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城市包围农村——当代文人的欲望空间

发布时间:2020-06-04 来源: 感悟爱情 点击:

    

  进入21世纪之后,作家韩少功就像候鸟一样在“湖海”之间飞翔,一半时间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务农”,一半时间履行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责。为了找到“务农”的理想去处,他遍寻长沙周围的宁乡、浏阳等地。“有些地方有山没有水,有些地方交通又太不方便,都不够理想。八景峒离长沙不算太远,80公里的高速,外加30来公里的山乡公路。更重要的,离我当年插队的地方近,我可以讲一口当地话。”——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韩少功讲述了选择此地的理由。

  在乡土中国,由于交通和通讯困难,精英离开乡土之后常年在外,不可能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团聚,更不可能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与乡亲父老保持密切往来。但默认的告老还乡传统,与明文规定的丁忧制度(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需要离职回乡,守墓三年)使得精英和乡土之间保持一种较为顺畅的联系,精英不至于脱离群众,群众也不用通过信访就可以将民情转达给高层。陶渊明由于不堪忍受上级的检查评估,辞官归田,已经成为一个经典传说。有种说法认为陶渊明有经济问题,因此在督邮来临之际畏罪潜逃,这里暂且不去讨论。单就隐居的陶渊明是逍遥快活还是红尘难忘,就存在很多争议。主流的看法是前者,施蛰存先生则指出:“采菊东篱下”,必然要转过头才能望见南山,这种姿势不可能“悠然”;
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昔欲居南村”,也证明他“身在东篱,心在南山”,是因为南山有着诸多牵挂。按照这种解读,陶渊明的隐居很有可能只是一次不得已的战略撤退。

  有人把韩少功称作21世纪的陶渊明,韩少功表示自己“没有陶渊明的悲苦”,也不赞同把归田与“失意”联系在一起。确实,陶渊明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韩少功不仅没有衣食之虞,还可以在家上网,开着捷达出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无可非议,对此过于计较,很容易成为一种道德批判。但是,当他在《山南水北》里深情地写道:“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这种自我崇高化的表述,就值得怀疑了。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等于农民的生活么?融入山水是有条件的,韩少功可以到处为自己居住的地方选址,农民却只能在他出生的地方终老,没有选择(当然,现在还可以出门打工)。如果像绝大多数农民那样,流汗劳动却没有热水器和自来水洗澡,接近土地和五谷但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还会有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最本真的感受么?虽然韩少功表示自己“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他接下来还是忍不住“矫情”地将乡土和城市对立起来,痛说家史,证明自己返乡之心早已有之。陶渊明通过否认欲望来缓解欲望无法实现的焦虑,韩少功则是在欲望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否定欲望,

  城乡对立的模式由来已久,有的把城市等同于现代文明、认为乡村愚昧无知,有的相反,把城市视为异化的空间、把乡村视为理想的家园。韩少功属于后者,把城市视为欲望之都,把乡村视为精神家园,文章里不时出现城市(都市)如何如何、乡村如何如何。韩少功之踵,在于他的写作实践和生活实践是背离的,在于他“城乡对立”的写作理念和“城乡合一”的生活理念是完全相反的。冬天到温暖的海南履行文联主席的职责,顺便买点蔬菜的种子,春暖花开的时候回去耕种。韩少功“最自由、最清洁、最可靠和最本真的生活”,看起来仿佛是农家生活,但这一切都是以城市生活作为保证。如果没有在城市里积累下来的各种资本,如果不能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城乡之间,田园生活很有可能就不是那么温情脉脉。韩少功“务农”的住处,是城市在乡村的一块飞地,就像很多城市楼盘开发的田园景观。

  韩少功获得众多读者的关注,与“农家乐”获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与“农家菜”获得广大食客的好评,殊途同归。韩少功曾经感慨:“眼下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旧之风,不过是商家敏感到了情感的商业价值,迅速接管了情感,迅速开发着情感,推动了情感的欲望化、商品化、消费化。”他描写“务农”生活的《山南水北》,又何尝不是满足了都市人的某种文化怀乡之风。

  韩少功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城乡差别”,他也会稍微批判一下乡村,承认“有的人甚至也作恶”,但接着又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胡作非为大多发生在别处,比如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只要一回到家乡,他们大多回归了往日的角色,成了安分守己之人,忠厚传家之士。”“罪犯为什么常常把家乡排除在作案区之外?”他自问自答:“回到家乡的人们,彼此之间熟门熟路,知根知底,抬头不见低头见,亲友关系盘根错节,无形的做人底线不难约定俗成。”按照惯例,不偷不盗不抢不杀人应该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的“做人底线”,但在“城乡对立”的框架下,只要不在家乡胡作非为,“去城里溜门撬锁乃至杀人越货”似乎都是可以原谅的事情,不但没有残酷的血腥味,还表现了罪犯的人情味。“兔子不吃窝边草”居然成为“做人底线”,真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城乡对立”像是阶级矛盾,比其他一切都重要,这个框架使得韩少功的叙述简单又充满快意,这也是最容易获得读者认同的叙述方式。

  相比大段大段感情丰富的描述,《山南水北》里那些不带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更值得关注,比如他和邻居的“冰箱外交”和农妇之间的“瓜菜外交”,比如非典时期的朴素防疫观。如果不是韩少功的文字充满简单的“城乡对立”,他那种“城乡合一”的生活方式并无太多值得非议之处。相比之下,另一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他还曾兼任龙口市委副书记)的文字和行动更为分裂。

  张炜在小说和散文里无数次地呼唤田园乌托邦,终于在山东龙口成立万松浦书院。根据书院网站的资料:一期工程占地110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接待处面积为4500平方米,有海浴馆一座,书院办公楼面积为2200平方米;
二期工程占地50余亩,已建面积750平方米的第二研修部,预建面积3500平方米的学者公寓及五座点式楼——万松浦书院坐落于龙口北部海滨万亩松林,又在港栾河入海口(江河入海口为“浦”)附近,因此得名。韩少功一度打算用青砖修建乡居,但不是工艺失传,就是造价太高,他最后感慨“怀旧是需要成本的”。但从万松浦书院的规模来看,似乎是不计工本的。现在无法得知它的造价究竟是多少,李锐曾经在一封公开信中透露一期工程就用了3000多万,张炜对此不置可否,而是使用了一套外交式辞令,表示书院是“国家财产”。书院在自我介绍时又特别强调“独立的院产”,“国家财产”如何成为“独立的院产”,这是我无法理解的一个问题。

  最让我震惊的还不是书院造价,而是张炜的《筑万松浦记》。这篇散文充满他一贯的抒情文字,其中几句漫不经心的话却显得格外刺目:“事至半截有野夫纠集一起,有零零散散的阻拦,这些当不出预料。有人出面化解鼎力相助,更是感激在心。”这段文字过于春秋笔法,让我这种迟钝的读者难以理解其中究竟。我只能这样“翻译”:在万松浦书院修建过程中,有些当地居民阻拦书院修建,有关部门出面帮助张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地居民为何阻拦书院修建,是愚昧无知,还是利益受到侵害?有关部门如何鼎力相助,是打压恐吓,还是合理赔偿?这些细节张炜都一笔带过,只告诉读者“野夫”试图阻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伟大实践,最后“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果然是微言大义。再看看《筑万松浦记》的其它章节,不时地出现安静、心灵、梦想、静谧、祥和等等超凡脱俗的词汇,不过在“野夫”的映衬下这些词汇让人无法信赖。

  “不追虚名,不恋热闹,不借威焰”,张炜的“三不原则”听起来很美,做起来如何?2005年春天,围绕“精神的背景”包括李锐的质疑产生争论的时候,万松浦书院的网上论坛以“不以院长为话题形成热点和焦点”为由,拒绝了相关帖子,张炜谦虚地表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有利用公器炒作自己之嫌”。可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点击了这个“公器”网站的首页,赫然看到这么一行字:“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张炜长篇《刺猬歌》,迅速引起热烈反响。评论称之为‘一本奇书’,更是一本怪书!先睹为快……”张炜在《筑万松浦记》里如此描写自己理想中的读书处:“沉着安静、风清树绿;
一片自然生机,会助长人的思维,增加心灵的蕴含;
这里没有纠缠的纷争,没有轰轰市声,也没有热心于全球化的现代先生。”万松浦书院是这么一个理想去处么?只怕风已止而树欲动。

  虽然韩少功和张炜只是作家中的少数,但是他们拥有不少忠实读者,这也说明当代文人的欲望空间不是消失了,而是正在以“城市包围农村”的隐蔽方式进行战略转移。“穷人爱上了富人的红砖之时,富人倒爱上了穷人的青砖;
穷人吃上富人的鱼肉之时,富人倒是点上了野菜;
穷人穿上了富人的皮鞋之时,富人倒是兴冲冲盯上了布鞋……市场正在重新分配趣味与习俗,让穷人与富人在美学上交换场地。”韩少功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夫子自道,他的行为与他所说的“富人”如出一辙。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从城市回到乡村,而是一边在生活中试图“城乡合一”,一边制造着“城乡对立”的文字。当代文人并没有像他们所说修练到无欲则刚的境界,只是以否定欲望的形式一步一步让欲望升级。否定常见的欲望方式,给现代文人提供了超越一般公众的道德感。同时这不等于否定欲望,而是对欲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现代文人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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