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南：垄断是教育供给不足的总病根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正常的理由是，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教育供给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教育供给不足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某些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笔者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现行教育体制之恶。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给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为教育的专横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邓小平想通了国家穷的原因，就是国家权力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从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基于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得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理由，反正就这么定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而是变着法子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总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严重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205所高等学校中，私立高校仍有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5073所中学中，私立中学仍有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中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完全可以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中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横太垄断，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不妨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去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横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集权过度，必然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不要忘了，今天中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
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
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
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法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但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民办教育投资人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民办教育投资人斗胆进入教育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于是，他们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试图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

　　这种今天看来很天真的想法，其实是有政策撑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就主张：“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当时便据此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

　　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不仅有政策撑腰，在世界上更有成功的范例。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8226；
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是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至今仍毫无颓势。

　　但问题在于，民办教育投资人显然低估了制度环境的滞后性。梅里尔&＃8226；
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生态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中国根本不具备。于是，民办教育投资人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他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他们就会发烧。而这么多年来，他们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

　　比如，他们将自有资金投入学校，随后马上就会遇到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两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
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他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民办教育投资人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而今天，小平时代敢闯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革命者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多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就是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许多民办教育投资人就明白，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恐惧因此充斥着民办教育领域。笔者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笔者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以此建立起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领域惟我独尊的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还称这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笔者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蜕变到什么地步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面对无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中国的民办教育投资人苦苦支撑了多少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关注高校：绿咖啡与一位老教师的对话

　　快到年底了，学生忙着准备考试，教师忙着准备考题，绿咖啡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今年的教育“气候”与往年不同，感觉“寒气逼人”。

　　自2004年下学期以来，学校教务处成立了“教学督导团”，聘请退休教师为“教学督导”，深入教学第一线，跟班听课，从教师着装、上课效果、教学质量、上课学生人数、课堂纪律等等方面评价教师。本学期绿咖啡上课时，发现男女老教师跟班听课次数已达九次。好在绿咖啡久经战阵，备课认真，每次上课慷慨激昂，阴阳顿挫，没犯过什么大错。

　　一次课后，一个相识的督导老教师同绿咖啡聊天，老同志表扬了绿咖啡之后，嘴巴管不住自己，开始批评学校，绿咖啡毕恭毕敬洗耳恭听。

　　老同志说，我们也不想来听课，没几个钱，应付一下差事。06年教育部要对我们学校进行教学评估，现在领导们对教学这一块在抓得比较紧：不管是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教学质量不能放松，必须认真备课；
考题三年之内的不能重复；
学生作业必须改到二分之一。（绿咖啡插嘴：这是应该的，教学工作是学校的生命线嘛，任何时候都要紧抓不放松）。

　　老同志说，这年头扩招厉害。原来国家实行精英教育，学校每年招生不过数百人（绿咖啡插嘴：我校99年招了900学生），一个班也就二、三十个学生（绿咖啡插嘴：我就带过27个人的一个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教师上课容易与学生交流和互动（绿咖啡：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学生生源也不错，教学双方尽心尽责，学生上课很少迟到早退，更没有交头接耳的现象。一个教师也就负责一两个班的教学，可以有时间批改全部的学生作业；
学生的作业若发生问题，也能在课后同学生及时交流。虽然那时候教师工资水平比较低，但考虑学生每年学杂费加生活费也不过三两千元，教师也没有什么怨言。而且，学校领导能搞做到比较清廉，全校也就两辆桑塔纳轿车和一辆依维柯，校长有私事都自己打的。因此教学工作虽然没有人“督导”，教学质量也一直能保持在较好状态。

　　老同志说，自99年以来，学校开始扩招了，学生人数每年不断刷新纪录。一个普通教学大班学生人数就在100-160人以上（绿咖啡：今年上学期带三门课，4个班，每个班都在120人以上），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教室上课再也不能轻声慢语，要扯开嗓子喊叫（绿咖啡：我是四十岁的人有60岁的嗓子）；
批改作业也不能全数了，能够做到三分之一也就不错了（绿咖啡：偶一般交几个研究生负责批改；
不带研究生的教学专业户最惨了，必须自己劳动）。实际上扩招不能造就一个名牌大学，学生人数再多，也不能说明这个学校教育质量有多高。

　　老同志说，让人心里不平衡的是学校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学校连年扩招，今年夏季超生达到5000余人；
学生缴费比以前高多了，热门专业高达1万元，非热门专业也有近5000元。按讲学校GDP增加了，教师收入也应随之不断提高，但事实是教师教学酬金已经连续6年按兵不动（绿咖啡：最近广东一个合资企业打工仔嫌收入太少，几年未涨，工作量还增加，结果暴动，把工厂砸了；
报纸上到登出来了）；
教师的基本工资也就微涨了两次，那是朱镕基在台上时提高公务员工资、学校搭车涨的（绿咖啡：收入太低，不干科研，没有创收，青年教师在学校根本呆不住；
学校把俺当临时工用啊，呵呵）。

　　老同志说，但是教学质量又不能降下来。教学质量要是下滑了，反映到社会上，学校今后吃饭就是问题了（绿咖啡：教学是学校的生命线，有一天若要因为教学质量问题引发社会不信任而招不到生，大家都会失业的，呵呵）。所以成立督导团啊。就是抓教学质量！在检查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绿咖啡：愿听其详）。比如刚才提到的，有些教师反映，五、六年了，教学酬金不见与学校GDP同步增长，教学任务和教学压力却与日俱增。有的带基础课的教师，一学期带4、5个班，起码500多学生，作业怎么改？（绿咖啡：没法改，即便是改，也是乱涂乱画不负责任，数量太大了嘛！）期中期末要考试，改考卷又不计算教师工作量；
几百份卷子，一天工作10个小时，半个月也改不完（绿咖啡：这么多卷子，得拿扁担抗才行；
6月份期末考试，我去收卷子就拿了两趟，一趟拿不完）。

　　老同志说，要命的是有些学生还不配合，他们不是来学习来的。经常不来听课，作业也经常不交，不知道他们整天在干什么。一般这种学生要占到班上的10%以上。（绿咖啡：没错！每次上课时站在讲台上放眼看过去，就知道学生从来没有到齐过）。个别学生人小本领大，考试时教师互相递交小纸条，上面写着XX同学XXX学号，要求关注（绿咖啡：偶常遇到，其他老师的这个面子是要给的；
虽然对学生肯定不公平）。可气的是学院领导常常“批处理”，他们拿来的是一大张纸条，上面开列十几个几十个学生的名字，你给不给办？（绿咖啡：哪能不给办，那是领导看得起你，呵呵）。这还算暗箱操作，还有明仗执火的：某些学院考试前开会，要求考题出简单些，改卷时尺度把握得松一些，要保证不及格率不超过10%；
超过10%的班级教师要像上面递交情况说明，检讨原因。（绿咖啡：呵呵，这是鼓励教师作弊呀；
可能也会给某些人提供腐败的机会）

　　老同志说，不错，现在腐败的厉害。比如我校最近为刚刚上任的这一届校级领导配备了4辆奥迪轿车两辆公务舱。一个过去负责纪委的副校长自己成天开着一两奥迪，在巴掌大的校园里巡视。（绿咖啡：偶经常见到这厮，就是说话嗓门比较大的那位）。他自己曾开会时说：有些教师抱怨工作量大，收入少，不好好备课，影响教学质量；
你有意见，可以辞职不干呀；
对这些教师，我们要清理出几个来，请他下岗；
你不上课，我们外边聘其他学校的教师来上课。你看看，他说这话不讲道理！能不能说：把你奥迪车上缴扶贫，你副校长就不当了？我们外边聘个副校长？（绿咖啡：这个建议好！）社会上老是说教育腐败，根本就是领导腐败，我们教师哪有机会腐败？

　　老同志说，学校管理层面的腐败现象比比皆是，你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猜测推断出来。（绿咖啡：有这么厉害？不会吧？危言耸听！）。你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学校“基本建设”一直没有停顿过。校内道路一直在不停的“维修”。好好的人行道，已经铺上地砖了，没有任何损坏的迹象，偏偏把他挖开，重新再铺一遍。一车砖头，从学校东面拉到西面，再从北面拉到南面。原来好好的水磨石地面，挖开，铺上人造大理石的。。。。。这都需要聘用民工、要买原材料的。（绿咖啡：还没看出来，这跟腐败有什么关系？）。聘用民工就可以吃空额，外购原材料就有机会吃回扣。（绿咖啡：难怪有一次我到财务处报账，出纳员怪声怪气跟他的同事说：他们怎么天天给民工领工资，一星期要为民工领几次工资，咱们学校到低雇了多少民工？呵呵，现在有些明白了）。

　　老同志说，这些腐败现象还是低水平低层次的。最可气的是基层教学单位领导的腐败。比如教研室单位的腐败。（绿咖啡：这可与我们的切身利益有关系了）。比如原来我们教研室的主任，统帅区区十五、六个教师，也能变着法子捞油水。仙子扩招了，毕业设计学生人数多了，学校拨到各个教研室的毕业设计教学经费总额也多了，这个主任竟然连续4年没有将这部分的钱划到指导教师帐面上，要知道，一个教师一年指导6个毕业设计，每个毕业生经费是470元，一个教师教学经费就是2820元，即便因为其他的教研室支出，也该给教师毕设经费1128元，四年下来，合计4512元。我这几年都是自己出钱，垫支学生的毕设经费，到了退休，还没见到这部分钱。这倒是罢了，可恨的是他还要好处占尽。他夫人也在我们教研室，每年评先进、评奖教金，都有他夫人的份。他夫人是试验教师出身，大专，负责一些设备管理，能做出什么突出贡献？（绿咖啡：这确实有些明目张胆，可笑；
但没有人管一管么？）。正是体制上缺乏监督机制，教研室大小事情一个人说了算，别人根本插不上手。（绿咖啡：他的上级是学院，学院领导可以监督嘛。）

　　老同志说，正是因为学院领导自己不干净，所以对教研室主任这种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达成一种默契。（绿咖啡：怎么会呢？学院院长一般都是教授博导的，体面人啊，不该会有这种行为吧？）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本能，与体面不体面没关系。学院最大的一块收入，是自考班的收入。（绿咖啡：自考班我知道，是各个学院的摇钱树，听说学校校长几次动员要把这一块上缴给成人教育学院，都被各个学院领导档了回来）。但是，自考班每年有多少净利润，都是如何使用的，这是学院最大的一块机密，密不透风啊。你看，XX学院主管自考班的副院长，上任才三四年，还没有科研等其他收入，却已经开上帕拉丁越野车了。能拱的动学院院长的，在基层就是教研室主任了。刚才提到的那个教研室主任，开始上任时，整天跟我们唠叨，要我们提出和支持学院财务公开的事情，但很快就不提。（绿咖啡：呵呵，肯定有利益分沾了，这就是默契啊）

　　老同志说，能和搞管理工作的沾得上边的，都有机会腐败。你看那些学生辅导员，年纪轻轻的，工作才几年，手里拿的都是中华、芙蓉王等高级烟。（绿咖啡：不错，我就纳闷呢，这些小年轻，揣得厉害，他们是什么靠途径发的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学生吃学生。要推荐学生上研究生，第一道坎就是班主任辅导员，学生为了自己的前途，也就“孝敬”些钱财。学生自己的学习成绩比较好还不行，在成绩与其他同学相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办法肯定会名落孙山，与班主任搞好“关系”就成为了诀窍。这是发财的途径之一。还有，入党啊，当班干部啊，当学生会的头头啊，还有考试不及格的，都会给班主任进贡的。（绿咖啡：呵呵，TMD，我不教书了，我也要去搞管理）。还有管教务的干部，也不得了。现在都是计算机管理，教师把考试成绩送上去了，未必在计算机里的成绩就是这个学生的考试成绩，只要键盘一动，六十分就变成八十分了。这没有门道不行。所以学生家庭只要有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绿咖啡：看来从基层教学管理到教研室主任再到学院中层，都腐败了啊。）

　　老同志说，学校高层更是腐败，比基层和中层领导腐败多了。校领导这一级，原来每年办公费用5万的标准，结果每年都超支，现在都定在8万了。你想想，出门奥迪开着，出差就坐飞机。办公费用能不高么？请客吃饭，哪一次不是几千块钱？（绿咖啡：前些年搞教研室验收，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请我们一线同志吃饭，8、9个人，海鲜，龙虾，王八一起上，我看没有两千不行；
如果是请校外同志吃饭，就不知道是什么标准了）。现在学校还搞了个外事办公室，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联系与外国大学之间校长互访的事情。前年新校长上任，带上副校长、部分学院院长，跑到美国去了一趟，友好访问，考察国外高等教育，十几天的时间，玩遍东海岸西海岸，走了7间大学。（绿咖啡：学校也搞外交啊，神奇，玩大了）。今年又去了一趟，这不，才回来。

　　老同志说，大学学术建设及其激励制度的缺斤短两和庸俗化才是学校自甘堕落的致命伤。在科学教育大旗之下，学校经常开展一些各式各样的评奖。比如精品课程、精品教材、教学方法创新奖评比、优秀教学成果奖的评比……。这些评比已经堕落成为大学各级领导自娱自乐的节目。学校教学圈圈里的领导一般都自告奋勇充当评委，不可避免的导致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现象。各种评比的特等奖、一等奖往往被评委们自己瓜分了。参评的项目若是由领导自己亲自挂帅的，获得特等奖是毫无疑问的；
若领导在项目里挂上第二负责人，至少也能评上一等奖。评委们之间那个斗啊，不参加评比时感觉不到的。（绿咖啡：怪不得呢，最近我申请了一个校内“优秀教学成果奖”，落选了。一个评委私下告诉我，第一轮就把我淘汰了，因为著名的是我和另外一个教师，他建议说：如果要评上，就必须挂上单位领导，否则会上没有人出头给你争的，呵呵。）。作为基层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参评是当分母去的，想当分子必须让领导挂帅；
哪怕这个领导在这个项目中没做过什么具体工作。

　　老同志说，只要有一点点油水的事情，所谓学校的头面人物就会不择手段捷足先登。甚至连学校工会组织的“年度优秀教师”、“年度先进工作者”、“年度先进党员”的评选也不放过。（绿咖啡：这我还有点体会。有一年我不小心漏网评上先进教学工作者，开表彰大会领奖，我站在台子上，左边是头发尽白的XXX老教授，右边是弓腰驼背的XXX老博导，呵呵呵，我也成了学校的红人了。）。要知道，国际名牌学校不是评比出来的；
这种“钦点”式的评比方式不仅不利于造就名牌大学，也不能达到提高教师士气的目的，反而人为加剧了教师间的矛盾，也为各种各样的黑箱操作提供了舞台和土壤。

　　老同志说，职称评审也是一样，只不过帮派色彩更加浓厚了。咱们学校，四个书记，四个校长，各人都有自己的山头，号称8个领导7条心。就说高级职称的评选吧。谁谁当评委，都是领导们头痛的事情，每年评比前，有资格成为评委的各路神仙就开始斗争了。今年有个老家伙，被别人挤了下来，没有当成评委，那个气呀，到处放风。（绿咖啡：你说的是不是XX先生？前些日子也跟我发过牢骚，说人老了，说话没人听了。）。参评教师必须找对人，而且只能找当权的一位领导，如果自作聪明找了两个校长，会上其中一个校长投你的赞成票，另外一个校长一定会投你的反对票。这种会，点头不算摇头算，有一个人积极反对，你的事情就办不成了。学校的某些资源落入小集团手里，已经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了。

　　老同志说，学校的腐败有学校腐败的特色，就是学术腐败。咱们学校的学术腐败是很有特点的。比如前面提到的我们教研室主任，在学术上应该说小有成就，活动能力也比较强。他老婆是个试验员出身，大专文凭，可最近几年，他老婆以第一作者在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还出了几本教材。（绿咖啡：可以申请自然基金了，呵呵，也应该有资格带本科或研究生的课了。）。实际上连本职试验课都带不好，学生一问三不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学院领导哪敢让这种人上讲台！到了校一级领导就更绝了。都说学生考四六级有请枪手的传闻，实际上做科研工作也有请枪手的。咱们学校一个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利用关系给自己老婆找了横向科研项目，她自己搞不了，就找其他科研能力较强的老师做枪手代搞，居然还在省上评了个科研技术进步奖，当然，获奖名单上是没有这位枪手教师的。还有，你知道，国家自然基金项目难以申请，但科研处处长XXX的老婆，四十多岁了，一直是个教学专业户，今年却了不得了，搞了个自然基金；
当然要完成这件事，枪手肯定是要请得。（绿咖啡：这确实是黑了点；
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呵呵。）。

　　老同志说，有头有脸的教授，如果没有什么科研课题，就会变着法子撰写教学教材。教材的编写是有极大的油水的，学校出版社每卖出去一本教材，都会给编者提成，因此许多“学者”乐此不疲。高效率的作者，每年至少出版一本教材。其实，要是细心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学校的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不仅题材大量重复，教材内容也与其他院校教材大量重复：都是极低级的重复。天下书籍一大抄嘛。他们出版的名目各不相同，比如，专业合并就是机会，教学改革也是机会，新专业的建立更是机会。（绿咖啡：我上的4门课，现在用的教材都选用清华的，咱们学校的相关教材我都看过，也曾经用过，但现在不用了，太差劲。）。这些高产教材编写专业户，编写过程极其简单：计算机拷贝，打乱章节，请学生翻译和作图，提出新的教材书名，等等。花样翻新，五花八门。（绿咖啡：这事我也干过，现在想来真是误人子弟，良心不安，惭愧！）

　　老同志说，高校的创新能力和自由的学术气氛是学校立足社会享誉荣耀的法宝。可是最近几年，随着所谓教学改革和211工程的实施，高校的创新能力和自由的学术气氛却进一步萎缩。国家对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基础建设安排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各级领导们削尖脑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大规模建设自己的自留地。比如我们学校现任校长，在当校长之前，科研能力一般，超过百万的大型横向和纵向课题都没干过，唯一值得夸耀的是干过两次国家自然基金；
他所属的学科方向在学校也属于边缘化的。当了校长之后，每年向他的课题组都要以各种名义投入自己超过百万，结果课题组人数没有增加，没有形成团队力量，但他的实验室硬件环境却日新月异，高速发展，成为学校有名的畸形怪胎。反倒是有想法、有能力的一部分青年教师，苦于没有经费支持启动，天天愁眉不展，为了一篇论文的版面费发愁，科学试验工作更无从谈起。（绿咖啡：9494，学校大会小会提出所谓加强创新能力和活跃学术气氛，都是些口号啊，利益优先，根本就不想把提高科研水平落实到实处）。权力得到了金钱的滋润，变得更游刃有余，更威风八面。不可挑战的特权给学校领导带来了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又使他们希望维持学校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校长书记为核心的各级学校领导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老同志看看表，说时间不早了，跟你聊了这么久，都快下班了。绿咖啡赶紧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老同志说的句句是真理，都是些肺腑之言，我受教不浅啊，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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