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鸿：战争，知觉与思维的模式

　　I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孙子》

　　本书的法文标题 Stratégie de la déception与英译本标题 Strategy of Deception，还原为精确的中译，即《孙子》所谓的：诡道。作者维希留(Paul Virilio)在用此为书名之前，曾经用作《战争与电影》1 第一章的标题：〈兵者，诡道也〉( Military Force Is Based Upon Deception )，并注其出处为《孙子》。

　　当代思想界，少有人如维希留这般全神贯注在科技的进展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问题上。他创造了许多撼动思维的新概念，然而古文明的韬略兵法，并未因一日千里的崭新科技而过时。维希留评述战争的深度，来自其融会新科技的社会意涵、各文明的经典韬略，以及科学训练，特别是天体物理学的背景。2《孙子》是维希留熟悉的典籍，有几处受到他较深入的发挥。以下三节，我用他曾引述的句子来阐释他思考的一些背景。

　　II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维希留在引述「兵之情主速」的同时，引进了一个希腊字源的新词汇「速学」\"Dromology\"。3 \"Dromos\"在希腊字的意思是「竞速」、「快速运动」。维希留将「速度」视为时间政略的关键变项，动静、加速、减速、机发、疾徐、劲疲、节奏。速度是战争科技的重要面向，从数千年来局限于生物代谢的人体运动、步旅、骑兵，到过去一两个世纪出现机械相对速度的火车、飞航，再进展到电磁波的绝对速度。廿世纪四０年代，海军打击力的速度，仍然用「节」（knots，海里/小时）来计算，六０年代则用「马赫」（machs，物体速度/音速），亦即每小时数千公里来度量；
而依据高能研究的进展，不久将会出现光速的雷射武器。换言之，两个世纪之内，战争的速度从生物的运动，发展到机械的运输(transportation)，再发展到电磁的传导(transmission)。知觉的哲学问题，不再是在什么「时空距离」之下认知事物的真实性，而是在什么「速度」之下认知事物的真实性。速度不是现象，而是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是构成现象之关系的相对性。今日，《孙子》所谓战争的「诡道」，已属于电磁环境里的战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由光电速度决定的「潜在-实现」(virtual-actual)区间，取代了真伪判断的相干性。

　　「兵之情主速」结合了另个概念，意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维希留的「速学」也重新思考速度与「意外」(accident)的科技意涵。他认为「意外」经常被当作科技的代罪羔羊，但其实是科技的诊断书。4 我们从沉的船比浮的船学到更多，从摔的飞机比飞的飞机学到更多。正如发明了火车的同时也发明了出轨，发明了船舰的同时也发明了船难，发明了飞机的同时也发明了空难，发明了核电厂的同时也发明了核灾变，那么如今的科技已足以令人臆测许多「潜在意外」(virtual accidents)，包括了大断电，核生化灾变，大坝高楼灾变，生态灾难或金融风暴。以兵法韬略而言，所有「潜在意外」都可能成为战略经营的手段。然而已进入全球电磁层的科技环境，「意外」不再如以往火车出轨或船难那样限于在地，而可能以电磁影像传导的速度成为全球幅距的总体意外(general accident)5，而其炼锁反应的速度可能排除了任何战略认知与政治行动所需的审思区间。这种在剧变性事件的实时 (real time) 中取消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即所谓的「紧急国家」（State of Emergency）。6 维希留认为全球金融风暴的例子可以说透露了些端倪，但我们对于「潜在意外」威力的理解仍然远不足够。我们还不知如何设想在信息科技的电磁环境下，各种战略的或客观的「潜在意外」。

　　III

　　兵者，不祥之器也。(Weapons are tools of ill omen.)

　　维希留引述这句并注其出《孙子》7，其实原出老子《道德经》，当然《孙子》中多处表达类似精神。维希留将这句话作了细致的解析。兵，军武，远在其被使用之前，就被当作令人害怕与恐惧的威胁。「不祥」或「凶」的特征可分为三层。

　　其先，在其被发明与生产的时刻，武器的功效就已经是种威胁；

　　其次，武器被用来针对敌人进行威胁；

　　其三，武器在使用中发挥致命与摧毁的效果。

　　吓阻与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竞赛）的逻辑，即表现于这三个层次的相互炼锁。为了压制实际用武的恐怖，必须以军武来威胁敌人，而若要持续保有军武的威胁与吓阻战略的效力，必须持续发展新武器并增进其效能，亦即不断发展日趋复杂精致的战争手段，寻求地缘战略的突破，科技与后勤操作的突破。8 古代的吓阻是「止戈为武」，但今日的吓阻，军事工业阶段所谓「恐怖平衡」的幻觉，反令各方不敢停止军备竞赛，使得军武的数量与毁灭性效能皆呈指数性的增长。我们已经证实不仅没有能力销毁任何已生产出来的武器，更无能遏止不祥之器无限增生且不断升级的威胁，这情境亦即维希留所谓「最恶劣的（无）政治」(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9

　　台湾认为所面对的五百枚飞弹是敌方针对性的威胁。数量上的象征性经常被夸张宣传。然而技术上导弹只是载具。中国大陆拥有各种毁灭性弹头，我们却像是置之度外。其实若要实际发挥武器致命与摧毁性的效用，两三枚特殊弹头的导弹即已绰绰有余。五百枚是不相干的数量，除了让台湾虚构起参与美国为首的TMD区域飞弹防御体系的军购升级假象。事实上，地缘战略与军武科技竞赛的真正参局者是美国与中国；
核武的拥有，其针对性不明的部署尽管超乎台湾的战略认知，却是真正参局者的战略关切。台湾想象其自身是与中国大陆对抗的参局者，却比较像是代理战略的棋子，或受指示分担钜额军税的纳贡（受保护）者。从军武应购的型录、被禁止自行研发或被禁制购得的武器，到军事战略与情报的依赖，乃至先制性军事行动的剥除，都说明了台湾军事主权的空洞。维希留批判「非自愿地被拖入吓阻赛局是毫无荣誉的奴役」。台湾当局却以政治兴趣的公投来布置虚幻的军购认知，或企图以钱坑般的军购（贡）换得象征性防御体系，并奉之为吉祥之器。若维希留对科索夫战争的评论有所启发，那么值得我们设想的情节，与其说是TMD飞弹防御网四处捕接五百枚飞弹的奇观（那成功率可低着呢），不如说更可能的是各种突发的战略性意外事故，例如持续发生全岛电力瘫痪之类的情节。

　　IV

　　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攻心为上…

　　维希留指出，从马基维利到丘吉尔，任何一位战争史上关键时期的军事理论家都强调：「军事力量不在于赤裸的武力而在于精神的力量」。没有任何战争可以无须表征的力量，没有任何精密武器可以不藉由心理上的迷惑来发挥其效应。10 战争与备战，都是争取精神优势的斗争。

　　武器不仅是摧毁的工具，也是知觉的工具，是透过化学与神经过程而令感觉器官与中枢神经接收的刺激物，影响人类反应以及对于事物的知觉识别与区辨。例如，二战期间德国的JU87-Stuka俯冲轰炸机，向目标俯冲时刺耳的尖叫声，即设计来惊吓瘫痪敌人的。又例如1945年八月六日与九日分别在广岛与长崎投下的原子弹，不仅是个完美执行的科技惊吓，也是个令敌人心智溃缩的道德震惊，使得先前的地毯式战略轰炸顿然失色。11

　　恐怖主义是另一种攻心的战略。爱尔兰、巴斯克、赤军旅等地下激进组织，都曾用令人发指的残酷手段，谋杀或虐刑人质并以之宣传，将影像传播于国际媒体，使得宰杀牺牲与死亡挣扎的景象成为世界注目的画面，以达成攻心的震撼12。

近日我们熟悉的，在伊拉克与联军交战的地下组织，绑架美国商人，斩断其手足，将毁尸游街示众的影片全球播送，并以限时杀害被绑架的各国人质来威胁各国自伊撤军。这种恐怖手段足以困扰各国的政治决策，特别是引发了日本国内庞大的撤军呼声，说明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效果。另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操作唤回了古老宗教与部落祭献的景象，也令人忆起战争如何在集体出神、血腥与众声齐呼的操作下表现狂热症候的景象，牺牲与行刑，在充满着暗示与幻觉之中企求亢奋信徒的心理、鼓舞战斗的刺激效果。

　　战争永远无法与魔法景象切离，因为战争的目的即在于制造魔法景象。在俘虏敌人之前，先惑其魂魄、乱其心智，在实际死亡之前，先灌注死亡的恐惧。诡道也…乱而取之。

　　V

　　维希留在观察科技的进展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问题上，总是关连着深远的社会政治意涵，例如战争与媒介科技如何改变公共领域以及政治体制。德希达等欧洲知识分子在后冷战时代开始思考欧洲的政治幽灵如何从疆界限定的地缘政治转变为全球化电磁媒介无疆弗界的作祟政治(hauntology)13，维希留却早在其《碉堡考古学》(1975)14即已指出：欧洲的未来不会是由各国的外交部长来决定，也不会是在战场上决定，而是在信息的电磁频谱上，由说服与劝阻的摄控战(cybernetic wars)来决定。他预见了日趋复杂的当代虚拟实境：由似真的实况新闻和诈伪的军事行动交织而成突发性「媒介演出的战略事件」（media-staged strategic events），且用这概念来评论1991年波湾战争（而我们却联想这是否也是台湾三一九事件的精确评论）。当军事战略家与智库蛋头还搞不定用网络战还是信息战来命名一种无需交战的新型战争时，维希留却已提出了「数据突击」或「信息政变」(data coup d\"etat)的概念，来指称透过媒介复合体(media complex)制造困惑，不战而瘫痪敌人的手段，15 甚至预言一种借着媒介复合体的综效而合成的「整合性意外事故」(integral accident)（例如台湾三一九事件，由SNG实况转播、国际媒体记者会、国安热线、录像带、地下电台等媒介复合体的综效而合成，事件关键不在于迄今动机不明、破案无期的枪击，而在于媒体记者会上总统府秘书长传达「子弹在总统身上」，这件信息构成「整合性意外事故」的操作张力）。

　　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曾指出，藉由超真实的拟仿，政治已然迪斯奈化了：由于无法找到真相，而且受到拟仿的诱惑，我们失去了区辨脚本模型与真实的能力。16 维希留则指出，特别在战争（选战？）期间，政治的大舞台装置(mises en scène) 以及国家宣传转化为「活人扮演的画面」(tableaux vivants)，实现了电影的梦想。此所以大战期间的法西斯政权，从头到尾以好莱坞为竞争对手；
另方面，当美国决定参战时，好莱坞所有人都感到爱国的狂热，因为电影的虚构世界终于要跨越到战争的实境。17

　　早在六０年代，狄玻尔(Guy Debord)即已指出：生活中任何面向都由表征的景象取代，影象受到拜物化的《奇观的社会》18；
据此他预见了法国六八年五月传统政治的失灵。维希留更清楚的预示，当信息高速公路、实时、电影技术、全球性、计算机与网络等虚拟体系进一步连结，其负面效应会是我们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将丧失方向感，处于情境不明(non-situation)的境地，也因此将对社会与民主带来深刻的危机。19 台湾后三一九的社会，数周来仍停留在瞠目奇观、情境不明的出神状态，传统的政治，以及检调司法监察近乎全面失灵，我们才刚开始体会某种社会的与民主的危机！

　　VI

　　傅柯以全景敞视(panopticism)来说明控制的政治技术系谱，也洞察现代政治与战争的同步进展。他指出，思想史家理解十八世纪对于完美社会的梦想，其属性不仅来自哲学与法理，也来自社会的军事梦想：如同机器零件般精细严密的组合，持续的强制力，先进的训练形式，自动的驯顺。20 然而，傅柯所解析的规训社会，权力技术的主要面向是圈闭：监狱、医院、学校、工厂、军营、家庭。维希留却认为当代权力的操作对象是速度、时间、运动。在「速学」的感受性下，他指出现代政治权力的组织，特别是警察的监控，并非一般认为是针对阶级斗争的动态而出现，却是为了控制街头群众的运动而形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后才由一个阶级收编来压迫另个阶级。现代国家的权力技术，主要表现于透过各种观察监控的机器与制度，来警察(policing)速度以及人员物资的流动。

　　维希留新创了个词汇：知觉的后勤( logistics of perception)。最原初的形式是战场上的高地，瞭望塔，城堡的碉楼。然后随着光学与电学的发展，出现望远镜，高空摄影、轨道卫星，以及所有侦测敌人运动、虚实、速度，感应、辨识与追踪的技术复合体。反过来，欺敌、伪装、诱饵、烟幕、隐形、匿踪、不被辨识、不遭破解、主控表象、回避侦测的技术，也是自古以来军事投资的重点。在战争中，往往被察觉到就已经是输了，就如在野战场上，往往被发现就等于死定了。战场，也就是知觉的场域，军事操作的剧场。随着光电、传导、计算机、多媒体与卫星等科技的发展，战场的知觉后勤，也从局部地方的，发展为全球的乃至环球太空层的场域。1991年波湾战争已经可以说是一场碎形战争(fractal war)：亦即同时是地方的与全球的。战场在波湾，是地方性的。但军事目标的取得以及行动指令的遥控却藉由美国卫星的追踪能力；
此外，媒体层次上呈现战争的实时性，也是全球的。在本书，维希留评述1999年的科索夫战争，透露了美国在知觉后勤上的长足进展，包括了组织庞大、利用卫星网络、监听范围涵盖全球的梯队(Echelon)系统。

　　VII

　　本书四篇论文，撰写于1999年的科索夫战争期间。这场战争，除了做为战略与军事科技展示的又一场景之外，有什么意思？我认为有几个值得我们关切的兴趣脉络。一方面，科索夫的冲突牵涉了欧洲统合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欧洲公民的涵盖性与排他性，以及军事欧洲的展望。另方面，军事欧洲的展望又相对地分别牵涉了国际共同体的虚弱权威（北约、联合国），以及藉军事行动实现其自身利益的现实强权（美国）。

　　欧洲的知识分子对科索夫战争的认知与判断是分歧的。有些人，基于各种不同理由，谴责北约的干预。有些人，也基于各种不同理由，发觉难以选边。有些人不能接受欧洲如此显明地屈从于美国这个外来的霸权。有些人则认为欧洲国家为了欧陆自身目的而善用了美国这个外籍佣兵的武力。而战争发生的时刻，又正是欧洲统合即将跨越门槛的关键时刻，也就是统合的欧元即将登场，共同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即将要履行「欧洲公民」形式要素的时刻，军事欧洲的认知也方才略见端倪。巴尔干半岛上持续发生的「族群清算」，听任在其政治体制历史下的人民自决权已是难以设想的立场，某种干预似乎已势所难免。然而，欧盟却无力、无能、也拒绝提出政治解决的方案，无能也无力为巴尔干半岛的人民开启发展的可能性，无能也无力承担起对人权侵害的有效制裁。终于导致了战争前夕令人窒息的僵局。这是何以巴力巴(Etienne Balibar)认为欧洲的主要强国应该为此后的灾难性发展以及绵延至今的后遗症负责。他并且质疑：若巴尔干战争凸显了欧洲统合的僵局或不可能性，那么需要何种条件欧洲统合才再度可能？又有何种潜力展望一个不同的未来？21

　　再者，前南斯拉夫，或整个巴尔干区域，包括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究竟是欧洲的内部还是外部？这个暧昧的问题牵涉了这场战争的定位，究竟是欧洲的内战？还是北约师出无名的外部干预？还是在美国外籍兵团协助之下的欧洲内部殖民？这暴露了所谓内部、外部，及其疆界领土与主权的表征，都如同经历一场地震一样形貌难辨。又例如原属世仇国家，希腊与土耳其，也各自怀疑到底谁更属于政治欧洲的内部，又谁将纳入军事欧洲的整合？22 这当然也暴露了欧盟核心与边缘的同心圆差等层次。

　　最后，是美国与欧盟间的关系。科索夫的族群清算与大规模遣送出境，发生在地理欧洲之内，被认为是无法容忍不可接受的。美国的军事武力被邀来进行干预。其结果却不幸引发了多起原本企图阻止发生的族群屠杀，轰炸摧毁了塞尔维亚人民的财产却轰不下其独裁者。然而这些都比不上另个政治后效：北约或联合国等国际共同体与美国，在军事行动与指挥能力上有着巨大鸿沟，预示了科索夫战争之后，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反恐战争，逐渐清楚呈现美国甩脱联合国与北约盟友，依据其自身利益，遂行单边军事行动的趋向。这个趋向，特别是2003年美英联军入侵伊拉克，引起了欧陆知识分子如哈柏玛斯与德希达等人的关切与批评。23 然而本书中，维希留却已经在科索夫战争察觉了肇端。

　　VIII

　　维希留其人，有多样的身份：哲学家、城市计画师、军事史学家、文化理论家、和平运动者、影评人、策展评议人。但我最喜欢的是他自称的「战争婴儿」(war baby)。他生于1932年，与法西斯主义一起长大。童年时，他是这么经历德军「闪电战」的科技洗礼的：有天，他在居住的南特听到收音机广播「德军已抵奥良」，十分钟之后，他便听到窗外街上嘈杂的德军坦克，「他们到了，我们被占领了」。他童年居住的南特成为德国海军的港口，于是又遭受英美盟军的轰炸而摧毁。他说：「一个城市，在小孩眼中，就如同阿尔卑斯山一样地永恒，我却看着它在一次轰炸中就被夷为平地。这些创伤经验的事件形塑了我的思想，战争是我的大学」24。无疑的，「闪电战」的科技洗礼使得「速学」成为贯越他作品的一个向度。青年时被征召参与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应该也是他生涯中烙下的另一记战争印象。

　　或许我们的读者，纵令服过兵役，已经很少有机会在生涯中亲炙战争。默想维希留，觉得感慨之处，在于这七十年的生涯时距所絜度的战争形态变化，从「知觉后勤」的科技与媒介复合体、速度、太空的战略纵深、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实时、潜在意外，单极军事霸权所警察的世界新秩序，同样受西方训练且善于运用武器与媒介科技的恐怖组织，战争与恐怖事件的社会意涵，对政治体制的冲击... 这些都是复杂而令人惊叹的深远变化，也是不断形成的问题。我们能够理解多少？又在乎多少？或许由于台湾在军事主权上的空洞，政治人物仅仅善于对战略思考最无裨益的情绪拨弄（公投军购议题的幼稚假仙足为明证），公民们不具有真实抉择的严肃责任，青年们自然不倾向于深入的辩论与思考。宁愿我的印象是错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这开宗明义，我们可有廿一世纪的知觉与思维？

　　注释：

　　Paul Virilio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London: Verso.

　　他曾评及布什亚的短处在于欠缺科学的正式训练，见James Der Derian (ed.) (1998) The Virilio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7.

　　Virilio (1986) Speed and Politics, New York: Semiotext(e).

　　Virilio (1997) \"Continental Drift,\" Open Sky, London: Verso.

　　Ibid., p.67.

　　Virilio (1986) \"The State of Emergency,\" Speed and Politics, New York: Semiotext(e).

　　Ibid., 133.

　　Ibid., pp. 146-7.

　　Virilio (1999)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New York: Semiotext(e).

　　Virilio, \"Military Force Is Based upon Deception,\" War and Cinema, pp5-6.

　　Ibid..

　　Ibid., p.5.

　　Jacques Derrida (1994) Specters of Marx, translated by P. Kamuf, London: Routledge, pp50-51.

　　Virilio, (1994) [1975] Bunker Archeology, translated by G. Collins,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Virilio (1995) \"The Data Coup D\"état,\" The Art of the Motor,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Jean Baudrillard (1983) Simulations, New York: Semiotext(e).

　　Paul Virilio (1989) War and Cinema, translated by P. Camiller, London: Verso, p.52.

　　Guy Debord (1983)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 Black and Red, p.1.

　　\"Speed and Information: Cyberspace Alarm!\" translated by P Riemens, Ctheory, 27 September 1995.

　　Michel Foucault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p.169.

　　étienne Balibar (2004) We, the People of Europe? Princeton: University of Princeton Press, p.3.

　　Ibid., pp.4-5.

　　参阅Giovanna Borradori (ed.)(2003)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ü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 Derian (1998) \"Is the Author Dead: An Interview with Paul Virilio. Virilio Reader,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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