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策略：对外传播的新途径（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

　　 　　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是改革开放时期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反映了我国已具备了成熟的开放心态。但由于历史上的封闭和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相互了解也存在着许多障碍。如何消除误会乃至冲突，让不同的价值观获得沟通和理解，这是国际传播和文化间传播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所以说：讲究文化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谓传播领域的文化策略，就是关于传播的文化规律和文化意义上的方式方法，趋向于媒介文化的潜在影响以及传播者的文化品格的凸现。文化主要是从精神的、心理的层面发挥作用，文化策略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选择的方略。
　　我们所探讨的文化策略，与政治策略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关系。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政治(包括外交)领域里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那么我们所讲的文化策略就有了一个大的前提。也就是说，政治策略决定了文化策略的方向，而文化策略是政治策略的具体表现和必要补充。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个轰动全球的观点“文明冲突论”，他断言“冷战”结束后人类冲突的根源将发生重大变化：“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他还说：“如果真有下一次世界大战，它将是文明之战。”亨廷顿臆造山未来世纪中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儒家――伊斯兰文明联合体)对峙的局面。为西方各国提供了短期利益和长期适调两个方面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基本格调是要促进西方内部的闭结与合作，加强与西方文明的边缘地区(俄、东欧、拉美、日本)的联系，遏制儒家文明和伊斯兰义明的军事扩张，并且力求在相互沟通和了解的基础上实现各文明的和谐共存。
　　亨廷顿的观点有明显的西方意识形态的内容，尤其是他主张遏制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所谓“军事扩张”，完全是一种种族偏见。但是，他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那就是不可忽视文明与文化的重要作用。义明、文化是走向冲突，还是走向和谐，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我们知道，地球上人类文化由于历史的、地理的、种族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原因而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价值传统与观念形态的差异是质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成了我们区分不同民族文化最根本，最主要的因素。但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不同的“文化圈”、“文化区”以及文化差异正不断发生变化，世界文化的共性越来越多。从传播学、新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文化既有个性也有共性；文化可以传播和交流，文化具有绝对和相对的双重特性。这就是本文探讨对外传播文化策略的理论基础。
　　
　　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外报道的特殊作用和任务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中国新闻已成为海外新闻媒体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国际新闻。各国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争相向中国派记者抢新闻，外国驻华记者千方百计地搜集情况，一有他们感兴趣的新闻就抢发。西方记者所报道的中国新闻，往往充满偏见和歪曲，在世界舆论中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我国的对外报道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关系到能否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大问题。
　　早在1987年7月1日口，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新华社就发布了《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外国新闻机构派驻我国的记者和短期来访的新闻从业人员不断增多，外国电台对我国内的广播渗透日趋严重”的情况，提出了“同外国新闻机构争雄”的要求。有关对外报道方面的意见，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要点如下：
　　第一，加强新闻报道(特别是对外报道)的时效，与西方舆论争夺读者、听众、观众，以“先发制人”为主，以“后发制人”为辅。
　　第二，主动触及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对于国外议论较多的或国外读者关心的我国内问题，以及西方报刊、电台对我国内重大问题的歪曲宣传，不要回避，而要经常研究并及时组织有针对性的对外报道，释疑解惑，增进世界人民对我国的正确了解。
　　第三，在正面报道为主的前提下，对外新闻报道也要有批评报道，提高我国新闻报道的可信性，同时要注重社会效果。
　　第四，增加国务活动报道的透明度，避免外国新闻机构捕风捉影。
　　第五，对内报道和对外报道同时并重，有时对外报道还要先于对内，注意发掘国内地方新闻的国际新闻价值。以上几个方面的观点，侧重于政治策略和新闻竞技，是切实可行的‘些方式方法，为对外报道的改进提供了基本的思路。此后历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一再强调我国对外宣传(对外报道)的任务，是全面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增进世界刘中国的了解，树立和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形象，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对外传播，根本点在于让世界了解中国。然而，在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世界了解中国，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中国热”的兴起，为对外报道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中国新闻国际化，或者说中国新闻如何走向世界，这的确是一门学问，值得认真研究，这可以有多种角度，从文化与文化策略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即不失为一种曲径通幽的尝试。新闻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以文化的视点来研究新闻现象，往往别有洞天。
　　
　　对外传播受众的文化差异分析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人文化圈”在全球影响甚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的对外报道必须正视这种差异，采取恰当的文化策略，达到比较好的传播效果。
　　对外传播的对象或者说受众，主要是指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因此，对外报道的受众构成就包括了两大类，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背景。
　　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与中国人差别很大。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思想以及个人主义，在外国人特别是四方入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以美国为例，美国文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就世界文化大的分区，大的类型而言，美国文化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但它与其他欧美文化也有一定的区别。其显著的文化特征，一是由于移民融合而形成的杂交文化，二是个人主义登峰造极，三是富于创新精神，四是文化中充满矛盾。当今的美国犹如地球上最大的人种博物馆，是世界文化的万国博览会，它与封建主义的旧文化联系最少；多种民族文化整合为“从熔炉到拼盘”的多元文化；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美国人选择了与中国人截然相对的观念，崇尚个人本位，珍视“人权”；求异、求新、求实、求变，是美国文化具有创造活力的根源；在具备多元文化优势的同时，美国文化也存在许多矛盾、问题、弊端，导致社会不 稳定，诸如“犯罪浪潮”、生活放荡、种族歧视、贫富悬殊等等，使美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时常蒙上阴影。由于文化差异，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接受新闻报道时的态度和兴趣也与中国人不―致。他们对于“宣传”和说教比较反感。在外国人心目中，宣传是贬义的，几乎是欺骗的同义词。外国受众相信的是“客观报道”，即完全按照事实的客观面貌向受众描述事实，观点隐蔽住事实之中。它要求新闻实录具体事件中的事实，不得造成直接或间接指挥受众的印象，若有倾向，也须自然流露。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媒介兴趣的同时，对具他民族的文化常常抱有偏见和刻板印象，再加上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西方人的优越感，成为接受外来传播的障碍因素。西方人看东方民族，总有一种文明人看野蛮人式的傲慢。在他们的心目中，个人主义优于集体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沟通与了解有相当的困难。
　　相比之下，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作为传播对象，文化差异就要小得多，按“文化圈”、“文化区”理论。全球华人(占世界人口22％)都应该属于同一文化圈和文化区，共同性较强。种族血统、文化根基、民族感情，都存在着共同点。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数千万海外华人，毕竟与生活在大陆的十几亿中同人电有某些差异。他们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价值观念比较“西化”。而且，海外华人、华侨、台港澳同胞之间也有区别。我们称居住在外国的中国人为海外华人(或外籍华人)、华侨，而称居住在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人为台港澳同胞，就因为台港澳都是中国的领土。这一根本性的差别造成了他们不同的心态。但海外华人、华侨都具有深厚的热爱中国热爱家乡的感情，希望中同富强。台湾同胞与港澳同胞之间也存在着差异。由于政治原山和历史、地理的原因，台湾同胞比港澳同胞对大陆的实际了解更片面，台胞比港澳同胞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有更深的恐惧感，甚至害怕“统战”这个词，因此心理上有疏离感。但在传统文化认同上，台胞与大陆同胞更容易达到较高的层次。
　　
　　对外传播的文化策略
　　
　　在分析对外传播的受众特点以后，我们讨论相应的文化策略就会“有的放矢”了。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策略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人类共同兴趣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出发，报道具有全球意义的中国新闻。
　　人类社会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作为同一个星球的居民，我们应该肯定，人类存在着共性。不论文化背景如何不同，人性中仍然有相通的层面，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就根本无法互相了解。当然，人类兴趣可以分为三种类别，即全球性的普遍兴趣、区域性的特殊兴趣、时间性的热点兴趣。一些全球性共同面临的问题――人口膨胀问题、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社会贫富悬殊问题、人际道德关系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青年、妇女、儿童问题．以及婚姻家庭问题等等，都是令世人关心、注目的普遍问题。有关这些内容的新闻报道，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兴趣。外同驻华的新闻机构，除了报道我国政治经济重大事件外，就是大量报道人民的衣食住行和喜怒哀乐。寓“人情味”于新闻报道之中。这是西方记者十分高明的一种手法，值得我们大力借鉴。这既可以淡化“宣传味”，又能引起广泛的共鸣，使我们的新闻报道上升到“人类幸福”和“全球意识”的高度，超越局部利益。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应该有这种世界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在面临人类共同问题时，是如何处理的。
　　民族问题，特别是与西藏有关的问题，是中国新闻对外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今，全球的民族问题十分突出，是影响人类生存的动荡因素之一。西藏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举世瞩目。由于长期封闭，西藏成了世人心目中一个陌生，神秘而又令人向往的区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把“西藏问题”作为他们“分化”、“两化”中国的一个突破口，企图把西藏从中同的版图上分裂出去。而且，西藏问题往往和所谓“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成为世界性的敏感话题。那么，我们的对外报道就不能回避，而要实事求是、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西藏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要报道存在的问题。此外，民族风情、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状况，都是国外受众感兴趣的题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独特的东西往往能使人感到新鲜。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对外报道具有永久性，是一个广阔的领域。近年来我国外交部等部门多次组织外国驻华记者到西藏、新疆等地采访，让他们亲眼目睹少数民族地区的巨大变化，传播效果十分显著。
　　社会新闻是人类兴趣的―个兴奋点。犯罪新闻和刑事案件，意外灾难新闻和人情趣味性新闻，都属于社会新闻范畴。这类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比较隐蔽，能够满足人类了解社会真相的愿望，使人产生惊奇、悲悯或愉悦的情感。火车相撞、台风袭击、飞机失事、森林大火，地震雪崩，凶杀抢劫，以及名流活动、动物趣事、民间异闻，等等，都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共同感兴趣的新闻。社会新闻对外报道，只要掌握好“度”和“量”，不要过于集中，就不会产生负面效果。中华大地每日每时发生大量的社会新闻，不向外界报道，那是很被动的，因为海外新闻媒介经常报道，我们应该采取主动。当然，社会新闻对外报道在总体上要以正面报道为主。(待续)
　　注：作者系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新闻学博士，出版有《理性与情感――一位新闻学博士的精神空间》。
　　责编：翟淑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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