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文人论政形成的外因] 新军事变革形成的外因

　　摘要 文人论政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除了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西方的新闻思想，通过传教士在华的办报实践和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海外体验，影响了中国的早期报业，并对文人论政的风气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日本报界作为西方新闻思想传播的中介也影响了中国留日报人。
　　关键词 文人论政 传教士 日本 清议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External Reasons for Discussing Politics from Literati
　　Zhang Cheng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AbstractA noticeable phenomenon is on discussing politics from literati in Chinese modern news history. Except for Qingyi tradition from ancient literati, news thought in the West has some influence on the early Chinese press, by publishing a newspaper from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ransoceanic experience from some literati. It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 of discussing politics from literati. Moreover, the Chinese press is affected by the Japanese press on broadcasting the news thought in the West.
　　Key words discussing politics from literati the missionaries Japan Qingyi
　　
　　民国著名报人张季鸾等基于《大公报》的成功，曾提出中国报业一大特征为“文人论政”，以别于其他国家，此一说着眼于中国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近年学界对此问题也多持类似看法，亦有学者如傅国涌等注意到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但论述似仍有欠周详。细察中国报业的近代足迹，“文人论政”的形成，应是内因外因合力所得，内因者，绵延千年而不绝的清议传统，外因者，则是自西方与东邻日本的影响。
　　
　　一、西方理念东来
　　
　　西方的报业起步、成熟都早于中国，它的办报理念，曾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报纸，一者，传教士东来传播，二者，中国人西去取经。
　　前者，即要联系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实现其文化侵略目的，在中国在沿海通商城市进行大量的办报活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观念，影响了一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也有着开榛辟莱之功，对民国报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后世研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通都大邑的报纸大约有七十六种，其中教会创办的占十份之六。①传教士中办报取得成功的有马礼逊（Robert Morriosn）、林乐知（Young J.Allen）、丁韪良（W.A.P.Matin）、（Timothy Richard）等人。
　　马礼逊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倡导报纸的意义在于“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②他还曾在《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③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尤其强调的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和压制，对几千年来臣服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诸报中影响尤大，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创办人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丁韪良（W.A.P.Matin），后来又分别成为《上海新报》和《字林西报》的编辑。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对《万国公报》着手改革，李提摩太希望能通过报纸来变革这个老大帝国。同样的，林乐知也希望通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洋务运动。④这个人群，在中国传播西方理念的同时，内心固然持有殖民的意愿，但历史的结局却背离了初衷：“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⑤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被该报就被深深吸引，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进一步启迪了梁启超等弟子。可以这么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的新闻观点本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说，梁启超的一些变法主张也能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根源。
　　在中国报业的萌芽时代，有关向西方报纸学习议论国政已多次见于知识分子的论著中，如魏源，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非常赞赏英国报纸“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⑥
　　西去取经并付诸成功实践的先行者乃是王韬。他年轻时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学书籍工作13年之久。这期间他很容易和西方报业接触，并了解其新闻思想，墨海书馆是当时英国在上海所办的《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麦都思又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人。1862年后，王韬开始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先是居留香港，然后，在1867-1869年，王韬漫游西欧，此次游历后他发现西方社会的报纸媒体的自由公开对先进文明国家的形成有莫大作用，“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⑦他以为西方所长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有舆论宽松的社会环境，如此才得举国民心。因此，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自任主笔。王韬的《循环日报》处处模仿《泰晤士报》，编排上，最特出的每期上大多出自王韬手笔的一篇时政论文，针砭清朝政事，也是仿照《泰晤士报》的体例而来，这些政论文最后择其精华辑成《?园文录外编》。《循环日报》与早期中国报纸有很多不同之处，除不以营利为目的外，以政论批评政府、开启民智，“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该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⑧使它卓尔不群，它的出现为许多民国报纸的政论开先河，提升了报纸的社会价值，改变了政府单方控制话语霸权的局面，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不依附于任何权贵任何党派势力来发表政见，所以林语堂称其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并非谬赞。
　　
　　二、日本作为中介
　　
　　除了西方，东邻日本也曾给中国早期报业予某些文人论政的启迪。和中国相仿的是，两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都来自西方列强的外来输入，中国历史上的报纸如邸报，只是充当沟通官僚机构与官吏之间的信息的简单工具，日本的瓦版，都与近代报纸相距甚远。和近代许多改革一样，日本始终充当着中国的先行者，新闻事业也不例外。日本报业对中国文人论政的有益影响只在一个时期，有趣的是，在这个不长的时期里，中国早期著名报人恰好大量在日本求学或者流亡，在历史提供的机遇前，辗转接受了西方的新闻思想。
　　如邵飘萍，曾两次流亡日本。1914年春，被营救出狱的邵飘萍东渡日本，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课，并在《朝日新闻》工作过。《朝日新闻》至今仍是日本的重要报纸，1879年创办于大阪，在日本的民权运动时期开始涉足政治，刊载言论，但在“政党报纸”后期，为了免遭停刊的厄运，以中立面目出现。邵飘萍在日期间，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为早期中国新闻学的重要著作。1919年8月，《京报》被查封，邵飘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于右任筹办《神州日报》前，曾专门赴日本考察过两大民间报纸《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宋教仁在日本住过多年，后为《民立报》主笔。《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则于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期间有过多次新闻实践，1911年初回国后任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其报业生涯。而《大公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政之亦在1907年成为留日学生。
　　日本新闻事业的政论时代，出现在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报纸开始出现并成为民众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武器，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报纸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明治政府学习西方，对报纸一度也持西方的看法，1871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宣称：“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民主、自由等观念已比较深入人心，但旧的封建因素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随之，日本民间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自由民权运动。19世纪70年代，由于日本“征韩”问题引发激进派和渐进派的分歧，日本报刊以此为契机走上了要求新闻自由之路，很多报纸成为“政论报纸”。主张言论自由的报纸很快和明治政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政府而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修改报纸条例，加强对报业的限制；另一方面，削弱和瓦解对当局持反对态度的自由党和改进党，之后，政府开始严厉的镇压，是为日本新闻史的“黑暗恐怖”的年代。
　　1912年“护宪运动”胜利后，新闻界开始抨击国事。1916年，陆军元帅寺内正毅出任首相，组成寺内内阁，开始对新闻界进行打击。次年日本趁苏俄遭受西方列强干预，出兵侵占西伯利亚，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新闻界反对内阁的出兵行为，受到了内阁惩处，从而引发了日本新闻界的强烈不满，1918年，84家报刊的记者代表云集大阪，要求寺内内阁总辞职，但最后抗争失败。此后的日本新闻界，逐步转向商业。
　　在日本报业并不算长的政论时期，中国报人恰逢其时，通过这个西方新闻思想的中介，中国报人不仅学到了报纸经营的商业范式，更感佩于西方新闻思想中自由论政的实践模式。
　　
　　三、结论
　　
　　当然，除了步武东西方，中国历代士大夫悠久的清议传统也是“文人论政”的一大源头。概言之，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修身齐家治过平天下”这些儒家理念的影响下，“位卑未敢忘忧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不懈的责任感。一方面，报国与忠君，一方面，不惮为帝王师。历代的史官、言官的设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代表着在朝的论政文人，而汉代太学生、宋代的书院论政、明代的东林学院、复社等则代表了在野的声音，“言论报国”、“文章报国”为历代文人的理想所在，有时也是悲剧成因。
　　步入近代后，这一传统找到了报纸这一新载体，因为先天的某种相似，清议传统自然地找到了报纸为新载体，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可以为例，该奏折中他明确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建议：“《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⑩仅此一例，已足见清议传统与近代文人论政关系的密切。
　　综上所述，几代民国报人，秉承历代文人的风骨，接受了西方新闻思想的启蒙，效仿东邻，为国事而奔走呼吁，使文人论政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注释
　　① 赖光临：《中国近代保人与报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15页。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④ 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
　　⑤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6页。
　　⑥ [清]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⑦ [清]王韬：《?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⑧ [清]王韬：《韬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页。
　　⑨ [日]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⑩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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