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媒体中的专家话语

发布时间:2020-05-23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专家话语,另一方面不可妄自菲薄,因为我们对生活的经验感受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也是专家话语不能置换的

  

  专业分工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表现在媒体中,就是越来越多的媒体有着强大的专家学者队伍为后盾,甚至直接把专家学者推上前台,以示自己的“知识正确”。我本人也属于专家党的一员,爱掺和媒体的分析报道评论,也极爱向媒体推荐作者:某专家适合分析交通问题,某学者对信仰有研究,某人评论读经现象最好;
我自己以身作则,常在媒体邀约文章时,会断然推辞:高考问题没研究过,科技政策不属于我的关注范围,足球我不懂,等等。

  

  这是一个专家学者的时代。借助于专家学者的分析,借助于他们对信息背景的交待,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此时,在社会大量而分散的信息和重大的事件面前,大众显得是无知的、盲目的。简单地说,此时专家学者的判断就成了人们的选择。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对于没有音乐听力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都没有意义。专家学者就是人民大众的听力。

  

  当代中国人确实对专家学者抱持着相当大的尊重和敬意。人们期待他们能够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学有所用,学以致用,能够指导人们的生活,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繁荣。因为人们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自己的局限甚至自己的无知,人们愿意把衣食住行乃至社会重大命题等等交给专家处理。人们觉得,面对历史演进至今的人类生活,离开专家学者的引导,人们将无所适从。专家指导我们如何吃饭、穿衣,如何面对日益污染的食品,如何选择五花八门的房屋装修,如何看球赛,如何理解巴以冲突,如何看待美国民主的危机,如何想象俄罗斯的恐怖事件;
甚至由于历史感的丧失,专家学者告诉我们一个无处不在的有着“潜规则”的历史,给我们解释一个戏说前朝或走向共和的正剧的历史。所有现代人类经验的一切,需要专家学者的介入。

  

  专家学者的众声喧哗因此成就了转型时代的“公共空间”。但由于我国转型期的漫长复杂,这个“公共空间”是异常特殊的。最重要者,莫过于它的公共性是可疑的,是断裂的。社会空间的脆弱,媒体的共谋或势利,专家的非人民性、非现代性或非人性,使得专家也会失语。一批专家的登场是以另外一批专家的失语为代价的,公共空间的热闹也常会带来寂静的冷场。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垄断这一空间时,人文学者不仅失语,而且失落;
当法学政治学话语显露霸权底气时,经济专家们也陷入沉默之中;
民族主义话语高涨时,无人撄其锋锐,多作壁上观;
当文化保守主义登场独唱时,无人喝彩;
宪政派话语争雄时,无人表态。虽然,这种沉默多是短暂的现象,转型期的人人腹诽,常在沉默失语过后,争先恐后地揉身而上,以示自己有知有势有权,以显示自己是聪明的、“政治正确”的、有头有脸的、真理正义在握的。因此,在这个所谓的“公共空间”里,不仅一人开口,万人噤声,还有着众声喧嚣,还有着运动民众之后的疲软。

  

  这种现象最早为媒体从业人员感受到了,他们经常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以惯常的现代社会专业分工来解释,但愈解释愈漏洞百出。至少,我给朋友们推荐合适的专家学者,就日益步入困境。说一句大白话,如果一个问题你今天认为只有十个人够格来谈,那么明天就会以为只有五个人够格来谈,后天就没人有资格了。如果我们把大众的生活等同于专业相加,明天就会把专业等同于大众生活,后天就是专家等同于大众。再以后,我们生活的喜怒哀乐就不能落实,反而只能接受几条干瘦的名词概念。用王小波的话,如果说我们的生活本来是丰富的蔬菜,明天专家学者能让我们以为生活就是胡萝卜,后天他们会说生活里只有胡萝卜缨子。

  

  我要说的是,一方面我们要重视专家话语,另一方面不可妄自菲薄,因为我们对生活的经验感受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也是专家话语不能置换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传媒时代,用得上康有为的话,“人人有议之权,人人有救之责。”当年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承继了一个“文人办报”的传统,他对媒体记者的看法也让今天一味强调专家话语的我们不免惭愧,他对另一位报人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张季鸾还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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