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万里孤忠，千秋一饭

　　一

　　我走过海丰县彭湃中学的正门，绕过那尊威严的彭湃铜像，穿过华丽的教学大楼，来到一片泥泞的烂草地上。灼热的白光照得心里发慌。沿着烂草地依稀的路痕走了几十米，一块长方形的石碑横在眼前，上书“一饭千秋”，抬头一望，一个残破寥落的亭子，坐在浓密的大树丛中，亭前牌匾上，正鼎然写着三个大字：方饭亭！

　　我的心在战栗，这不是文天祥应得的待遇！一代大儒贤相为了民族的振兴，在这里走完他万里孤忠的最后一步，落入元兵的手中。八百年后的今天，这里应该有一个供后人怀念瞻仰、扼腕叹息、长歌当哭的地方。这样一个寒伧、荒凉的亭子，如何载得动那股仍然徘徊流行于斗牛之间的浩然正气！

　　我拾阶而上，两旁的石栏杆，早已布满了黑色的干苔垢，四根石柱的红漆几已落尽，耳畔满是鸟雀的叫声。进入亭内，一人多高的石碑上，刻着文天祥的画像。但画像的彩漆，早已被风雨吹洗得只剩几根残破的线条。而且，画像下面的碑文，已经一个字也辨认不出来。画像上方刻着的，正是文天祥临刑前不久写下的衣带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我的指尖拂过那粗糙的碑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吟唱，犹如一股汹涌的怒潮，在心中澎湃激荡刀光剑影铁马冰河随即映入眼帘。想象一下吧，就是在这个地方，文天祥自元营脱身，迤逦万里来到这里，暂驻于此埋锅造饭；
就是在这个地方，追兵静悄悄地逼近、包抄，树林中恍然蕴积着无穷的杀气，刀剑在阳光下凌厉地闪光；
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群虎狼之兵突然从树林间钻出来，明晃晃的大刀封住了前行的退路，文天祥像一头雄狮一般发出他最后一声凄厉的战吼，被投入了冰冷的铁笼！他立即把“脑子”，也就是今天的所谓冰片，吞入咽中，以求一死，但竟只是晕眩过去。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染过抗元勇士们的鲜血，这里的每一根草，每一株树，都沾上英雄的荣耀。

　　历史的长河浩荡前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凛凛歌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上流逸激荡。文天祥以他的丹心一片，最彻底地践履了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刀光剑影黯淡下去，烽火连营沉寂下去，在这片文天祥踏过的土地上，留给这个苍白的年代的，是这个寒酸破旧的亭子，与亭子四周阴森森的大树，树叶里不断的鸟鸣声。此刻，杜甫的一首《蜀相》涌上心头：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二

　　生于铁马兵戈的时代对英雄是有幸的。“乱世出英雄”，乱世为英雄提供了一个广阔丰富的时代舞台，使他们的个性、意志、人格得以畅快淋漓地张扬。“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吹。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何等的快意！对英雄来说，最大的不幸不是流血、捐躯，而是当意志勃发的时候，汹涌的情感无法找到宣泄的突破口，高扬奋发的精神一步步被压制、扼杀，委琐下去。宋代正是这样一个对英雄来说最不幸的时代。岳飞的“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的誓言，是何等壮怀激烈，但宋高宗竟把他催回临安，“赐死于大理寺”⑴。“守内虚外”可以说是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最虚弱的时期。合理的民族主义，是基于对土地的挚爱，基于同人民的血肉之情建立起来的对入侵势力的一种防御性心理。民族主义只有在民族遭遇外来侵略的时候才是合理的。而拓展性甚至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无一例外都包含了宣传者不可告人的阴谋。蒙古族崛起于大草原之中，横扫北方。当蒙古的精兵悍将排山倒海的扫荡黄河跨越长江，南京成为虎爪下的病牛的时候，正是激发一种气吞万里的愤怒与苍凉，磨砺一种慷慨激越的锐气和勇气的时候。然而早在南宋初期，岳飞的怒发冲冠八千里路云和月，换来的就已经是莫须有的罪状与回荡千古的冤魂。任你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任你陆放翁心在天山身老沧州，任你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栏杆拍遍，历代宋帝，还不是照样向金、夏、辽进贡？南宋诸帝，还不是偏安临安一隅，龟缩着头，在西湖的暖风中醺醺欲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甚至最后向蒙古兵敞开大门的，还不是以谢太后为主的那帮权臣政要？如果说晚清的溃败在于积贫积弱以至于“弱国无外交”，那么南宋的灭亡则在于“强国无精神”。专制的政府必然是腐败的政府，同时是毫无责任感与廉耻意识的政府。他们所要的，就只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加入哪一个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便加入哪一个集团。就如三国后期的蜀主刘禅，亡国被俘到了晋都，只要晋帝封他一个“安乐县公”，给他锦衣玉食，他照样可以说，“此间乐，不思蜀”⑵。南宋的权要，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人头——甚至还有官职，什么民族大义，什么仁义道德，全都抛诸脑后。与其仓皇逃跑图谋大业，不如开门揖盗以保朝夕，这就是他们的心理基础。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的是冷漠麻木的国民。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太自由”，鲁迅先生曾批评中国人像一盘“散沙”，就是因为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下国家的渗透力极为薄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不出其位”的儒家思想，早就把人们控制得服服帖帖一脸死相。老百姓所希翼的是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入，“帝力于我何加焉”的生活，至于到底是谁派出的税吏，到底是谁下令抓壮丁，是本族的统治者还是外来的侵略者，则是没有太大差别的。所以无论是外族入侵，还是国内的农民起义，胜了就都任由他做主子，况且外族一胜，往往便考证到原来是“圣教同源”，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于是即使被强行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即使被强迫在脑后拖一根猪尾巴似的辫子，也照样跪称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场本该浩浩荡荡的民族战争，就这样变成汉蒙统治者争夺政权的战争。

　　我们已经可以体味文天祥的悲壮了。一方面连皇帝、百官都已经不想再抵抗，开城投降，另一方面所谓“人民”，只有一色的冷漠，即使有一小部分从军杀敌但也独木难支。这是一场从一开始便注定无望的战斗。《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早在文天祥招募救国新军的时候，有友人问他：“君以乌合万余赴之，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壮怀激烈地回答，国家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 ⑶饱读诗书的文天祥不会不知道，北伐的祖逖是如何因为后援不继而失败，欲直搞黄龙的岳飞是如何含冤而死，他更不会不知道，蒙古的虎狼之师如此长驱直入，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宋朝的制度和昏君佞臣。他自己的万余兵马，如何抵挡得了蒙古二十万精兵悍将的铁蹄？退一步来说，即使奇迹发生，文天祥把蒙古兵逐出中原，他又如何挽救这个他为之忠心耿耿，而又已经病入膏肓的大宋王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口，他无法让自己做一个亡国奴接受异族侵略者的统治，于是反抗——即使是在绝望中的反抗成为他唯一的选择。当国家败亡，民族遭辱，他却以他的凛然正气来换取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以他的生命去祭奠他的理想。这与当时和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三杰”的陆秀夫一样。《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当陆秀夫在崖山海战中见大势已去，他先把妻儿赶入海中，然后对小皇帝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佑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背起这个小皇帝，跳入苍茫浩瀚的波涛之中。⑷在文天祥、陆秀夫身上，体现着一种中国人的国民性中最脆弱的尊严意识。人们不得不惊叹，在这个尊严意识如此虚薄而苟且偷安的思想却像蔓草一样疯长、蔓延的时代，为何会反弹一样激发一种如此博大的勇气。一方是宝贵的生命和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一方仅仅是尊严与理想——以生命去换取的尊严，以生命去祭奠的理想。他们却如此坚定决毅地选择了尊严与理想，并且用生命去捍卫。这样的力量到底来自哪里？

　　三

　　一个苍白的时代无法理解英雄的内涵。对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一切正常的事物到了人们的眼里都成为变态的事物。文天祥的精神境界超越了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能够理解、想象的程度，因此，连他的赤子之心也被认为是对大宋王朝皇帝的“愚忠”。

　　人是历史中的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只能把他们放回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中，去感受、观察、琢磨、评价。文天祥正是最大限度的挣脱历史条件的束缚，最大限度的舒展着独立的精神，以其对民族、人民的拳拳之心，对“忠”做出了彻底的民本主义的解释。

　　儒家的“忠”，在古代臣子们看来，不外夫“事君如父”。在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中，国与君同家与父一样密不可分。秦始皇虽然没有尊儒而是尊法，但是秦的政治设计完全体现了一人对一国实行绝对统治的政治理念。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皇帝在制度上成为整个国家的核心，在观念上成为整个国家象征的载体。“忠君”与“爱国”、“爱民”于是纠缠在一起，结成一个打不开的死结。追捕文天祥的南宋大汉奸张弘范对“忠”也有他的理解。他在劝降文天祥时曾说：“国亡矣，忠孝之事尽矣，正使杀身为忠孝，谁复书之？” ⑸所谓“国”亡，其实是宋王朝亡，而民族还在，人民还在，儒家之“道”更是还在。文天祥的“忠”，从根本上恰恰不是忠于宋朝皇帝，而是忠于民族、忠于理想，他把“忠”建立在彻底的民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文天祥被押解燕京后，元朝取出一张王牌——九岁的降元皇帝招降。文天祥的反应却是“乞回圣驾”。后来，元丞相博罗以皇帝降元为由，劝文天祥君降臣降，以示忠心。文天祥的一番反驳，重新诠释了“忠”的含义：“德佑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也。” ⑹这种思想直接继承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在文天祥死后的数百年后，明朝遗民，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旷世名作《明夷待访录》的“原臣”章留下这样的话：“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故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⑺这样开明的理念早为文天祥所践履了。

　　当时对文天祥来说，只有做宋臣与做元臣的选择。蒙古军队的凶残程度，是历史上少见的。据记载，蒙古军队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
拨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
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⑻当时蒙古军队占领临安，就有一些大臣向忽必烈进谏，要求杀尽南人，其理由居然是“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⑼蒙古兵的残暴，恰恰与中国传统文人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以“仁”为中心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这时，反抗异族的入侵、杀戮，与捍卫儒家之“道”叠合在一块。面对如此凶残暴戾的蒙古兵，一个汉人只要爱国、爱民族、爱家、爱自己，唯一的道路就是奋起反抗。以宋帝为中心号召天下对抗元兵成为文天祥救万民于水火的必然选择。皇帝这颗小小的砝码，有时，特别是在臣子心目中，足可撑起整个大汉民族！忽必烈和历史上所有南下少数民族一样，从武力上征服中原，却从文化上被中原征服。他采用了“用南人”而不是“杀南人”的政策。然而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文天祥在做元朝的丞相与做宋朝的魂魄中选择了后者。文天祥所为之身殉的，与其说是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的大宋王朝，不如说是一种儒家绵亘千年，若隐若现的“道”。在这样的“道”与生命的权衡中，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救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朱熹注此曰：“理当死而求生，则于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当死而死，则心安而德全矣。”⑽面对“义”与“生”的选择，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⑾文天祥的衣带赞中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就是本自于此。“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所学的，便是他以生命和热血去相殉的“道”。曾写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杜甫，此刻成为文天祥跨越时空的知己。

　　四

　　中国历史之上，在文本以外潜行着一种体现于实践的精神。历史学家总是把眼光深情地投向践踏过万千枯骨而建立起“丰功伟绩”的帝王将相，而思想史家总是钟情于为思想史上一个又一个宏大精湛的思想体系做梳理工作。然而，极少有人把视野扩大到精神层面，把体现于实践中的精神纳入思想史或者梳理精神的发展理路。精神是人类最美的花朵，精神的体现主要并非在各种宏大的理论架构中，而更体现在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的行动中。其表现形式既有儒家的正大雄浑刚劲朴直，也有道家的柔美俊逸傲然不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例如宋朝的精神光芒并非表现在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身上，而更在于表现出正大至刚的气概的岳飞、文天祥们身上。“文革”时期的精神光芒表现在像林昭、顾准、张中晓这些并没有体现什么思想高峰，但是表现出整个时代罕有的尊严与良知的人的身上。这些精神巨子往往是生活的弱者和失败者，但是正是他们身上蕴含的内在精神，使他们成为时代的尊严与良知的守卫者。像林昭、张志新这些在魑魅人间坚持独立思考，最终成为那个疯狂的时代的祭品的人们，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学术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正是他们的存在，使阅读那个时代的后来者不至于在绝对的黑暗体验中窒息，而得以看到一种尊严意识的光明。这点尊严与光明正是激励我们坚持自我、确认自我的精神力量。他们对于后代、历史的意义，决不下于任何一个博大的思想体系。

　　一个人成为自我的基本表现在于他的独立思想与独立行动。而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我则不但需要独立思想更需要光辉的道德精神与非凡的勇气，需要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在中国历史上文天祥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他对民族的真挚感情，以及他彻底履行孔子的成仁孟子的取义的学说，以他光辉的道德勇气为中国精神史写下绚丽的一笔。中国的文人，向来扮演着帮忙、帮闲和帮凶的角色，正是有了正大雄浑与柔美不羁的精神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史才不会完全是死气沉沉的一片苍白，而是点缀起几片虽然弱小，但格外绚丽多姿的花。正是有了这股精神，才使先天缺钙的中国文人，终有一小部分如文天祥者，以傲然独立的品质，撑起一片精神的天空，向皇帝太监，乡绅百姓们，更向时代与历史昭示一种傲骨的雄姿！

　　五

　　一个小小的方饭亭维系着南宋的千秋大业，维系着它的存与亡的两极。当文天祥最后的战叫在元军的刀光剑影中消失，南宋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崖山海战的失败与陆秀夫的负帝蹈海成为必然的结局。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人如何可以把他的生命张力绷到那样的弦度。如何可以经历那样多的苦难而一如既往矢志不移。为了一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自元营脱身，经京口，取扬州，水陆兼行，蜿蜒南下，辗转万里；
从真州到海丰被执的近三年时间里，他在战争中先后失去四个女儿和唯一的儿子；
在近四年的楚囚生涯中，先后有降元宋帝、降相留梦炎、其弟文璧、元丞相博罗、平章阿合马前来说降，高官厚禄许过了，君臣之义讲过了，甚至把他的夫人和二女作为要挟，但文天祥竟一概不为所动，一股浩然正气，贯于斗牛之间。

　　忽必烈最后一次召见文天祥是在1283年1月8日。那时一连串的事变，星相的变化，劫狱的传言，使这个对文天祥又怕又爱的异族皇帝极为担忧。这一次召见决定着文天祥的生死。元世祖诱以高官：“汝以事宋者事我，即以汝为中书宰相。”文天祥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元世祖进一步说：“汝不为宰相，则为枢密。”文天祥大义凛然地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⑿至此，元世祖已知绝无劝降文天祥的可能了。第二天，文天祥结束了他的楚囚生涯，以他英勇不屈的头颅，献祭于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雾之中的宋王朝。他临刑前的两首绝笔，上可比嵇康的《广陵散》，下可比于谭嗣同菜市口的行吟。

　　第一首是：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里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吐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第二首是：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冷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⒀

　　死亡，对有的人来说意味着结束，然而，对有的人来说却意味着开始。死亡，对生命来说意味着结束，但是对精神来说却意味着开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和精神史上，犹如黄钟大吕的宏音，震得历史的耳朵发聩。正是这样刚劲宏大之音，为柔弱不堪的宋王朝注入一股刚劲雄浑之气；
正是这千古绝唱，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史添加了无比灿烂的一笔；
正是这不屈不挠的吟诵，激励着文天祥之后的历史的无数英雄豪杰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文天祥的意义，不在于他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朝代的努力，而在于他弘发了一股激动人心的力量，展示着一种坚守尊严与良知，并且用生命去祭奠理想的光辉的道德精神，体现了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的胸怀和品质。正是这种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树立起一根刚健不屈，凛如日月的脊梁！

　　注释：

　　⑴见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

　　⑵见《三国志•后主传第三》，岳麓书社出版。

　　⑶见《宋史•文天祥传》。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出版。

　　⑷见《宋史纪事本末》，转引自万树坤《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⑸见邓光荐《文丞相传》，转引自万树坤《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⑹见《纪年录》，转引自万树坤《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⑺见季学原、桂兴沅《明夷待访录导读》，黄宗羲原著，巴蜀书社1992年9月出版。

　　⑻见赵无眠《无耻的好人》，《书屋》2001年第1期。

　　⑼见启良《中国文明史》（下）第309页，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⑽见《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出自朱熹《四书集注》第238页，岳麓书社1987年6月出版。

　　⑾见《孟子•告之章句上》，出自朱熹《四书集注》第475页，岳麓书社1987年6月出版。

　　⑿见刘岳申《文丞相传》，转引自万树坤《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⒀见《文信国公集》卷十八《拾遗》，转引自万树坤《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

　　200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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