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开发_贵州历史上第一次教案

　　“开发”这个词,是近些年来见诸于报刊最频繁、人们也用得最多的词汇。然而,也是被人们误读和误释得最多的词汇。 　　一些词典在释义时说:“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产品等。”某些辞典则称:“开发的含意有二:一是以荒地、矿山、森林、水力等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劳动,以达到利用的目的;二是发现或发掘人才、技术等供利用。”类似的解释都是站在今天人们所处的立场来理解的,结果却是“数典忘祖”。将先辈们,尤其是史前人类为了生存,对我们这个星球的起始经营,排斥在“开发”之外。
　　人类开发贵州这片土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从春秋战国到隋唐宋元,贵州的开发从来没有停止过。秦始皇下令修五尺道、唐蒙出使夜郎、诸葛亮经营贵州、南宋将贵州作为购马主要通道……凡此种种,都不失为开发贵州之举。
　　但是,贵州大开发的第一次浪潮,却是在明朝初年。主要集中在建省前后百余年。这场声势浩大的开发,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上,贵州行省的建立,从政治体制上实现了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直接统治,改变了贵州的经济社会结构,对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对于加强贵州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促进贵州与内地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都非常有利。因此,明初的贵州建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属于开发贵州的重要举措。
　　经济上,配合军事上设立卫所、屯田戍边的需要,明朝政府在贵州大力兴建、扩建驿路,改善交通闭塞状况;同时由官方督导,由内地和相对发达地区,向贵州大规模移民进行屯田垦荒,积极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卫所制度是元代兵制改革的产物。即从军队中划出一部分军人为世籍军户,分驻屯于全国各地。一面负责镇守地方、保卫边疆,一面实行屯垦。军户士兵必须携带妻室在驻地安家落户,不能流动,父死子继。据有关文献记载,明初在贵州共设置有30卫,140余所。有人形容当时的贵州“诸卫所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田野”,这种制度使汉族移民大批进入贵州。屯军、移民加强了明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大大推进了贵州历史前进的步伐。贵州的大量土地被开垦出来。而这些屯军及家属在贵州的生产与生活,还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贵州屯堡文化。
　　明代的“移民就宽乡”是一场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其规模远非西汉时的“募豪民,填南夷”可比。由政府招来的“游民”或“罪徙之人”,皆由官府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让其耕种,免三年科赋。这种“领之有司”的屯垦开荒,称为“民屯”。此外,明初的贵州,还有由盐商“招民垦种”的“商屯”。明代前期,包括军屯、民屯、商屯在内的大兴屯田,土地被大量开发出来,有力促进了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仅黔中地区,经过这番开发,耕地面积极大地得到扩充。
　　元王朝统治时期已开通了以今贵阳为中心,通往周边地区的驿路。明初,出于军事需要,首先整治修复了从成都经重庆抵今贵阳的驿道。整条驿道总计50驿,其中重庆至贵阳有14驿。以后各方向的驿道陆续得到整治,最终形成通往四邻省区的五条主要干道,即湘黔、滇黔、川黔、黔贵、川黔滇驿传大道,前四条驿道均在省城贵阳交汇。这些驿道,加上其他的一些驿道与古道,构成了明代贵州的交通网络,大大促进了贵州境内与周边地区的物资交流与经济往来。
　　文化上,明王朝下令各府、州、县兴办官学,传播以儒学为主的文化知识,同时倡导各地创办书院、社学。在贵州教育史上,明以前的教育主要沿袭传统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模式。即在生产与社会生活实践中传承文化、生产技能与道德情操。明朝时,在贵州创办了一批卫学、司学和府州县学,以及书院和社学。随着后来的开科取士,贵州的教育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甚至不断向国子监输送生员。加上明代派到贵州的官吏,不乏郭子章、毛科、徐书一类饱学有识之人,对贵州教育更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在明初的大开发中,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非常令人瞩目。
　　明朝初年的大开发是全方位的,它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为深刻的影响。这场大开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州的封闭落后状况,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大幅度提高了贵州的生产力水平,而且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进一步确立,使贵州的经济社会生活进一步融入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活之中。从此,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一条新的轨道,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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