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归来的路标

　　纳粹垮台不久，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雅斯贝斯说：“在过去的12年里，我们似乎受到了整体改造，形象地说：魔鬼袭击了我们，他们把我们掳走并一起卷入一场混乱，我们耳聋眼瞎……我们的经历类似于中世纪晚期对女巫的疯狂迫害。”德意志民族相对幸运的是，魔鬼只袭击了12年。1945年之后，活跃在德国社会文化生活中许多人在纳粹的污染与毒化之前就已确立了自己的道德/政治标准和辨别能力，并能够在纳粹之后发挥道德和政治作用。也就是说，在纳粹德国、在赫夫根和乡村警察之外，还有另一个德国，它在纳粹之后发挥了道德/政治文化重建的作用。

　　当代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在《通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中认为，德国不但一直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主要奠基者。他从历史中发现德国热爱自由民主的传统，并证明这种传统是德国传统固有的乃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德国由于一系列的偶然背离了西方，并最终发展为与西方价值观念进行对抗，这并非不可避免，纳粹不是德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德国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在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上对西方无条件的开放就不再是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向真我的回归；
不是一个被胜利者改造和强加的过程，而是对自身历史资源的重新发现。原来两次世界大战不是德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而只是德国文化中反西方那部分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对抗。从而德国人的自我批判，不是抛弃自我而是重新发现另一个自我。

　　这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时刻。“我们十分庆幸自己活下来了。同时我们开始认识罪行以及我们被迷惑和我们的耻辱的严重程度。当时，我们正在地下室外和临时搭起的小屋中挨冻受饿，然而同时感到的对精神和道德引导的饥渴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大，也比此后半个世纪的任何时候都强烈。”恶梦醒来，被纳粹精心毒化的德国社会一片荒芜。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政治秩序、经济体制，也包括心理结构与道德感情。原西德总理施密特（Helmut Heinrich Waldemar Schmidt，1918—）在其第三本回忆录《同路人》中，深情地表达“对我职业生涯和政治生涯产生过影响的人”的感激忆念，显示其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勇气和正义原则是如何地与其私人交往中的一些高尚的、有责任感的朋友们的关系。

　　我们这些在纳粹新闻独裁下专长起来的、在战争中被谴送回家的青年人缺乏政治教育和经济学教育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也缺乏思想教育的基础。我们当时的境况同今天所谓新联邦州的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相似，他们从1933年到现在的不间断的新闻和教育专制之后，虽然知道或感到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欺骗和犯罪，然而现在他们才学到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在道德上必须做的。

　　在我长大成人、2/3的时间是作为士兵度过的纳粹时期，虽然我意识到自己是反对这一政权的，但是我不知道应当拥护什么，不知道希望由什么来取代第三帝国和纳粹。我对民主立宪法国家没有概念，更不用说对如何建立这样的国家有什么样概念了。虽然我认识到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并对此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如何和用什么手段能克服这种状况却无任何概念。

　　纳粹的暴行公开了自己的罪恶，它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但反反不一定得正，只有对一个毒化的社会进行彻底的解毒，才能真正埋葬极权主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需要灯标和灯塔、路牌和路标，以便能找到通往公正的更光明的未来道路。”施密特在介绍他的“同路人”时，特别强调他们前纳粹的政治/文化背景，这些东西不但使他们“获得了明确的政治和道德尺度”，不为纳粹的眩惑所动，抗拒洗脑和改造，而且在战后成为德国社会生活中的解毒剂。

　　极权主义的政治后果之一，是人们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制度，也有少数人知道什么是好的制度，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坏的废墟上建立好的制度。无论是对施密特个人还是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民来说，重建民主都是一个政治学习的过程。他们跳过了纳粹时期，从前纳粹的德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学习。“在纳粹时期和战争结束时，甚至8年以后我被选入联邦议院从而以专职的身份步入政坛时，我几乎尚未读过关于国家哲学的世界名著，而且对其存在一无所知。”从政日深，施密特对国家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波普尔对乌托邦和专政的批判性分析，韦伯对责任伦理与意图书馆伦理的区分，都形塑了施密特的政治性格。而在“同时代人”中，里夏德·勒文塔尔（保罗·泽林）和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尔则是最重林的两位的学者。勒文塔尔1908年出生，经历了从共产党到社会民主义的思想演变，他于1947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彼岸》一书，批判了左右两种极权主义，介绍了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美国的经验，为德国人开启了通往国际文献的大门。对于战后一代人来说，“是一颗长时间悬在夜空中的照明弹”：它指出了我们可以走的道路和我们能够运用的方法。施密特与勒文塔尔相识之后，即成为政治思想上的同志，在社会民主党内，他与施密特一起反对艾哈德和勃兰特，反对以吓跑多数持批评态度的青年为代价而照顾少数年轻人，对社民党离开了持中间态度的选民而忧虑；
在公共生活中，他既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又反对60年代的政治浪漫主义。他虽然在心理上对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表示理解，却总是对左派的言行感到不安。布拉赫尔没有参与党派政治，但他在1955年出版的《魏玛共和国的解体》一书，根据大量充分调查的事实详细而准确地阐明了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些人的活动、由于谁的失职和谁的弱点，德国的第一次民主尝试在十几年后即告失败，希特勒的纳粹即能夺权。这是德国思想界较早分析德国第一个民主政权的灭亡、清理纳粹的著作。对施密特来说，这本书还为直接推动了联邦德国的1955、1956年基本法的补充。根据布拉赫尔的研究，魏玛宪法规定国防军命令权和指挥权属于总统，但1920年8月11日，魏玛共和国陆军总司令汉斯·封·泽克特颁布了调整帝国陆军命令权限的规定，命令权划归国防部长，指挥权划归陆军司令，这种结构既导致国防部长被架空，又使国防军脱离上议会的监督，削弱了民主制的基础。有鉴于此，在施密特的提议下，补充后的基本法第65条规定：国防部长在和平时期拥有对武装力量的命令权和指挥权。“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各执政党的议员们一反阿登纳的意志，同意界定即限制联邦国防军的宪法性法律的地位。”

　　学者之外，施密特更多是在与“同路人”交往中完成其政治启蒙的。在比利时的英国战俘营，他从汉斯·博南坎普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法治国家。加入社民党之初，他从1933年前就是党员的卡尔·托门获得了对党的认识。在五十年代从事党的工作时，主张靠扰西方的现实主义对外政策和富有有建设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恩斯特·罗伊特等人成为施密特的榜样。进入联邦议会后，施密特开始时束手无策，只是在认识了一些有议会经验的老党员之后，才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海因里希·戴斯特帮助他抛弃了“社会浪漫主义”，两位女士提醒他尊重妇女和保护消费。最重要人物是1933年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世界观、在监狱和苦役中仍保持了内心的政治基础的弗里茨·埃勒，他推动了1955、1956的《基本法》修改，为现代的先进的军事立法、为武装力量的“内部领导”和民主教育以及为将武装力量牢牢地纳入宪法体系奠定了宪法法基础，排除了由一个军人掌握最高指挥权的可能；
他是欧洲一体与罗马条约的坚定捍卫者，如此等等，“我在许多方面需要感谢弗里茨·埃勒”。还有一个具有道德和修养权威的卡尔洛·施密德，“我们提了100个问题，卡尔洛就给我们100个回答，好像他只需抖抖衣袖，回答就出来了。”施密特何幸，在其政治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他都遇到了第一流的政治家，虽然他们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但他们都从纳粹时代走来，都坚持着民主的理想并在在政治活动中贯彻它。历史的灾难真正转化一种教训，固然“我们不应将民主过分理想化了，但是必须时刻记住从前在德国试验过的许多其他恶劣得多的统治形式。我的绝大多数同路人对此有同感”。

　　纳粹极权体制的道德后果之一，是扭曲了文明演进中积累起来的理想信念和公共规范，摧毁了国民的个体价值和自我尊严，整个民族的理智/政治素质急剧下降。正像中国诗人北岛所说，“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重建时代所缺少的不只是面对错误和罪恶的勇气，更重要的是缺少克服荡涤错误和罪恶的内在力量和精神资源。希特死去了，但在希特勒挥舞的手臂指引下、聚集在“万字旗”下的一代德国人还要生活，这些喝着狼奶长大的畸形儿不能自我矫正走出阴影，重建德国的精神资源只能在前纳粹的文化传统中发掘，只能通过批判纳粹意识形态而获得。当然，纳粹毕竟成功地改造了相当多的德国人，并且从德帝国到魏玛共和国，纳粹有其先驱，所以不是每一个都能守得住清白，这里就有个人品格、勇气的因素，施密特的“同路人”大都有坚强的性格和乐观的信念，拥有自由思想的底色和真诚正直的做人底线。比如莉莉·帕尔默“虽不宽恕一切，总带着嘲讽的语气讲话，但不伤害人；
虽非乐观主义者，但却开朗。”所有这些人都积极参与了文化消毒和民主普及的工作：把剧场办成道德教育场所的汉堡剧院的经理伊达·艾雷，纳粹时代准备好自杀的民族电视之母英格·沃尔泽，曾为电影明星的画家莉莉·帕尔默，坚信“音乐是接近其他的最佳途径之一”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成功地将娱乐、正派的新闻评论和某些政治内容结合起来的《明星》主编亨利·南宁，尊重观点的多样性又强调自己的观点必须是理性的、有根据的、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妇记者玛丽蓉·登霍夫，以“希望原理”著称的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被外国人认为是德国良知的化身的作家海因利希·伯尔……他们没有原谅纳粹时代，却也没有停留于悲伤、仇恨和谴责，而是以各自的文化行为清洗纳粹毒素、打开通向精神自由的大门，帮助德国人从集中营、从防空洞、从战争、从战俘营，帮助所有被谴返回家的人找到他们的道路。正是他们充当了黑暗之后走向光明的路标和灯塔，表现了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在精神枯竭、人性堕落时代不可缺少的向导作用。

　　后极权时代的政治教育必须是真正反极权的。这就是《时代》周刊发行人玛丽蓉·登霍夫说的：“我们要不断地写和宣讲，重要的不是预告幸福的目标，而是赖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和道路。”施密特分析指出：“她一直很清楚，无人占有最终的真理，人类的命运总是只能逐步改善，因此想确定光辉的最终目标是不恰当的；
相反，每一个单独的步骤都必须是合理的。实际上，这种以道德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是我们德国人必须从我们在纳粹‘千年帝国’统治理下的经历中得出的最重要的哲学和政治结论。”极权体制的理由是，独裁者掌握着绝对真理，可以率领德意志民族走上“千年帝国”，因此重要的不是揭发希特勒把德国推向灾难，不是审判、谴责希特勒的帮凶和同谋，而要重建一种政治文化，这就是坚持理性的、有根据的、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政治原则，同时又充分尊重人性的多样性和观念的差异性。如果紧接着思想专制的通常是虚无主义，那么是非观念上的严肃性便是重建时代的伦理底线；
如果极权主义垄断真理和舆论，那么重建时代便应当以思想自由、文化民主为主题。这就是施密特“同路人”的行为准则，他们因其可怕的经历而在人道方面获得丰收，并通过其创造性的作品、热情的社会活动及其对政治家的影响而把生活的勇气注入这个几乎绝望的民族的血脉之中。

　　假如没有这些在前纳粹时代就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同路人”，施密特的政治生涯肯定会有许多歧路和失误。德国文化传统中拥有克服纳粹的部分资源，在被称之为“德国人”的野蛮部落中，生活着另外一个德国。施密特是聪明的政治家，他珍惜这些“同路人”的友谊和贡献，在处理恐怖组织“红军派”的同情者劫持飞机的紧张时刻，还和一批左翼作家在总理府讨论恐怖主义。观点不尽相同，争论时有发生，但他确实从中学到许多，并认识“作家、诗人或所有的艺术家都有某种权利作出片面的判断。假如他们的批评对各方面都要平衡，那就不会有年轻的席勒，也不会有布莱希特；
……因此，我赞成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人待人接物、特别是在政治方面有时可以与众不同。”因为吸收了这些识人的智慧和勇气，施密特成了一个称职的总理。佐默尔在为他写的小传中说：在他就任总理时，他的一头黑发几乎还未曾花白，但当他卸去联邦总理时，却已是满头银发。

　　参考文献：

　　赫尔默特·施密特：《同路人——施密特回忆录》，潘海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威廉·冯·施特恩堡：《从俾斯麦到科尔——德国政府首脑列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

　　2003年12月5日

　　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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