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出百年悲情】最感动的电影中国

　　编者按：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但是这个国家好像总是离我们既近又远。一百多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两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烧杀掳掠，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如何化解中国人心头对日本的心结，如何把国家的外交政策向中国民众做出合理的诠释?涉外媒体如何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为增强各国彼此间的了解与对话做出应有的选择?为此我们走访了一系列专家学者，本刊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推出《中国：走出百年悲情》系列专题，其主要内容包括：
　　认识――日本民族的性格
　　了解――日本“输不起”的历史
　　超越――中日两国的历史恩怨
　　寻找――共同的利益交会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场战争是中国人民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支持下，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打赢了的近代第一场民族战争，是让近百年来备受列强凌辱的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终于扬眉吐气的一次伟大胜利。
　　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国势衰落，备受欺凌的“东亚病夫”了。中华民族已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了自己应该有的位置。我们应该摆脱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五十多年间饱受列强凌辱而长期郁结的悲情’意识，用泱泱大国的胸怀和气度对待周边邻国。
　　“悲情意识”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一种集体记忆。它发端于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强加给华夏大地的一系列战难和无数次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我们有太多的国耻日，太沉重的历史包袱。祖辈们所经历的这些刻骨难忘的屈辱应该是激励后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宝贵精神财富。但是，老是沉溺在过去的痛苦记忆中，摆脱不了那种“被压迫心态”或“受害者意识”，反而会阻碍我们理性地对待自己，对待世界。日本军国主义在15年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每个中国人都不能忘怀的，我们在不忘屈辱、牢记国耻的同时，更要用胜利来振奋人心，鼓舞斗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应该成为我们走出百年悲情，重铸辉煌历史的契机。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热烈欢庆胜利60周年的绝不仅仅是中国人民，也包括所有反法西斯阵营各国人民，包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即便是在昔日的战败国，人们也应为终于能摆脱法西斯魑魅魍魉，享受和平的生活而感到庆幸和欣慰。德国总理施罗德继去年出席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集会，今年又将赴莫斯科参国苏联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
　　但是，人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就在人们热烈庆祝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昔日那个战败国仍频频传来种种不和谐之音……
　　
　　日本为什么不肯“认输”?
　　
　　德国和日本同样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战后德国的认罪态度和赎罪表现是有目共睹的。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用双膝跪下这一最具忏悔意义的举动向波兰人民也向全世界表明德国人真诚悔罪的立场。这一插曲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德国政府不仅用语言表达它对发动战争的忏悔，而且，从战争结束至今，它向当年遭受纳粹侵略的欧洲各国以及被迫流离失所、饱受摧残的犹太人支付了约1500亿美元的巨额赔款和补偿。德国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坦诚和自觉的反省态度，赢得了世人的理解和尊重，尤其是得到它的欧洲邻国的谅解，为它在战后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但是，日本的当权者在对待过去这段战争的历史时却和德国很不一样，战争责任问题虽然在1995年的国会决议和村山富市首相讲话中有所涉及，但大多数时候却总是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日本政府在战后赔偿问题上要么是态度暖昧，要么是锱铢必较，敷衍推诿。少数身承身居高位的政治家还时不时地发表一些否定战争责任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
　　为什么德国能做到的，日本却做不到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日本总是不肯彻底认输，对自己的战争责任总是推诿呢？
　　恐怕最大的原因是日本和德国战败、投降的情况很不一样。日本和德国都是在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的严厉打击下选择了无条件投降的。但是，德国的军事机器基本上给盟军打烂了，而日军虽然遭受重创，却是在天皇的号令下秩序井然地向盟军投降，然后被解散和遣返回国的。战后德国的执政者或者是流亡海外归来，或者是从纳粹监狱中被解救出来释放的反希特勒分子。他们对否定纳粹政权的内外政策没有任何犹豫和包袱。日本却相反。战后，日本政府机构中仅裁撤了陆军省、海军省、军需省和大东亚省等与战争有关的部门，其余的机构基本上没有触动，官吏队伍差不多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虽然不少政治家和高级官僚一度被占领当局严禁担任公职，或予以整肃，但他们很快便得到解脱，在议会和政府机构中继续任职。前甲级战犯岸信介甚至还当上了首相。他们本身就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参与者，怎么能指望他们对过去这段侵略战争历史持批判态度呢?
　　美国的怂恿和包庇直接导致了日本当权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虽然美、英、法等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格格不入，但在彻底粉碎纳粹国家机器、推行非纳粹化、非军事化方面是一致的。日本就不一样。从1945年到1951年，美国对日本实行整整6年的单独占领。战后初期，美国出于决不能让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目的在日本推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如解散财阀、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等，还将一批臭名昭著的军国主义分子送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但随着东西方冷战揭开序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美国急于将日本作为抗衡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它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兵工厂的设备拆了一半就停了下来；一些与战争有牵连的政界人物被解除整肃后重新跻身政界，甚至当上首相；美国占领者一度打算炸毁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靖国神社，最后却只是将神社门前石碑截去刻有“御赐别格官币社”文字的上段，靖国神社本身依然保留了下来①。
　　从深层次看，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其文化传统的反映。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所著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Sword)一书中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菊”是日本皇室家徽，象征着平和与美，而“刀”是武士的标志，是黩武、好斗的象征。在日本民族中随处可见这种相互矛盾的性格，如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等等。她还进一步指出，欧美文化是“罪感文化”，日本文化却是“耻感文化”。欧美社会受基督教影 响，认为人生而负有“原罪”，强调与上帝的对话及不断地自我忏悔。而日本社会则强调人不可以蒙受“耻辱”，在他人面前抬不起头。对自身行为的约束，或者说强制力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人的内心。这就是日本人为什么在反省过去时显得如此迟钝、欲言又止和暧昧的原因。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何方先生有过一个比喻，日本对过去这场战争历史的认识很不够，犹如煮了一锅“夹生饭”。这“夹生饭”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很难从头来过。而且，进入新世纪以后，就连“夹生饭”也开始变味了。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不顾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连续4年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致使日本与中、韩等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一小撮右翼势力加紧炮制严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变本加厉地翻历史的旧案，为军国主义大唱赞歌。
　　那么，本来早该成为20世纪历史的问题为什么还会成为人们今天关注的焦点呢?
　　首先，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政坛新老交替的步伐明显加快，新生代政治家急于将历史的这一页翻过去。小泉本人就是战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他们与所谓的“战前派”、“战中派”的老一辈政治家不一样，既没有战争的体验，没有历史的包袱，也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样的负疚感和赎罪感。他们中间有一种所谓的“谢罪疲劳症”和强烈的“超越战后的意识”，不愿意就过去的历史问题作深刻的反省，甚至认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批评日本是想在道义上让日本永远抬不起头，压制日本的正当要求。
　　其次，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导致所谓推翻“自虐史观”的论调越来越有市场。上一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出现持续滑坡的局面，政局激烈动荡，广大国民普遍对现实不满，求变心切，却因为屡遭挫折而感到迷惘和困惑。日本民族本来就具有浓厚的危机意识，越是在遭受挫折、前途黯淡的时候，内部的凝聚力就越强，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潮也就越有市场。政治家们竞相以“锐意改革”、“敢说敢为”为标榜，借以凝聚舆论和民意的支持，甚至跟着一些右翼学者喧嚷要推翻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强加给日本的所谓“自虐史观”。日本当权者在历史问题上越来越不愿对来自国外的压力做出让步，其源盖出于此。
　　第三，日本政坛力量重组的结果使得右翼保守势力的倒行逆施难以受到有力的牵制。冷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坛保革对立的局面迅速拉下帷幕。过去，自民党一些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遭致亚洲国家抨击时，往往会遭到社会党等在野党在国会内的严厉追究。但如今社会党(现已改名为社民党)在国会所占议席已大幅度下降，仅为其全盛时期的一个零头，失去了在国会内牵制自民党的实力。日本最大的教师工会“日本教职员组合”(“日教组”)一贯主张正确认识和尊重历史。在其颠峰期的1958年，日本教师中86．3％的人参加了“日教组”。但2003年的这一比率仅为30．4％。尽管“日教组”仍在抵制反动的历史教科书，但其影响力毕竟已不能和它的全盛时期相比了。
　　
　　不要让历史之页太沉重了
　　
　　中国有一句俗语：“树欲静而风不止。”中日两国每一次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出现风波，都不是中国方面挑起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方面。但这里说的日本并不是指日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即便是执政的自民党及其内阁里，也未必全是持错误历史观和错误立场的。问题主要出在日本国内一小撮右翼势力以及和他们气味相投的少数政治家身上。
　　毋庸置疑，历史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涉到两国国民感情，尤其是作为受害国的亿万中国人民感情的复杂问题。而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到具体的物质补偿和人道主义救助，也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是怎么也绕不开、回避不了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是，与中日关系的大局相比，它毕竟只是一个局部的、需要假以时日来解决的问题。
　　第一，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不是中日间唯一的问题。
　　任何两个国家间的关系，总是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三方面，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个侧面，还包括彼此如何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与合作的问题。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三个历史性文献。因为这三个历史性文献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说是涵盖了中日关系的各个侧面。既有对过去不正常历史的界定和日本对由于战争造成中方巨大损害的反省，也有两国对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认知，有规定两国必须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的方针，也阐明了中日两国对亚洲乃至对世界应尽的责任和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决心。总之，这三个历史性文献规定了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因而是发展中日关系不能动摇的政治基础。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仅仅局限于历史认识问题，就会束缚我们的视野，妨碍我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起点上推进中日双边关系的发展。正如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先生所指出的：“如果中日因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弄僵了，形成两国‘谁也不理谁’的状态，那么中日间的其他问题还怎么解决?其中很多问题是耽误不起拖延不得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历史认识这一个问题而耽搁了其他更多、更紧急的问题的解决。”②
　　近年来，中日关系围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僵局，两国首脑互访搁浅了近4年之久。这自然影响到两国在一些重大、紧迫问题上的战略对话。换句话说，中日两国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的分歧已成为阻碍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第二，解决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要从中国的战略利益出发。
　　任何一个国家在评估其对外关系时，利益因素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但是，利益有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核心利益和非核心利益的区分。局部利益总是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非核心利益要服从核心利益。对中国来说，未来一二十年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一切。其他的一切矛盾和对立都要服从这一大道理。这就是战略利益所在。邓小平曾说过：“考虑国家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③显然，邓小平这里所说的“不计较历史的恩怨”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在今天，也就是要确保中国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能够通过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促进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这里并不是说历史认识问题不重要。澄清历史上的是非曲直，特别是将以往日本侵略中国的客观事实公之于世，事关伸张正义，教育人民，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问题，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更涉及到对受害者进行物质补偿和人道主义救助，消除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隐患等具体的利益。但是，与澄清历史上的是非曲直相比，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全面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对中国人民来说则是更重大、更具全局意义的战略利益了。中国不能迅速地强盛起来，仍然有可能重演以往遭侵略受宰割的历史悲剧；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真正提高了，影响扩大了，包括日本广大国民在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立场和主张会予以更大的关注，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反倒容易解决。
　　第三，解决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不能操之过急。
　　中日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分歧，说到底，是历史观之争，它是政治立场问题，更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如前所述，战后日本在对待上次战争历史问题上之所以持暧昧、消极态度，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尤其是文化上的根源。解决这类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自然就需要假以时日，潜移默化。日本少数右翼势力肯定是要带着花岗石脑袋见上帝的，他们决不可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关键是做大多数普通的日本国民以及主流政治家的工作。一国人民的自我教育，别国至多发挥积极的“外因”作用，但无法代替日本人民提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意识形态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操之过急，采取简单化的做法只会给日本少数右翼势力提供诋毁中国的口实，反而造成中日两大民族感情上的对立，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境地。
　　
　　走出百年悲情重铸辉煌历史
　　
　　如果说中国人民当年没有被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所吓倒，最后用熊熊烈焰烧死了这头猛兽的话，那么今天就更不必害怕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否定战争责任，美化侵略战争了。日本的右翼势力纵然可以得逞于一时，终究也是成不了大气候的。虽然近年来日本国内对右翼势力的牵制比过去有所削弱，但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声音仍然是主流。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日本国民对战争的认识也许达不到亚洲各国人民那样的水平，但他们对东条英机等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未必有好感，更不会赞同右翼势力否定和美化侵略战争历史的图谋。2001年，扶桑社出版的《新编历史教科书》采纳比率仅为0．036％，这说明日本广大教师和国民对歪曲历史的倒行逆施还是有所抵制的。真正在历史问题上兴风作浪的只是叫、撮右翼势力，千万不能把它们的力量估计过高，甚至认为日本广大国民和他们完全是―种观点和一种立场。而且，随着中日两国学术界对上次战争的实证研究的深入以及更多旧档案的发掘，右翼势力的谎言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戳穿，其造谣、诋毁的空间将会受到大大的压缩。
　　目前，在日本政坛日益崭露头角的新生代政治家中确实存在着所谓的“谢罪疲劳症”，许多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对侵略战争缺乏负疚感和赎罪意识。但是，国家利益，特别是长远的战略利益毕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在评估一切内外政策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家越是重视日本的战略利益，就会越痛感那段历史的包袱对21世纪的日本外交是难以承受的负担。2000年5月，日本广播协会(NHK)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是否需要对日本在上一次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继续承担责任?”结果，有5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尽管是上一代人的事情，但因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这一代人必须继续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选择“因为新老交替的缘故，这一代人没有必要承担责任”的人占27％；另有5％的人认为“本来就不是日本的责任，没有必要承担责任”；回答说不清楚的占17％。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的年龄越是年轻，主张日本必须对上一次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的比例就越高。在20来岁的年轻人中主张应承担责任的比例高达60％。按照这一趋势发展，10年至20年以后，日本新一代政治家们很可能会支持通过一份比1995年国会决议或者村山富市首相谈话更直截了当、更坦率地承认日本的国策错误，对上次战争作出深刻和诚恳反省的声明，从而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正如今天的欧洲各国对德国所表示的那样。
　　对日本右翼势力包括少数当权者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行径一定要作坚决的斗争。但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本身就是遏制日本右翼势力倒行逆施的最大的震慑力量。正如古诗所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管日本国内出现怎样的逆流，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真理终究是掩盖不了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迅速崛起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我们大可不必为几个嗡嗡叫的碰壁苍蝇动摇自己的前进脚步，模糊自己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如能有更大的提升，特别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话，势将大大压缩日本右翼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兴风作浪的空间。2004年，中日双边贸易创下了1678亿美元的新记录。加上香港在内，两国间的双边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了日美双边贸易总额。由于中日双方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左右两国关系的程度将会逐渐降低。日本朝野政党特别是日本国民对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不会轻易得罪的，更不会容忍少数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使两国关系受到任何损害。虽然现在还不能断言小泉以后的日本政治家不会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但至少可以说中国越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使自己日益强大，日本的政治家就有可能会Z寸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约束，尽可能地不去挑战中国的战略底线。
　　中日两国兵戎相见、互为仇敌主要是甲午战争后的半个世纪。在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上这只是极其短暂的一瞬间。如果日本真能像德国那样，在历史问题上深刻反省，取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那么，中日两国完全可以像欧洲的法德两国一样，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像“双引擎”般地牵引亚洲经济的发展，而中日两国的交往史上也必将出现崭新的辉煌的一页。
　　人们衷心地希望日本的政治家们能作出正确的抉择。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在若干年内，日本的当权者还是不愿意对过去这段历史作彻底的反省，还是一味搪塞、遮掩，消极推诿，那也没有办法。20世纪的这一历史包袱日本恐怕要长时期背下去了。它要想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夙愿恐怕也很难真正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时出现的噪音，完全可以处惊不变，从容应对。这就叫做不被“浮云遮望眼”，坚定我们发展自己，提升综合国力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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