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一神”·“多神”·“无神”

　　所谓“一神教”是指：只有一位人格神存在并对其崇拜的宗教。不同于认为有内在于世界（包括人类自己）的非人格神的泛神宗教以及相信神是外在于世界的自然神论。一般认为，一神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一神教的观念也是相对的、不断演变的，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自始至终是绝对的一神教。一神教者相信他们所崇奉的独一无二的神不但创造了世界和人类，还用其智慧和权能主宰世界和人类。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精神实体，既超越于世界之上，又内在于世界之中，信者可以通过祈祷与他接近。一神教否认有其他神灵存在，但不否认存在其他精神体。在各主要一神教中都有各种等级的天使及魔鬼，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原来从众神中产生至高神之后的痕迹。19世纪以来，有人主张宗教观念是由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经由多神教而发展到一神教的，一神教是人类宗教观念的最高阶段。恩格斯指出：“没有统一的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不少人认为一神教是由多神教发展而来，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

　　与此相对应的多神教则是指信奉多种神灵的宗教。这种宗教由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发展而来。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如天、地、日、月、风、雨、战争等等，不能理解，以为这些现象是由一些神秘力量所操纵的，并将其人格化，统统崇拜为神。各种多神教一般都有一些具有特定职司的神灵，如山神、河神、战神以及各种行业神等；
或有一些与特定地区具有特定关系的神灵。社会分裂为阶级后，有的多神教，通常在众神灵中有一位最高的主神，其他诸神之间也有一定的等级关系，这实质上是阶级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

　　从上面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基本信念构成了一神教与多神教之间的根本性区别：首先，“一神教”承认并确信只存在一个神，他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除他之外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被造的，因此，他是独一的和全能的；
而“多神教”则相信存在许多神，不同的神具有不同的权能，他们之间或者相生相克、相辅相成，或者上下隶属、等级森严，因此，没有一个神是全能的。其次，前者反对和摈弃一切偶像崇拜与通灵巫术，后者则总是与偶像崇拜和通灵巫术相关，至少不反对偶像崇拜和巫术。从哲学的角度看来，一神教的这两个基本信念意味着对绝对性的意识，也即对绝对的一与绝对的原则的觉悟和遵从；
它之别于多神教就在于，多神教和一切偶像崇拜都没有达到对绝对的意识，因而，在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精神世界里，不确认、也不遵循绝对的原则。

因为这两者不同，所以这两种宗教在实质和表现以及作用方面，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特征，并因此带来各自文化上的差异。

　　西方一神教倾向于责任伦理，着重推行简明而系统的伦理规范，从组织上控制信徒。因此，一神教重视将普通信徒纳入界限分明的组织。同时，时时刻刻把上帝装在心中，周周做礼拜，时时亲近上帝。要知上帝是唯一的“全知的”和“万能”的主，他是善良的、公正的，然而又是威严的，你要亲近他，你必须修身养性，善良和博爱，才有资格和他亲近，才能得到他的宽恕和庇佑，到死后能通过最后的审判进入永恒的天国! 所以，在西方，信教的人大都诚实善良，积极向上——所谓“神道设教”，在他们哪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这根本原因就在于“一神教”的纯粹至上组织严明。

　　而东方多神教倾向于信念伦理，主张奉行重视特殊性、多元性的有机的职业伦理，着重凭借榜样的力量影响信徒。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多神教的国度。

　　在中国主要有儒教、道教、佛教，这三教的统帅分别是孔圣人、玉皇大帝和释珈牟尼，正因为政出多门，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因此对中国人没有威慑力。也因如此，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敬畏上帝一样敬畏诸位神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孔圣人只不过一个教师中的杰出代表罢了，圣则圣矣，然不失为迂腐也，君不见孔圣人率领门徒周游列国，最后还是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只好打道回孔府，因此中国人对孔圣人敬畏是无从谈起的；
玉皇大帝饱食终日，安坐于灵霄宝殿上，貌似威严，却连一个小小的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毛猴都对付不了，在遇到孙悟空这个调皮鬼捣蛋时还要请如来佛帮忙，这在中国老百姓面前是很没有面子的，徒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柄罢了，又有何威严啊？我佛如来则普渡众生，既然是普渡，那也就是好人坏人、善人恶人一起渡了，当然也慑服不了中国大众，他那胖大的身子、微眯的眼睛、面带笑容的脸，与其说是佛界领袖，不如说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由于中国人没有敬畏的上帝，于是，行善的行善、造假的造假，作恶的作恶，不守信任的不守信任，尽管他们平时也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实际上，他们是不畏惧神的。即使知道“举头三尺有神灵”，他们也存在侥幸心理，他们心中所想的是眼前的、在生的利益和享受，死后的事情是不去管的，大不了死后，叫子孙多烧些纸钱，进贡打点鬼神，也许能求得宽恕。虽然，佛家认为人是有轮回的，那么这辈子先不择手段，过锦衣玉食、花天酒地的生活，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也不去管它，况且，他们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阎王、鬼和也是可以收买的啊。于是，在中国，不讲信任，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杀人越货、伤天害理、行贿受贿、鱼肉百姓之事层出不穷。

　　中国的神仙，不仅众多，而且也像中国人一样的不实现“计划生育”，数量不断的增长，你到山里辟谷、修炼，也能成仙，如老少皆知的彭祖、八仙。如果是名声显赫的人物，生活中的人死后也可成仙，闻名的有历史上的关羽、岳飞，近代的毛泽东，死后都成了神化的人物。但中国人又是没有是非的，连纣王这类的暴君也被封为神，足见中国人的是非观极弱，也映证了诸神都是人创造的东西。不仅人可以成仙，动物和植物也可以成仙，君不见动物有“狐仙”、“哮天犬”“虎仙”、“蛇仙”、“鲤鱼仙”，等等；
植物中，也有“梅仙”、“桃仙”、“牡丹仙”、“树仙”，等等。由此可见，神在中国，可谓泛滥矣!

　　此外，中国人信神是功利的、实用主义的，平时无事不到“三宝殿”，只有遇到问题，如生病、事业受挫、工作不顺、家庭不和、财运不通、官位不保、升迁不成的时候，才会想到神，才会去求神拜佛。想发财，拜财神，想生子，拜观音，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功利目的。我想，如果有一种神能保佑坏人做坏事而不被发现，保佑贪官官越做越大，那这样的神，不也是一种坏神吗？这种神还有存在的理由吗？

　　建国后，这种“多神”观念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也多有体现。体现之一是：建国以后，我们各个部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树立了诸多招牌不一品种各异的典型榜样（神），譬如。从建国之初的门和，一直到雷锋、王杰，以至新时期的朱伯儒、李燕杰、丛飞等等，诸神林立，巍为大观。然而，时过境迁，这些神的魅力何在？神的要件就是全知全能不毁不灭，以此标准来衡量我们建国后封的这些“神”，我们只能说这些神都不够资格，有冒牌嫌疑，其一一破灭，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体现之二是：建国后，我们在各个时期，都曾提出过气冲霄汉义薄云天的诸多“神性”口号，诸如“共产主义”、“反修防修”、“四个现代化”、“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口号满天，诸神遍地，然而，口号的频繁更换，只能说明神意的日益式微。时至今日，这些原本充满神意不可动摇的口号一一化为历史尘埃——不仅神性荡然，就是一般的意义也不复存在。

　　要之，这种“多神”的泛滥，一方面使得统治者将“神”作为工具，随心所欲地根据自己需要胡乱封神；
另一方面，也使得“神”的分量大为打折——这“神”也跟钞票一样，多了就不值钱。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一方面是“神”的泛滥，而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内心神圣的缺位——“多神论”的归宿居然是“无神论”，这就是辩证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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