宁于1925年自尽，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年。然而他不仅是二十世纪前苏联最优秀的诗人，甚至可能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优秀的诗人。历尽兵燹饥荒，他的诗才在最后几年如火焰般迸发。“江山不幸”触动他写下了无数断肠名篇，也毒化了他的心灵。死在追逐他，他像溺水者抓稻草般扯着爱，其结果是救不上自己反拖下了别人，他戕害了他爱过的每一个女人。他带来了死亡宿命。

　　1926年12月3日，叶赛宁去世周年祭日，叶赛宁的知心女友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叶赛宁坟头开枪自杀〔11〕。

　　再见了，我的朋友，再见了。

　　你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亲爱的朋友。

　　即将来临的永别，

　　预言着来世的聚首。

　　……

　　这是叶赛宁自杀前割破手指用血写的绝命诗。它是写给谁的呢？起初专家倾向于认为是写给诗人的第一任妻子齐娜伊达·赖赫的，因为叶赛宁一直怀念她。直至若干年后加琳娜的书简被公布，才得出结论：绝命诗是写给加琳娜·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的。

　　在同时代人中，很少能有人像别尼斯拉夫斯卡娅这样如此深刻、如此细腻地领会、感受叶赛宁的诗。

　　那时是热爱诗的年代。1916年，十八岁的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在一个文学晚会上第一次听到了叶赛宁的诗朗诵。叶赛宁的诗“新颖自然，既没有矫饰也不朦胧，它们犹如滢澈的涓涓清流，缓缓流进了她的心田”〔12〕。从此，凡叶赛宁的朗诵，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和她的女友没有一次不去听的。她们每次都买同一个号——第四排十六至十七。她们是如此热烈地鼓掌，以致叶赛宁每次登上舞台时都先看看她们有没有来……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艺术鉴赏力。自从与叶赛宁认识以来，就是叶赛宁诗的第一读者。叶赛宁很重视她的意见，经常同她探讨艺术构思、创作技巧的问题。“她对自己能与叶赛宁在精神上亲密相契而感到自慰”。她从来没有要求叶赛宁许诺什么。据同时代人回忆：“她很聪慧、漂亮……但是，每一次同加丽雅(加琳娜的爱称)相遇，我们首先感受的是她的心灵之美。”加丽雅无微不至关心叶赛宁，所想的只是如何为他创造更好的创作条件，使他的天才得到更大的发挥。1922年，叶赛宁爱上了邓肯，同她去了国外，并在那里结了婚。别尼斯拉夫斯卡娅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她强忍悲痛，默默无闻地将叶赛宁委托的整理、编辑、出版诗歌作品的工作做好。只有细心的朋友才注意到，她“一天天地变得阴郁、忧愁、惘然”。

　　“您在国外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当叶赛宁最终同邓肯分手(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而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回到国内后，面容憔悴、神情忧愁的加丽雅问他。“噢，不，我的朋友，我心里默默给您不知写过多少封信了……”〔13〕听到这样的回答，她脸上慢慢地泛起一丝笑容，眼睛也渐渐恢复了原有的光采。

　　回国后，叶赛宁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妹妹卡加与舒拉住在加丽雅的家中。“在这个和睦安宁的新家里，叶赛宁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加丽雅对正在上学的卡加与舒拉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多年后，舒拉满怀着温暖和挚爱的心情写下了她对加丽雅的怀念。

　　然而同加丽雅的共同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叶赛宁抵挡不住托尔斯泰孙女索非亚·托尔斯泰娅“如此明显的爱慕”，同她结了婚，两人去了克里米亚。他完全不考虑这又是对加丽雅多大的打击。1925年她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不得不到疗养院治疗，出院后又到一个僻静的农村休养。她不断回忆与叶赛宁共度过的岁月。她依稀觉得，叶塞宁迟早会回到她的身边，因为世上只有他们俩能这样默契，却不料很快传来了他的死讯。

　　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原先的计划是写一本关于叶赛宁和他的诗歌的书，她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现在世上最了解叶赛宁的就是她了。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在写书过程中，她悲恸过度，叶赛宁的身影似乎不住地在眼前浮现，在召唤她。她终于在叶赛宁祭日那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叶赛宁继续在传播着死亡的宿命？

　　1927年，由于精神恍惚，邓肯的长围巾一端被卷进了敞蓬小汽车的轮子里而惨死〔14〕。此前一年多，她曾给巴黎报界拍去一封电报：“叶赛宁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俄罗斯人民和所有爱好诗歌的人们心中……”1926年1月27日她从尼斯给义女艾玛的信中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艾玛……谢尔盖的死使我深为震动，而我已经为他哭泣了很长的时间。我哭的是，看来他已经耗尽了任何一个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我苦难深重，无休无止，这使我常常想到步他的后尘……〔15〕

　　死亡的宿命继续在传播。

　　叶赛宁的前妻齐娜伊达得悉他的死讯后，整整哭了一夜。当初若不是她坚持要与叶赛宁离婚，叶赛宁说不定可以活下来。不过话也可以倒过来这么说，当初若不是她坚持要离婚，她后来也许就不会死得那样惨。

　　那时他们有个温馨的家。1917年，叶赛宁遇见了窈窕淑女齐娜伊达·赖赫。两人一见钟情，认识三个月就结婚了。齐娜伊达当时二十一岁，是一个具有“古典美”的女子。她“从小酷爱文艺，博览群书。喜欢戏剧，也学过雕塑”。她与叶赛宁在彼得堡的婚后生活，是叶赛宁一生中惟一完整的家庭幸福时期。齐娜伊达后来生下女儿达吉雅娜(1918年)、儿子康斯坦丁(1920年)。虽然半饥半饱，艰难度日，小家庭却也其乐融融。若不是后来叶赛宁颓废堕落，这个家庭是不会解体的。

　　齐娜伊达是个思想进步的女性，她当时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直接受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领导。而叶赛宁交往的大都是一些放荡不羁的意象派诗人或思想消沉的农民诗人(后一派诗人后来大部分被处决〔16〕)。当时农村在闹饥荒，契卡的讨伐队在农村寻找并征收粮食，遇到反抗，则“无情地烧毁整座整座农庄”〔17〕。叶赛宁在各地浪游，看到农村的惨状，回来后在朋友中间悲叹：“我在农村呆过……那儿一切都在崩溃……谁都会明白……一切都在完蛋……”〔18〕他纵酒无度，经常与流浪汉为伍，醉倒在沟边、街角，不时被警察局、拘留所拘留……齐娜伊达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夫妇俩只好暂时分居，妻子带着孩子住父母家，叶赛宁住朋友处。这一别两人再也不能走在一块。

　　叶赛宁走不出颓废状态。齐娜伊达决定与他分手。1921年，她进入莫斯科国立高等导演艺术学校导演系学习，成为梅耶霍尔德的学生。与爱森斯坦(后成为世界闻名的电影导演)、尤特凯维奇(后成为著名电影理论家)等是同学。梅耶霍尔德是天才的导演，桃李满天下，当时被称为“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莫斯科两个最著名的剧院之一即命名为梅耶霍尔德剧院。齐娜伊达十分崇拜他。1922年，齐娜伊达嫁给了自己的老师，两人婚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寄在父母处的孩子接回。梅耶霍尔德爱自己的妻子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不论什么家务都亲自动手做，甚至学会了打针、治病”。齐娜伊达与孩子从此有了幸福的新家。

　　叶赛宁此刻懊悔莫及，意识到从此失去了妻子、儿女，他痛苦万分。他常常在梅耶霍尔德住处的四周徘徊，有时甚至贸然进入他家，希望能见妻子、儿女一面。梅耶霍尔德夫妇以礼相待，却只能激起他心中更大的悲伤。“与齐娜伊达无法重圆的爱情，构成了叶赛宁一系列忧伤抒情诗的基调”。这一时期叶赛宁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诵的诗，如《致一位女子的信》、《夜晚皱起了浓眉……》、《鲜花对我说“别了”……》等等，其中《母亲的来信》十分沉痛：

　　在这个世界上

　　你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你轻易把自己的妻子

　　让别人娶去，

　　你没有自己的家，没有友谊，

　　没有自己的落脚之地，

　　你一头扎进了

　　小酒馆的泥淖里。〔19〕

　　死亡的宿命小心翼翼向前迈动步伐，鬼鬼祟祟，探头探脑。

　　梅耶霍尔德早年向往革命，十月革命后，他将一部剧作题献给托洛茨基〔20〕。这事埋下了祸根。不过那时人人都崇拜托洛茨基，他是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的实际领导人(两次革命列宁都未及赶回国内)。革命后白军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等四处叛乱，在革命危若累卵的形势下，又是他组建了红军，亲临前线率领红军南征北战，战胜了叛乱部队，拯救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那时人民将托洛茨基与列宁并列。谁会料到列宁死后他竟被打成“内奸”、“间谍”、“匪帮”？

　　与梅耶霍尔德一家很熟的肖斯塔科维奇有这样一种说法：“梅耶霍尔德发痴似的爱她(指齐娜伊达·赖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很难想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有这种爱情。这里面有种不祥的东西。”〔21〕

　　若说不祥，齐娜伊达与托洛茨基的女儿同名(也叫齐娜伊达)，这是更大的不祥。

　　不过最大的不祥还是齐娜伊达从叶赛宁那儿接到了死亡宿命。与叶赛宁相爱的几个女人都已死于非命，曾是妻子的她何处逃避？

　　那时文艺界头面人物的被捕(死亡的代名词)有这样的程式：报纸点名批判——工人纷纷来信表示愤慨——夜里囚车带走——株连一大片。从1937年开始，梅耶霍尔德就经受了报纸批判和工人来信，到1938年，斯大林亲自下令关闭梅耶霍尔德剧院，报上更是连篇累牍对梅耶霍尔德展开攻击，比工人、农民批判更到位的是前苏联文化界人士的无数文章和谈话(肖斯塔科维奇称这种现象叫“今天你先死，明天我后死”)。梅耶霍尔德惊惶失措，为表示他不是“阶级敌人”，他不断组织上演革命题材的戏剧，临死前不久，还在导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至1939年6月20日，梅耶霍尔德被捕，从此在人间消失。可叹在被捕的前几天(6月15日)，梅还在全苏导演工作会议上大谈维辛斯基同志指示我们什么什么〔22〕。殊不知这位维辛斯基同志正是主持莫斯科三次大审判的公诉人，手上不知沾满多少老布尔什维克的鲜血。梅耶霍尔德被捕的那天晚上，囚车前脚走，“匪徒”后脚到，抄了家，残杀了齐娜伊达。肖斯塔科维奇写道：“在梅耶霍尔德被捕后，匪徒几乎立刻就到赖赫家里，把她杀了。她身上有十七处刀伤；
双眼被刺穿。赖赫哀叫了很久，但是没有一个邻居来救她。没有人敢进梅耶霍尔德的房子。谁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对赖赫行凶的也许是官方刺客的铁拳头。是非之地，最好躲远一点。所以，他们杀了她，拿走所有的珠宝。”〔23〕

　　谁能忍心再说国家不幸诗家幸？

　　孟姜女在长城哭亡夫哭啊哭啊把长城哭倒了，如果是超过十万、一百万、几百万的“孟姜女”在那里哭亡夫〔24〕，作家自己也可能哭倒在地。正如后人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他向那仿佛是人类理智和心灵所不可了解的无边苦难低头，像拉斯科里尼可夫〔25〕那样，一躬鞠到了地面。他得到了基督教的痛苦的爱，关于那种爱，赫尔岑曾说过几句严峻而真挚的话：‘痛苦的爱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它痛哭，它诉说，然后又擦眼泪，但主要的是，它什么事情也不做。’”〔26〕而二十世纪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做到了作家做不到的事。

　　他用音乐表达这一切。1937年，《第五交响乐》在列宁格勒首次公演，许多听众回家后与家人抱头痛哭。列宁格勒是苏联肃反的重灾区。肖斯塔科维奇在其回忆录中说：“甚至在战前，列宁格勒也几乎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或是父亲，或是兄弟，即使不是失去亲人，也是失去亲密的朋友。人人都有为之一哭的人，但是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不让任何人看见。人人彼此戒备，悲痛压在心里，窒息着我们。”〔27〕

　　1942年，《第七交响乐》(《列宁格勒交响乐》)在美国现场播出，通过电台，千百万人凝神听完了这首乐曲。成千上万人抽噎一片。这是很奇怪的事，美国人一生中从没见过大肃反，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哭什么？难道他们有第六感官？

　　在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发表之前，西方音乐界都把《第七交响乐》解释成“德军入侵”、列宁格勒被围困、反法西斯战争悲壮的主题。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却是这么说的：“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国人民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即使是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的人太多了。我有许多朋友就是这种遭遇。到哪里去为梅耶霍尔德或者图哈切夫斯基建立墓碑？只有音乐能为他们做这件事。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我毫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是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描写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28〕

　　从前人们“只能无声地哭，蒙着被子哭”，战争来了，那些“战前没有一个家庭没有失去亲人”的人们终于可以开怀痛哭了，反正账都是算在德军头上。肖斯塔科维奇说“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在别的国家，战争很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29〕。

　　肖斯塔科维奇也曾等待着被逮捕，那时报纸已经隔三隔四批判他，批判他的社论题目是斯大林亲自拟订的，他的亲密朋友音乐家日拉耶夫、波波夫、维戈茨基、加舍夫等四人已经先于他被逮捕(后全部丧命)，越来越多的音乐界同行或非同行站出来揭发他。在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想到过去死，是牵挂母亲、姐妹、妻子、儿女的命运才使他放弃了这个“津津有味的念头”。

　　他最终没有被捕，活下来了。

　　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救了他。有这样的传说：斯大林与罗斯福的特使谈建立第二战场问题，特使却说：“罗斯福总统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伟大的音乐家！”等等。肖斯塔科维奇最不屑听这种所谓内部传闻，一般说来，他对西方没多少好感。他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他曾为前苏联所有的重要电影配过乐，斯大林多少认为留着他用处更大。另外，肖斯塔科维奇那幅戴着钢盔消防帽的侧面像全球闻名，几乎成了前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象征，伟大统帅也要考虑这一点。

　　他还在作曲。在等待逮捕的日子里，在“我命在旦夕，我低下了我的头”(布哈林语)的日子里，他创作了以下传世之作：《第五交响乐》、《第一弦乐四重奏》、《第六交响乐》、《第七交响乐》、《第二钢琴奏鸣曲》、《第八交响乐》、《钢琴三重奏》、《第二弦乐四重奏》、《第九交响乐》、《第三弦乐四重奏》、《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犹太民间诗歌选》、《前奏曲与赋格二十四首》……

　　俄国有人说：“有了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后人自会判断俄国今天的历史。”

　　肖斯塔科维奇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然而，如果允许选择，他宁愿选择安宁平和甚至是平庸，也不要当“伟大的音乐家”。“伟大的音乐家”的代价是一生见太多的生离死别，流太多的泪，失去太多的挚友。事实上越接近老年，肖斯塔科维奇就越觉得自己的作品无甚“伟大意义”，劝导年轻一代远离它们。这是“伟大的音乐家”的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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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根据舒婷的《神女峰》改写。原诗句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2〕(苏)列奥纳得·根得林：《受害的一代》，明宇、舒会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页。

　　〔3〕(苏)安·弗·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彭卓吾译，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4〕李毓榛：《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7页。

　　〔5〕(苏)尼古拉·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6〕蓝英年：《寻墓者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7〕1920年苏波战争图哈切夫斯基任总指挥，本已率军打到华沙城下，因西南战线(斯大林任该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拖延配合不力，导致失败，后列宁批评了斯大林。另图哈切夫斯基在早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引起斯大林怀恨。

　　〔8〕(苏)尼库林：《元帅之厄运》，炜元闻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页。

　　〔9〕(苏)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石翁、施用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前言”，第9页。

　　〔10〕本诗采用王守仁的《叶赛宁之死》，《俄苏文艺》，1980年，第95页中的译文。在《叶赛宁抒情诗选》〔刘湛秋译〕中，该诗的译文为：“白色的雪原，白色的月亮，/白色的寿衣覆盖了我们的家乡。/白花花的白桦在林中哭，/这儿死了谁？莫不是要把我埋葬？”

　　〔11〕本文叙述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及齐娜伊达·赖赫的内容主要参考王守仁《叶赛宁之死》、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部分参考其他文、著。加引号但没注明出处的词句引自《叶赛宁之死》或《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12〕〔13〕〔19〕王守仁：《叶赛宁之死》，《俄苏文艺》，1980年，第95、87、88、86页。

　　〔14〕邓肯的朋友认为邓肯之死不是事故，而是自杀。参阅《邓肯与叶赛宁》，第334页。

　　〔15〕〔18〕(苏)戈登·麦克维：《邓肯与叶赛宁》，刘梦耋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70页。

　　〔16〕袁振武《自杀还是他杀——叶赛宁死亡之谜》，《俄罗斯文艺》1990年，第57页。

　　〔17〕《柯罗连科致卢那察尔斯基的六封信》，陆人豪译：《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2期，第37页。

　　〔20〕〔21〕〔23〕〔27〕〔28〕〔29〕(苏)所罗门·伏尔科夫〔记录〕《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叶琼芳译，卢文校，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1年出版，第134、132、133、198、222、199页。

　　〔22〕(苏)格拉特柯夫辑录：《梅耶荷德谈话录》，童道明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24〕有关大清洗(大肃反)死亡总人数，各种书籍、各种版本资料的说法不同，以往克格勃正式记录在案的1937～1938年的镇压人数是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1991年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宣布说：“从1920年至1953年期间，在苏联约有四百二十万人受到镇压。其中两百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受到镇压的。”(参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季刊2002年第二期《苏联模式探析》第4页)近年来随着更多挡案解禁，这些数字又有变化，叶永烈近期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历次肃反中，一千九百八十四万人被逮捕、流放，七百多万人受到镇压。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数字都不包括“农业集体化”、“反富农运动”以及历次大饥荒中的农民死亡人数。据综合材料看，农民的死亡人数远高于肃反死亡人数。

　　〔25〕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26〕此段评论载于叶尔米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论》〔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的第6页，但本文采用1956年《世界文学》叶尔米洛夫《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文中的译文(李相崇译)。

　　摘自《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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