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向军：抗震救灾照片背后的故事] 抗震救灾照片

　　编者按：2008 年第6期的《今日中国》中文版本来已经做了封面故事《生活在无声世界的孩子们》，内容是反映聋儿学习教育和亲子关系的。 　　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是我们共同的哀伤。38个版面，以《生命重于一切》为题的封面故事在几天之内出现在《今日中国》中文版第6期上。
　　在中国9000多种杂志中，《今日中国》是唯一的多文种综合性月刊，以英、法、西、阿、中等5种文字出版，发行到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月15日是《今日中国》英文版、法文版印刷完成的日子，但汶川地震发生后，全社立即行动起来，决定暂停已经印刷完毕的英法两个文版对外发送工作，临时做24页的增刊。
　　那几天，《今日中国》杂志社楼上的不少房间总是通宵亮着灯，几乎全社一半人在加班，其余的人员24小时待命。因为涉及多语种的翻译，前方记者发回来的中文稿在送审的同时，便进入翻译。就这样，法文版增刊在只有4位翻译人员（包括两位外国专家）的情况下和英文版增刊同时完成。社长宫喜祥在印厂的印刷机前守候了一整夜。
　　
　　虞向军是《今日中国》的一名摄影记者。2008年5月15日傍晚，他跟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20家境外媒体从北京飞赴成都，进入四川地震灾区采访。这是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首次组织的大规模境外媒体赴灾区采访。
　　我们看到了灾难报道中主流媒体中出现的大批解放军和救援队的图片，而从虞向军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却能感受到它们正在讲述的一段段故事。
　　还是来看看我拍的照片吧。
　　在华西医院的分诊室，所有送到医院的伤员首先要在分诊室进行简单的包扎处理，并向相应的科室分流，最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在这里把他们身上的衣服剪掉，这样能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当时我刚进去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按了一次快门，就有一位年纪稍大的医务人员对我喊：“这里不能拍！伤员也有隐私！”我赶紧退了出去，连声向那位医务人员说：“对……对不起”。我是一个容易和别人较真的人，换作是平常，如果别人说我错了，我肯定要辩解上好几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道歉是发自内心的，真切地感觉到自己错了。
　　这是一张“唯一”的照片，我只拍了一张就赶紧退了出来，并在摄影生涯里极少有地感到“抱歉”。
　　过后再想起这件事情，我又有点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即使是在地震灾害发生后，大批伤病员被送入医院救治这样一个忙碌的时刻，医务人员仍没有忘记保护他们的隐私，维护伤病人员作为“人”的尊严，这让我感受到中国的进步。
　　
　　虞向军的讲述让笔者想起来网络上热议的一件事情：5月17日，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一名队员对着镜头怒吼。为什么？因为摄像机的强光灯正对着幸存者的眼睛！
　　
　　嗯。把闪光灯对着刚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的人的眼睛，无异于对准出生婴儿的眼睛使用闪光灯。的确，有少数摄影师大量拍摄废墟里残缺的尸体，或不顾当事人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而直接把镜头贴在正在哭泣的人脸上，这些只为了捕捉足够震撼的镜头，而置他人尊严于不顾的摄影师，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
　　这次赴灾区采访，我最深的感受是良知的考验。很多同仁熟悉和平年代的采访，在灾害发生时，却表现出职业道德的缺失。像救援通道只应该是供救援队迅速通过时使用的，但有部分媒体记者误以为身为记者就有权利占用救援通道进行现场采访或拍摄，这是很不对的。
　　
　　还有一点是我想对同仁提出的一点点期望――多做一点案头准备工作。我和台湾救援队几乎同时达到绵竹市汉旺镇，许多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采访，提出很多诸如“你们怎么来的”这样的无关问题。救援工作争分夺秒，为什么不提前用手机跟后方编辑取得联系，先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呢？我想，民众更为关心的是这支救援队接下来要去哪里吧。但有些媒体记者的表现就像是要让这位救援队长一个字一个字帮他们叙述出一篇稿子似的。还是那句话，平时情况下，采访一位县长或者一位工商执法队长可以这么做，但现在是在地震救援现场！
　　
　　忘掉冲击力！
　　
　　“我们社今天又派出了一支队伍奔赴前线。”“我把我的采访证给这次去的摄影记者了，对，他可能用得上。”“如果我再去，我愿意带一大兜糖果和牛肉干给灾区的小孩子。那里只有面包、方便面和矿泉水。我想那些小孩子更需要一些卡通糖果，那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简单的快乐。”……
　　采访继续。
　　
　　还有些媒体记者非要采访正在工作的救援队，举着话筒站在正手持生命探测仪的救援队员旁边大声提问，难道采访只能这样进行吗？耽误两分钟，可能一条生命因此而消逝。而且，任何外界的干扰都会影响生命探测仪对掩埋在5米以下的人员心脏跳动声音的监听。
　　在灾区拍摄的过程中，我从不在可能会妨碍救援的情况下使用闪光灯。即使遇到光线不好时，我也只是调高感光度，800、1000、1600……数码相机完全能够达到。当然，这样做得到的照片可能颗粒稍粗，丧失了部分清晰度，但我依然坚持。我相信不使用闪光灯也一样能拍出好片子。
　　同样地，很多摄影记者喜欢用广角拍摄，用宽视角和一些技术上的畸变来突出救灾场面，但是使用广角有一个弊端，你必须离拍摄对象很近，近到2米、1米的距离才行。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妨碍救援人员施救。
　　很多时候，我使用中长焦，在距离救援现场一定距离的地方拍摄，忘掉去追求所谓的冲击力！
　　这次拍摄的过程也是我灵魂升华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检验了你之前对生活、人生的种种感受和积累。看看这些照片――
　　
　　照片中没有尸体，只有一个空的停尸袋和一包消毒用的石灰，这是每挖掘出一具尸体时使用的标准配备。不同的是，这旁边多出来一个亲人准备的花圈。
　　当我拍摄下这张照片时，旁边走过来一位戴眼镜的男子，他说这是为他哥哥准备的。他哥哥就埋在旁边坍塌的楼房里还没有找到。这是一个非常理智的男子，他知道地震救援队已经“筛”过两遍了，这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生命体征，自己的哥哥肯定是遇难了。他并不像其他遇难者家属那样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的亲人还活着，求救援队员救救被埋的亲人。我没有问太多东西，只是将他揽在肩头，说：“兄弟，如果哭出来舒服点，就哭吧。”当这个男子放声大哭时，我想，也许我能做的太少太少了，就让我做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拍拍他的肩膀，让他能感受到一点慰藉。
　　和通讯社不同，我们更注重“墙之外的东西”，更多的细节故事，以及温情的表达。
　　我在网上看到的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11岁的哥哥张吉万背着3岁半的妹妹走在路上，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同行的爷爷、奶奶已经老了。尤其是妹妹在哥哥的背上笑着喝水，一脸无忧无虑的样子让人记忆深刻。这张照片跳出灾害背景，没有学生尸体，没有痛哭流涕的场面，让人感受到希望。我们能想象到照片中的这个少年未来的人生是光明的，他11岁就能背着妹妹走12个小时，那他21岁、31岁时能做到更多的事情。
　　在这次境外媒体采访团里，包括德新社、路透社、《纽约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的记者，也有来自港台地区的媒体记者，与他们一路同行，感觉在采访中有诸多不一样的地方。
　　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采访台湾搜救队时，我正好也在现场，感觉台湾记者很职业化，知道自己发回的报道中涵盖哪些内容――时间、地点，等等。涉及情感之类的东西很少。
　　而香港记者更“八卦”一些，比如搜救队里有一只名叫Baily的搜救犬，他们的报道中就会出现这只搜救犬曾经参加过哪些国际搜救行动。
　　欧洲国家的记者在关注灾难本身，对灾难现场描述客观，但对灾民进行采访时，或多或少采用引导式提问，诸如“当地政府是否第二天就搭起了救援安置帐篷？”“倒塌的学校是什么时候盖的？倒塌这么多学校建筑是否是豆腐渣工程？”对于很可能一生中头一次看见外国人的农妇来说，完全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难免会在言辞中发泄自己的情绪，而这些的对话很可能就会成为欧洲新闻媒体报道中一句“某女士对政府未能及时营救她的丈夫表示不满”的表述。
　　不过，总的来说，境外媒体都很职业，这是需要国内媒体学习的地方。
　　我所供职的《今日中国》是一家月刊，它对于图片的需求和一般通讯社不同。对图片和文字有所要求是新闻从业者应该具有的素质。知道你供职的媒体需要什么样的片子，了解阅读对象想看什么，你就去拍什么。
　　有句话叫“字如其人”，意思说看一个人写的字就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照片也是一样，一张照片能够反映拍摄者的道德内涵和审美情趣。
　　和报社不同，我们不可能派出20名摄影记者，每人蹲守一个点，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场必须保持神经高度紧张，这也是为什么老说“采访是个累人的活儿”。
　　这张是地震发生100个小时后，又一名幸存者被救援队从废墟中救了出来。为了拍下这个瞬间，我狂奔了300米。这张图片被很多网站和纸媒转载。
　　同时，在记录抗震救灾，对灾难进行最客观拍摄的同时，你还要加入自己的思考，多拍素材，以备下一步使用。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广州发生的变化，圈内人都知道要去找安哥，因为20年前，当大家一味地拍摄特区大太阳前建筑工人的逆光剪影时，摄影师安哥却将镜头对准街边理发店里对着镜子卷头发的小老板这样的普通人的寻常生活。而现在几乎所有媒体在表现广州改革开放时都会采用这样的片子，因为它们才是最真实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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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周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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