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解读“中国模式”的若干思考 中国对外援助模式

发布时间:2020-02-17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谁来拯救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欧美主流媒体近来竞相报道的热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使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后,众多顶尖经济学家撰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出路,虽然没有人为走出这场危机给出明确的药方,但是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被概括为“中国模式”。在大危机孕育大变革的时代,针对海外做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有助于消除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使中国的发展模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赢得更多理解与发展空间。从新闻报道的角度出发,有一些思考同大家分享。
  “中国模式”升温的背后是金融危机冲击的不断扩大,它反应了西方对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反思与困惑。从历史上看,这种思潮并不足为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经济危机时,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实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因工业生产总值迅速提升而受到追捧,“苏联模式”曾被一些学者视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引发美国学者对日本企业公司管理体制的研究风潮。进入90年代,无论是被誉为“四小龙”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还是有“四小虎”之称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曾紧紧牵动世界的神经,直到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将这种追捧突然冷却。由此判断,我们无需对海外就“中国模式”的追捧太过激动。因为它就像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时本能的“膝跳”反应。这时候,中国媒体最需要做的就是冷静分析,低调务实。如果“中国模式”好,我们就把赞扬中国政府的机会留给外媒,这既可以避免在海外造成“中国雄心勃勃急于走上舞台中心”的错误印象,又有助于防止西方对于我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进行误读。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放弃向海外读者解读“中国模式”的权利,而是要讲究传播艺术。
  
  针对海外的“不理解” 做好答疑解惑
  
  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的,这是一条不断发展的道路,涉及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就经济而言,中国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中国已实行了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包括美日欧在内的很多发达经济体至今没有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今年2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将中国的经济模式界定为“国家指导的经济体制的混合模式”。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真正自由的市场,因为国家干预是不成熟经济体制下的坏习惯。中国政府一直被批评操纵股市、制定关键行业的物价、无条件拥有多个战略行业和介入银行信贷。就政治而言,虽然我们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政党制度,西方并不认可“中国特色的民主”,因为按照他们的民主定义,至少要包括可以向执政党挑战的空间,即两党制,才能算真正的民主。
  这些“不理解”长期存在着,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海外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们的报道环境,应把握机会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来重点解释现行制度的合理性,把“中国特色”说清楚。
  以宏观经济调控为例,西方的宏观经济共识一直是支持货币和财政政策责任分离,让财政政策自动发挥作用,央行独立并通过调节市场的基准利率来实施货币政策。但是在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央行加息的对象直接指向存贷款利率,商业银行在其中几乎没有主动权。除了利率,央行还可以动用存款准备金、外汇占款对冲进行调节,而银监会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可以通过直接的行政管理来指导银行的贷款政策。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发表一篇报道说。鉴于中国的现实,采取这些手段是“很有道理的”,“单纯利用大幅波动的利率来调控自由市场经济的手段反而不是上策”。
  事实上,在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已经显现得比其他经济体系更有效,中国的货币信贷在年初就已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而一贯奉行“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却开始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引发其国内市场对“国有化”的担忧。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经济调控一直被嘲笑为“打破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诸多经典规则”,它在实际运用中依然是很有生命力的。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和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司徒彦?特耐夫曾撰文指出,中国不仅一直在向西方学习,而且颇具创新地因地制宜消化外国经验和规范。
  在民主政治方面,解释性报道要切中要害恐怕需要更多聚焦普通群众,通过报道鲜活的人物来展示中西方差异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这可以细化到很多方面,比如法制建设,老百姓能否有渠道伸冤,解决自己的困难。社会稳定的隐患是否得到治理-人民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改革的成果是否被公平公正地分享;政府治理的透明度是否在增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的问题,中国又如何吸取经验加以避免等。
  在去年的“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就曾在小组讨论上提到他出国交流有国外议员问他手里能动用多少资金,这位代表被弄得哭笑不得。原来,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是集体行使职权,集体决定问题,因此代表个人手里并不掌握任何资金。再比如,针对“为什么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一位人大代表就解释说:“这不是鼓励‘书记点戏、政府唱戏、人大评戏’,而是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进一步理顺各级人大同各级党委的关系和职能,比如,人大代表现在不仅要列席党委会议而且拥有发言权。”这些回答语言朴实又很有针对性,这也是为什么对外传播常说要把“人”字放大的原因。
  
  淡化媒体的官方色彩,着力增强报道针对性和贴近性
  
  虽然西方媒体一直标榜自己的客观公正,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同样是对外输出技术与资金,英国就被奉为工业革命的“推动者”,而中国则被视作“扩张”与“威胁”。这种鲜明的反差意味着大张旗鼓地对外传播“中国模式”是不可行的,更宜采取润物细无声的办法,着力在增强报道针对性和贴近性上下功夫,先努力消除偏见,再引起兴趣,继而增进理解,然后扩大对“中国模式”的认同才能水到渠成。
  在对外传播中,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直接使用“中国模式”,更不要生硬地给这种模式下定义。对于“中国模式”的解读,世界有不同版本。关于资本主义的出路,“中国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替代选择,还有“欧洲模式”,“亚洲模式”不一而足。古语说,大象无形。要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比较可行的做法就是把对“中国模式”的解读蕴藏在每一篇报道中,使读者能够逐步了解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中国,对“中国模式”形成自己的判断 和认知。
  在当前的对外传播中,中国境内的突发事件和灾害报道更容易被外媒采用,这里有阅读偏好的因素,因为灾难和冲突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超越了文化和时空地域的障碍,同时也得益于近年来各地政府对突发事件和灾害处理的日益透明。但是,灾害和突发事件并不是中国的全部,西方主流报纸、电视和广播的版面与节目时段也是有限的,要提高对外传播中国的效果,我们必须加强对非灾害和非突发事件类新闻的传播技巧,特别是要提高日常报道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教育类新闻与海外受众的关联度,提高这类新闻在海外媒体的落地率。
  就中国新闻采访国际知名学者和机构是增强贴近性的方法之一。由于海外对以政府为背景的国内媒体缺乏信任,如果报道中能够经常出现国际知名学者和机构,就能改变中国新闻就是中国专家学者自说自话的局面,不仅使报道更加平衡客观,也能够拉近中国新闻与海外受众的心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媒体的官方色彩。这种操作的关键是要争取在新闻的第一落点就采访到国际知名学者和机构,否则就会出现国内新闻对外播发与国外舆论反馈“两张皮”的现象。在报道党的“十七大”时,我们曾尝到过甜头。当时,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在报告中强调中共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并提出将“科学发展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此前就有外媒断言这次会议将充斥各种政治口号。为了使关于“旗帜”和“道路”的对外报道言之有物,我们在会议期间远程采访了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又请多位党代表从如何解决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人手分析,为什么中国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之道,为什么这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仍然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罗奇回答得很详细,但是最点睛的话还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势必会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旗帜,只要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就是贡献,我个人都会鼓掌欢迎。”这篇稿件被香港《南华早报》、《肯尼亚时报》、英国BBc网站等境外媒体转载,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
  除此之外,还应该挖掘国际新闻中的中国因素,把外国人作为对外传播“中国模式”的重要资源,毕竟海外读者更关心自己身边人的所思所想。当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开始借鉴和效仿中国的经验,比如印度在研究中国贸易投资特区的经验,越南则在关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过:“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既然中国已成为经济增长经验的“输出国”,我们不妨在对外传播中多报道“输入国”的声音,用外国人和外国事来间接拓展中国的影响力。这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各国工商企业界,这个群体总体来说比较开放务实,如果中国经济繁荣确实能令其受益,他们是会做出中肯的判断的。比如麦肯锡就曾经发布过重估中国国有企业的报告,呼吁跨国公司“以更积极的态度去考量某些中国国有企业可能给全球性合作伙伴关系带来的价值”,因为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已不再是判断其价值的真实合理标准,而私有权也并非是成功的保证。报告还对中国国企海外并购是由政府意志主导的判断给予了纠正。长远来看。对外传播“中国模式”就是对外传播中国,这会是一个持续攻坚的过程。新闻媒体也要不断培养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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