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保存窃听档案与民族的精神疗伤

　　《别人的生活》这部影片的确一些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它呈现了在那灰暗天空下人经过思考可能做出的另一种选择。但是本片对积极生存的高歌与现实主义的环境营造、真实准确的社会氛围描绘达到了较完美的平衡。影片中有极权主义统治下那让人胆寒的境遇描写，也有善与恶的真实对立。导演既展示了道德的光芒和思考带来的救赎，也丝毫没有回避对人性中恶的那一部分的描写。我们看到不管是对“好人”还是对“坏人”，影片的描写都是性格化的，真实可信的。看看库尔威茨上校和文化部长的性格塑造，我再次体会到：对恶的有力描写也是一种美。

　　我看这个影片是由于我的几个学生的热情推荐，他/她们不大关心政治，对柏林墙和它的倒掉也知道得很模糊。但是他们对影片的精美剧作和感人结局依然唏嘘不已。在一个地方，我的这些学生朋友有所迷惑和怀疑。他们看到柏林墙倒坍后作家德雷曼到前秘密警察的档案库去查询当年自己被窃听的纪录。学生朋友问我：他们怎么会把这些可怕的档案都留下来，还公开让当事人去查阅。我当时还没看这部片子，也没有去了解这方面的史实。但是我根据他们描述的影片风格断言：在这种重大的史实上，编导不可能虚构，这是风格上统一的需要，也是叙事道德的需要。

　　电影的有力、有趣故事必须依靠坚实的社会真实支撑。柏林墙在1961年建立，到1989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7万5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809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7500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其中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9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17万5千名秘密线民去控制1700万人民，这其中有过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老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相比之下，希特勒只用了3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饰演奥普曼·威茨格尔的著名演员叫穆荷，他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的妻子。看过这部影片之后，我想起1990年的《参考消息》上有过对此事的一个报道。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某天，德国百姓冲进前秘密警察大楼，他们愤怒地把以前的监视档案扔到大街上去。依稀记得好像是有的人非要扯出来看看自己的一袋档案有多长，大概那情景就像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死去亲人的病人家属在地上把处方、账单排成长长一条。

　　那么，统一后的德国为什么要决定把前东德监视公民、互相告密档案都保存下来，不仅保存，还公开对公众开放供大家查阅。对这个国家行为的目的和此举对社会希望和实际引起的功效我看到多方面的解释。

　　解释之一说此举是西德为了出东德的丑，资本主义的民主政府为了出极权专制政权的丑。我周围许多中国朋友虽然对专制政府厌恶透顶，但是他们倾向于解释此举是为了政治宣传，同时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监视公民这一点上与极权专制国家并无本质差别。

　　解释二：此举是为了记住历史、记住我们人类自己曾经建立起过这样的国家机器。保留这些纪录是承认我们许多人在那种境遇下的种种肮脏卑劣行为也是人性具体展开的一个方面。这些档案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我们人性中不那么美丽的去处，虽然它们也许是非常情况下才暴露的角落，但是它发生过，我们应该把它当作遗产、当作不可涂抹的过去来记忆、保管和纪念。当年巴金提议建立文革纪念馆大概也是这样的类似思考。

　　解释三：保留监视、窃听档案目的和功能是为了追究责任。这种实际的罪责和良心的追问在德国二战之后成为整个德国的民族传统。在纽伦堡审判前后，那里的知识分子和前纳粹士兵、军官、百姓一起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多方向的沉思和辩驳。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将极权主义国家治下普通人的罪责分为四种：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这四种罪过是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写作的《德国罪过问题》中提出来的，我认为，这四种罪责的辨析和区分对反思纳粹统治下的普通人（前苏联的米·罗姆拍摄过一部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生存性质至关重要，对思考其它形态的极权统治仍有现实意义。在雅斯贝尔斯区分的四种罪责中,第一种是刑法罪责。负有刑法罪责的是那些违犯法律并在正当法律程序中被定罪的人。这里的法律不一定是指一国内现有的成文实在法,因为这种实在法本身就可能是违背道德的更高法的,如自然法和国际法。刑法罪责是由审判罪犯的法庭来确定的。就德国情况而言,先是由在纽伦堡的国际法庭追究纳粹首恶们的刑事责任,然后德国司法机构继续追究犯有重大罪行的纳粹分子。对刑法责任的裁判归法庭所有。〔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47, p. 31.转引自：徐贲：《道德罪过和公民责任》载《知识分子——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31页〕在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就这部影片访谈我的节目中，我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四种罪责中最容易说清和辨明的罪责：刑法罪责。我假设，影片中被政治笑话讽刺的那位总书记昂纳克如果有具体可确认的人证、文书证明他下令对翻越柏林墙的人开枪，那就不是什么道德良心问题、政治觉悟问题或者形而上的良心感问题，他就要负最简单可辨、但惩罚最清晰、有形的刑法责任。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审判江青等人也是追究他们的刑法责任而没有追求他们协助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责任。我记得当时的起诉书曾经追究过江青对批示发布“一打三反”文件，直接命令各省杀害张志新等一批思想犯的罪责。著名作家老鬼好像也是在那一批被判过死刑。其实，更难以认识和自我反省的是另外三种罪责：一国人民对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治体制、国家机器所造成的暴行（不管是对本民族还是对外族的）的政治责任；
一个普通人在冷漠面对、沉默不语地处理自己的邻居、同事、亲人、朋友被迫害或夺去生命的道德罪责。

　　对于保留档案，我还有一种猜测。我想当事者或许还有一种长远而深沉的考虑：此举可以逼迫整个民族做道德思考，可以为这种道德审视和精神分析保留素材以及坚实可信的病历和病例，这样做就可以对民族的心理创伤进行治疗。我隐约听说这个保留档案的决定是一位女部长做出的。但是，其实应该认为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做出的这样决定。或许，他们相信自己这个民族能够面对自己的内心，能够承受这一份对自己良心的拷问；
也许，他们是否还会存着些许希望，可能的话，有的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会坐到一起对面看一眼，还有的监视者和被监视可能象影片中那样彼此面对，生出些理解或者愧疚，或者在牢记之后宽恕。

　　在战后反思时，雅斯贝尔斯曾经指出,“除非先有个人的自我审视,不可能有集体的(真正)自我分析。如果个人能够首先做到,然后以交际的方式真正汇集到一起,那么就能扩大为许许多多人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称作为民族意识。”（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p. 102. 转引自：徐贲：知行合一的灾难历史见证: 站在极权道德废墟上的雅斯贝尔斯，载天益网站，徐贲专栏）我想，如果能够面对，当然绝大多数人并不能象影片中那样发现自己被勇敢地保护过而是受过批判、迫害、告密，发现自己曾经被学生、朋友、爱人反戈一击、被别人踩在头上以显示正确从而火线入党。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进过两个大学一个研究所，所到之处都能听到许多这类反目恩怨故事，其中有的还十分惨烈。但是，只要他们能够自己去面对那些纪录，甚至勇敢地互相面对，这对受害和迫害双方都可能成为一种心理疗伤。为了请教《别人的生活》中的台词，我询问电影学院的德国回来的博士，她告诉我德语中有一个词已经成为独立常用的词“费呀拜德”就是“疗伤”的意思。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得知德国保存了旧社会的监视档案供公众阅读查询这个事实，我对德意志这个民族产生一种深深的佩服和崇敬。这是一个敢于真实面对心灵深处的黑暗的民族，这是一个敢于暴露、治疗自己民族心理创伤的民族，这是一个勇于拷问自己内心的民族，他们为所有国家、民族保存了一份严肃而丰富浩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仅就这部电影涉及的窃听报告而言，我们就在其中看到变态的性欲、看到压抑之后的女性崇拜、看到后极权社会中象库尔威茨上校那样的犬儒主义人格、看到反向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的复杂表现。“反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我改造的词，指监视者、绑架者、迫害者对被监视者、被绑架者、被迫害者产生的认同、依恋、呵护之情，这正是本片主人公奥普曼·威茨格尔的主要心理症候。文革时，我家隔壁院子有一个红卫兵因看守任务爱上了走资派的老婆。台湾朋友也跟我讲过当年美丽岛事件审判时，法官怎样流着眼泪宣判施明德的罪行。

　　在跟同事讨论这个影片时，我才了解到中国在1980年前后也曾经搞过一次处理文革中的告密材料、检讨交代文字的档案清理工作，我们对文革中的所有这类材料都采取一个办法：从档案中取出来烧掉。

　　对于同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同样有着复杂纠缠的历史积怨和社会伤痕的中国来说，思考和处理这类社会档案和心灵创伤都是很艰难的事，这需要严肃的思考、认真勇敢的面对，同时也需要高超的智慧和辽阔的胸怀去处理。

　　我们民族的心理伤口在何处，它有多少，有多大、有多深，我们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工农子弟兵和工农又将在何时、如何去面对这些伤口，又怎样去疗救这些还在流血的伤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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