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两个意义非常的事件

　　本周五有两条消息引起我的注意，我进而认为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一是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即将开征燃油税，一是国资委宣布从明年起国企要向国家分红。

　　开征燃油税和国企向国家分红这两件事，都是社会呼吁多年、国家也承诺多年但就是迟迟不能实现的事情。如果这次不是像以往那样最后又放了空炮而是真的兑现的话，我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它的意义何在呢？

　　它标明了我们的党和政府终于向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合理利益动手了。

　　胡温新政的指导方针是以人为本，构建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并因此采取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纾解民困、缓和社会矛盾、注重科学发展的实际措施。但是在此前的新政中，党和国家都是采取做大蛋糕，以新增的财富向弱势群体适当倾斜的政策策略，来实现上述方略的。至于既得利益集团多贪多占造成的的社会不公平的那一部分，新政这几年没有进行实际的调整也就是剥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兴利而不除弊。

　　在这一策略思路下，国家把新增的财政收入的大部或全部，用于加强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义务教育和大学生补助、社会养老、农业、环保、扶贫、城市廉租房建设、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调整等事项，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和公平度。当然，直接受益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

　　但是，对于前些年已经形成的不公平现象，那些利益集团的非法和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新政小心地不去触动。比如，社会反响强烈的燃油税和国企向国家分红，就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开征燃油税是一件已经喊了十几年、甚至已经写入1997年制定的《公路法》的事情，有助于节能减排、公平税赋、倡导节俭，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触动了交通部门几百万公路收费人员的既得利益，当然也还有一些技术问题，竟然迟迟不能开征。今年年初，终于有公民向法院告诉交通部继续征收养路费违法，一时弄得沸沸扬扬，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而燃油税不能开征的结果，也并不仅仅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这么简单。今年中国乘用车的销售中，经济型轿车销量在曾经因为各个城市取消“禁小”的歧视政策而大度上扬后，终于再度下滑，表明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将会产生怎样一个消极的结果。中国公路的收费站密度之高，收费时间之长，收费队伍工资福利之好（某省一个普通收费员一个月工资福利8000元，连该省交通厅副厅长都不得不自开玩笑说愿意去当一个收费员），以及所有收费实际都不过在养活收费队伍和成为交通部门的小金库，而没有用于或主要没有用于养路和修路——这样一个畸形的恶赘物，仅仅由于一个或几个部门的利益考量，就可以让写入法律、决策十年的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办不成，造成诸多严重后果。

　　至于国企向国家分红，本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竟然也成为一个难题。特别是在国企改制后，所剩下的基本是大型的垄断性的国企，它们占据了中国的能源、通讯、交通运输、冶金、大型制造、金融保险等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和占有国家稀缺资源，这几年大发横财，在内部人员工资福利奇高（报载一个供电公司的抄表员一个月工资就达8000元）、办公及公务消费极其奢侈甚至腐败的情况下，其巨额利润竟然不向国家分红，使得这些所谓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但名不副实，而且据利自肥，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典型范例，是造成社会不公的重要领域。但是由于围绕国企实质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庞大的、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国企实际上已经成为某些特权人物和某些部门的囊中之物，即形成了权贵资本和官僚资本集团，所以其改革的难度或向常识与公理回归的难度更大。因此当社会强烈呼吁国企向出资人分红若干年，其主管部门要么含糊其词，要么顾左右而言他，成为国人诟病和世界诧异的中国怪象之一。

　　胡温新政五年来在取得一片喝采的同时，也有相当多的人对其兴利而不除弊的策略取向不滿。比如自称为新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的汪晖先生就尖锐地批评过那种“把很多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合法化——用面包做大来为严重的社会分化和腐败辩护，如果这不是迷信，就是有意的掩饰”的所谓市场经济改革派的观点，并深刻批判所谓“现代化”在公平上的缺陷。（汪晖：《现代化本身需要被反思》。2007年08月04日 《经济观察报》）我自己在两年前一篇题为《执政为民的两个试金石》的文章中，指出能否对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动真格的，是检验新政是否执政为民真假的两个试金石。我的一些朋友也在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以铁腕清算那些非法暴富的“大亨”叫好的同时，对中国的现状表示不满。但是，也正如我的一些文章所指出的，所谓弊端后面，是强大的利益集团，而在中国目前的利益博弈制度中，在很多时候真正能左右决策（包括法律政策）的不是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弱势群体，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现实的形格势禁下，虽然新政的领袖无疑具有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也提出了具有极大针对性和公正性的治国方针，但是一切政治都是现实政治力量的博弈，在新政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他们必须讲究策略，把握平衡，小心翼翼地前进。因此，新政在策略上兴利而不除弊，以做大的蛋糕来更多地向弱势群体分配，这样可以不去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既能弥补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可以赢得时间和民心，慢慢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当时机成熟，他们会做出更为积极的调整。

　　现在，我们终于看到新政通过在这两件事情上的拨乱反正，从而向既得利益集团正式开战。它的指标意义在于：表明了中国政治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政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可以兴利除弊同时进行。

　　这是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掌权五年来，在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一个政治发展及取向的重大信号。它昭示了今后党中央会更加积极有力地贯彻既定的执政为民、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

　　如果上述判断不错的话，那么，我希望党中央下一步除害的利剑指向民怨沸腾的“三公消费”。

　　当然，已往所有的新政举措，都是依靠党中央领导人的个人品德和娴熟的策略为主要凭依的。正是因为现有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这种领导人个人的因素居于关键的、主导的地位。我们庆幸我们有了胡锦涛和温家宝为代表的优秀的国家领袖，我们愿意与他们共同仰望星空，建设大地。但这还不够，这与一个理想而健全的现代社会还有距离：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还是寄托于少数领导人身上。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会看到领导人即使极其优秀，但他们也十分艰难。因此，在我们为新政取得重要突破的同时，仍然要大声呼吁政治改革。如果不能进行以民主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都不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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