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对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摘 要】 文章基于《福泽谕吉自传》对其生平进行解读，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分析了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演变过程，发现其重实学、倡独立、办义塾等教育理念和举措在推进日本私立大学的发展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也助长了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军国主义之风。最后，文章就该研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新阶段的启示意义进行了简要阐述。
　　【关键词】 福泽谕吉自传;日本;独立;高等教育;影响
　　《福泽谕吉自传》的文笔通畅、明确，叙事运用自如，表现感情薄厚的用词丰富、恰当，表现手法富于幽默，字里行间洋溢着不桀之气。初阅此书，令本人疑惑的是这书中风趣幽默的言词，究竟是由于福泽的健谈，还是由于行文的巧妙。经过查阅相关资料，一切真相大白，福泽谕吉作为以口语写文章的一位作者，确实有着非凡的才能，常人难以望其项背。[1]读完此书就会发现，福泽谕吉思想之独立、治学之严谨、学识之渊博、气节之崇高都让人心折首肯。
　　作为日本近代教育界的现象级人物，福泽谕吉的诸多教育举措和思想都对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目前对于福泽谕吉及其启蒙思想的研究都太笼统，针对其对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凤毛麟角。日本能成为近代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其迅速发展和日趋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功不可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双一流”建设的历史新阶段，这方面的研究就极具现实意义。
　　一、福泽谕吉生平概述
　　福泽谕吉1825年1月1生于日本大阪。其父福泽百助在大阪担任会计，酷爱汉学。1836年6月18日，福泽百助去世。母子六人举家返回藩地中津，福泽十四五岁起开始学习汉学，大多受教于白石常人，精通经史，尤熟《左传》。[2]1854年二月，为兄三之助所劝，有志于兰学，始学基础荷兰语。[3]由于其才智过人，学业有成，遂遭人嫉妒，被设计离开长崎。后再次受其兄所劝，拜于方洪庵门下。
　　翌年年中，福泽因病返回中津，八月去大阪，入绪方学塾走读。[4]然再度游学的念头难以放下，得母亲同意，十一月去大阪，为绪方的寄宿生。启程前卖掉了家中藏书并还清债务。在绪方学塾就读时，主要读一些生理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等原著，也有机会接触法拉第的电学学说。由于学业超群，半年便被提拔为塾长。1858年10月下旬在筑地铁炮洲奥平家官邸的一个小院内开设兰学塾。[5]次年，出游横滨，决心学习英语，求师不得，只好自学。[6]万延元年，以军舰奉行木村摄津守的名义搭“咸临丸”至美国。[7]17岁结婚，后游学印度、法国、英国、荷兰、德国等多个国家，接触先进文明各国的实际情况，调查各国的文明制度。[8]30岁时其专门研究英文读法。[9]同年六月，其师绪方洪庵去世，福泽送葬。[10]庆应元年，于翻译局供职。[11]34岁时再度访美。次年，迁至新钱座，以当时之年号命名学校，称庆应义塾，同时创立学费制度。
　　1871年三月，将庆应义塾迁至三田，家也同时迁居。[12] 1873年开设庆应义塾医学所，同年在大阪设立庆应义塾分校。乙亥年七月，庆应义塾大阪分校迁至德岛。[13]后几年，福泽谕吉相继出版了《民间经济录》、《时事小言》等多部著作。
　　己丑年开始筹备设立庆应义塾大学部，着手募集资金，次年一月二十七日成立庆应义塾大学部。1893年庆应义塾内举行福泽铜像揭幕，翌年拟设立“兰花堂”，以传洋学先辈之功绩。丁酉年八月，着手募集庆应义塾基金，戊戌年五月十一日，《福泽谕吉自传》脱稿。庚子年五月九日，因著述、翻译和教育有功，皇室赐给将近五万元，福泽全数捐入庆应基金。辛丑年一月二十五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66岁。
　　二、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演变
　　1、福泽谕吉启蒙思想演变的三个时期及代表著作
　　福泽谕吉一生著述达六十种之多，这些著作基本上反映了他整个思想发展和全部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初期（1862-1869），福泽谕吉撰写了《唐人往来》、《西洋事情》等著作，主要介绍西方情况，输入资本主义文明。该时期是福泽谕吉启蒙思想的准备时期。中期（1870-1881），他创作了《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丁丑公论》、《民情一新》和《时事小言》等作品，系统论述了他的启蒙思想和文明理论，发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呼声。[14]进而要求人民：“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学”，学习科学文化，追求“真理”。受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影响，福泽谕吉提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受人民委托，代表人民处理公共事务的观点。他认为，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包括由自己明辨事理，处理事情，不依赖他人的智慧和钱财，建立一种独立的生活。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培养国民的独立精神，而个人精神的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基础。
　　后期（1882-1901），从《帝室论》、《尊王论》到《新女大学》为止，是他的政治思想转趋保守的时期。在上述三个时期中，最能代表福泽谕吉思想特点的是中期的启蒙思想和文明理论著作。其中《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成为了福泽最具代表性的两篇著作。后期的《福翁百话》集中体现了福泽的世界观，也是一部较有代表性的作品。[15]
　　2、福泽谕吉启蒙思想中的主要教育理念
　　（1）智德并举，智育为先。福泽谕吉把文明归结为智德的进步，认为智慧和道德两方面都很重要。在回答对日本近代化而言如何确定智德重要性的先后顺序时，福泽明确提出：“智慧优先”，他认为日本人在道德发展上固然不足，但并非燃眉之急。德不能用有形的事情来教授，学到学不到主要在于学习者内心努力程度如何，而且结果也不可检验。智育就不一样了，它可以通过有形的东西来进行学习，而且可以检验其结果如何。福泽不赞成将德育作为教育的中心，强调道德品质的提高主要在于個人修养，单纯依赖人为的教诲是无能为力的。
　　（2）重实学，倡独立。福泽谕吉指出;“所谓学问，并不限于能识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做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而应更加“专心致力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际学问”，[16]这些学问包括写信、记账、打算盘、地理、商法、物理、历史、经济、社交、外语等等。他提倡以“实学”作为文化启蒙的一项内容，重视科学教育，打破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在教育上，福泽着重于自然原则，而以数理两方面为其根本。[17]福泽强调只有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学习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实学，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才能取得个人的独立。只有全体国民普遍接受教育，得到了全面和谐的发展，取得了独立人格，才能推动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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