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全球化、文化研究和当代批评理论的走向

　　内容提要：本文继续作者长期以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通过对全球化的文化视角透视，试图将当代文化研究以及西方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在新世纪的新功能和新形态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察。作者认为，全球化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传统的精英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通过孕育和产生一些新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形态使得文化经典的重构成为可能。其次，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后果还在于对批评理论的功能和前途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但是在“后理论时代”，理论仍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和走向。所谓“理论的死亡”现象在过去没有出现过，在当下以及未来都不可能出现。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研究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后理论时代” “理论的死亡”

　　探讨全球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话题。[i] 我们现在都一致公认，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现，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给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在于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趋同现象。毫无疑问，全球化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认同，因而，全球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全球化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人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在我们看来是西方的，而且在欧洲人看来却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向其他地区的渗透。因此在文化上抵制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在抵制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入侵和渗透，这一点是完全可以使人理解的。但是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着其两面性：全球化给我们的知识生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但同时也给了我们知识的生产和文化的全球化旅行带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因此辩证地认识文化领域内的全球化的二重性可以使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一契机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批评理论。

　　全球化的悖论：混杂性和地方色彩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国内学者对此却知之甚少。[ii] 通过近十年左右的讨论，我们已经不得不认识到，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已经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既然我们无法阻挡这股大潮，那就应该正视它，以便提出我们自己的应对策略。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当作一种历史文化批评的话语来考察的话，就应该认识到，它对于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起着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
另一方面，全球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对立物，与现代性以及其自然延伸和悖逆--后现代性，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首先应该认识到，全球化这个术语虽然是我们最近十多年以来频繁使用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则不是20世纪后半期才有的，而是一个始于几百年之前的过程。正如我们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所总结出的，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元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始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从那时候，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球化实际上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逐步向其他地区的一种扩张过程，因此全球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逐渐达到高潮，它已经迅速地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并对我们的文化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iii] 毫无疑问，马恩提出的这种世界文学的构想，主要是受到歌德当年关于世界文学构想的启迪，它是一个不时地促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去想象、去建构的乌托邦。

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文学跟目前所出现的文化上的趋同性，也即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这种世界文学实际上代表了当前最新的发展方向，并且又保留了各民族的各自特色的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文学。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明，而且在那时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提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比较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应该指出的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文学”，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之后，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应当是世界文学，但这种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对此我将另文专述。

　　由此可见，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中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原来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随之也出现了其第二个方向，也即全球化的渗透，从中心向边缘运动，同时也导致了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双向运动。所以它的第二个方向就体现在，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也即反殖民性或非殖民化。或者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是一种“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的策略，也即与全球化逆向相悖的另一个过程，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iv]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后殖民批评理论几经周折仍在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这说明，原先的一些被压抑的边缘话语要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进行抗争，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趋向。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向强势文化的反渗透提供那了契机。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我们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种二分法，形成了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的视角，消解了现代和后现代这种人为的对立。因而毫不奇怪，一些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面对这种情形十分担心，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逐步崛起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反体制性”有可能会使原有的文学边界无限度的扩张，并最终取代文学研究，而无所不包的文化批评也有可能会取代文学批评。我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也如同全球化与本土化是无法相互取代的一样，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彼此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倒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也许可以使日益处于困境的文学研究获得新生。因此我们便需要对当前仍在西方和中国风行的文化研究做一个准确的界定，并对它在未来的走向作出恰如其分的预测。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

　　尽管文化研究的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v]但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之特定内涵和定义仍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十分模糊，因而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甚至错误地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天然就是对立的，因此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研究的末日。我认为在讨论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前有必要再次将其进行限定。本文所提到的“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文化研究”。[vi] 既然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那么它在其他语种中并没有固定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好按其字面意义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

　　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特别是始自英国的新批评派学者F.R.利维斯的研究。利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目，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达到向广大劳动大众进行启蒙的作用，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vii]可以说，今天的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展而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霍加特和霍尔早先也是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也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建树。这种情形在当代几乎所有主要的文学/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和著述生涯中都可见出。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anti-institution）性和“批判性”(critical)。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所以它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者。美国文学史家爱莫瑞·艾略特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一个现象：在当今时代，美学这个词已逐步被人们遗忘了。aesthetic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审美”，照他看来，“审美”这个词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它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批评话语中见到，因此应该呼吁“审美”重新返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批评中。他的呼吁一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考虑到，如果一味强调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而忽视具有审美特征的精英文化研究，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另一方面则为审美的指向日常生活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人认为它即将盛极至衰，文学研究将重返中心。我对此并不苟同，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显然更为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呢？这自然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将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作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
（2）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
（3）完全远离精英文学的宗旨，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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