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政策的新特点|美国东亚政策分化中日

　　摘要美国东亚政策是指美国围绕东亚和东南亚所实施政策的总和。这些政策的内容以双边外交关系为主，同时包含了一些超越双边关系的思考。布什第二任期以来，随着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的变化，美国东亚政策出现新特点，开始推行以接触政策为主，相应调整盟友体系、大国关系和其他双边关系的新战略。这种外交战略转型符合东亚地区的政治潮流。但由于对区域主义、大国崛起、日本正常国家化和民族主义这四股地区潮流或历史潜流认识不足或应对失当，美国东亚政策仍存在重大的缺陷和误区。
　　关键词 美国东亚政策联盟体系接触政策 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D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5―0011―20
　　美国的东亚政策在其诸多地区政策中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关联度最高，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政策动向时刻保持高度的关注。而近两年来，美国的东亚政策在两个变量的交互影响下不断调整：一方面是客观的地区政治态势，包括大国力量对比日益凸显的变化、主要的地区政治思潮和政策走势等等；另一方面是美国决策者对于这些政治态势的主观认识。这种主观认识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认识方式，即决策者如何看待已观察到的客观现实，这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念或者说战略思维相关；另一个是认知程度，即决策者观察到了多少客观现实，对这些现实的重要性是否实现了合理的排序，有多少被忽略了，有哪些被轻视了。这些变量促成的变化构成了美国对东亚政策的新特点。
　　
　　什么是美国的东亚政策
　　
　　首先应该尝试对美国东亚政策的概念做一个大致的定义。要比较全面的界定国家的一项地区政策，至少可以从两个层次上去说明：在概念的内涵上，这项政策应当包括一套国家要追求的目标体系、对于目标重要性的排序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在概念的外延上，需要界定这项政策对应的范围，以及在更大的政策体系中的定位。美国人自己并没有对自身的东亚政策进行过意义明确的界定，但从上述的两个方面去观察，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一个比较稳定和持续的美国东亚政策框架。
　　首先来看东亚政策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定位。美国的全球战略围绕欧亚大陆展开。在对欧亚大陆的政策区块划分和战略重点排序方面，不同时代的美国地缘战略家，从马汉到布热津斯基，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就冷战后美国政策的现实走向来看，其大陆战略可以比较概括地分为四块：欧洲地区，包括美国主要的欧洲盟国；前苏联地区，包括受俄罗斯影响的势力范围；中东地区，包括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大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由此扩展开的南亚、原大洋洲地区。美国对这四个战略区块的政策在冷战后的变化趋势情况如下：
　　
　　冷战后东亚政策在美国战略体系中的地位地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美国在冷战后不断地向东亚转移和投注力量。尽管这种转移趋势被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所打断了，但从长远看，东亚地区日益上升的重要性可以说是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从经济上看，不包括南亚的大东亚地区拥有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四分之一的GDP和美国37％的出口额；占有“不成比例的全球经济增长份额”，因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十个国家有八个在这里”。比经济潜力更为重要的是，东亚是“已建立的力量――日本，和正在崛起的力量――中国的家乡(home)”，东南亚是全球反恐的“第二条战线”，在这个区域的外围部分，还有正在上升的大国印度和复兴中的俄罗斯。因此，“从每一个方面来看――地缘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东亚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至为关键”。
　　美国东亚政策的范围。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包括中、日、韩、朝、蒙五国和俄罗斯的远东部分，政治意义上东亚则再加进人种和地理相近的东南亚国家。但美国在描述其地区政策时，一般避免使用“东亚”而称为“亚太(Asia―Pacific)”，美国要构建的是美国主导的“亚太共同体(APCOM)”，因此，美国对任何形式的“东亚共同体”建构都持反对态度。“亚太”的称谓不但在地理上把美国包括了进去，使得美国在这个地区出师有名，而且让更多的美盟国和地区大国加入其中，提高了美国的战略弹性和操控能力。但美国亚太政策的核心仍然是东亚和东南亚，美国与外围地区国家的关系都是围绕着对东亚(特别是东北亚)的战略目标而开展的。
　　美国东亚政策的目标。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国务卿希尔在2006年3月对国会的陈辞中，将美国的东亚政策目标界定于美“全球目标”之下，即“民主、繁荣、稳定、安全与和平”；为此，在东亚就是要促进赖斯提出的“民主、良好的治理以及国际责任”。2005年负责亚太事务的代助理国务卿里维尔的国会陈词则将美国的亚太政策目标进行了排序，即“把保持地区稳定放在所有战略目标的首位，并辅以我们在加强地区繁荣和民主方面的责任”。以下表格可以大体表现美国当前东亚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排序情况。
　　实现目标的方式。美国实现东亚政策目标主要通过外交手段。而外交手段的具体形式至少包括三种：
　　双边外交：包括传统的盟友网络、与中、俄、印的大国协调、与其它国家的双边关系。
　　多边外交：参与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如APEC；参加议题性的多边对话机制，如六方会谈。
　　与区域组织的外交：包括与东盟(ASEAN)的会谈机制，与太平洋岛屿国家区域组织SPC(Secretariat 0f the Pacific Community)及PIF(Pacific Island Forum)的关系等。
　　在这三种外交方式中，双边外交在美国的东亚外交体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体地位。在希尔的国会陈词中实际上清楚地展示了一幅宏大的美国的东亚双边外交关系框架图。
　　
　　美国主要通过这个庞大的双边关系网络追求其东亚政策目标。其中与“五个盟友和一个重要伙伴(指没有签署正式安全同盟条约的新加坡)”组成的盟友体系，是冷战的战略遗产，被美国作为发挥影响力的基础和核心。而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应对由此引发的盟友内部关系调整，在美国决策部门内部是一个颇具争议和挑战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把美国对东亚政策定义为：美国围绕东亚和东南亚所实施的政策的总和。这些政策的内容以双边外交关系为主，同时包含了一些超越双边关系的思考。所谓“超越双边关系的思考”，即包括一些战略的成分在里面：对各种关系如何布局，以实现不同层次的政策目标。这种思考反映了美国决策者对于客观政治态势的认识，并造成了美国东亚政策的新变化。
　　
　　战略思维与美国当前东亚政策的特点
　　
　　决策者对地区政治态势如何认识，受其政治观念的影响。美国政府所持有的政治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如何对地区政治现实的变化做出反应，以及如何界定其东亚政策框架下的四个要素：政策定位、政策范围、政策目标及排序、实施政策的方式。美国政府的战略思维长期受到四种政治观念的交互影响：孤立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或者叫新保守主义。巴里?波森(Barry Posen)和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对美国的四种 战略模式进行过划分：
　　
　　不同的政治观念对客观政治现实的认识和行为模式不只是不同的，而且是冲突的。一方面，美国政治战略是四种政治观念共同作用的结合体。这使得美国的政策和行为表现出不同的侧面，甚至不时显示出矛盾、反复和紊乱之处；另一方面，四种观念的相对影响力在一定时期是不同的，这使得美国政策在大多数时候有一个主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以下这幅图大体描绘了冷战以后四种政治观念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力的消长：
　　图中所描绘的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趋势。具体到不同的地区政策，也许会有量的甚至是质的不同。比如布什第二任期以来，新保守主义已经走向衰落，但在对中东的地区政策方面，新保守主义仍然保持压倒性的地位。单就理解美国东亚政策的新特点来看，这幅图所展示出的以下特点至为重要：
　　第一，现实主义的影响力稳定地居于较高位置，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主干，长期来看，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主流。在东亚政策上尤其如此。这使得东亚政策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
　　第二，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有时会上升成为主导力量，但易于衰落，难于持久。在东亚政策上尤其如此。
　　第三，孤立主义的影响力长期比较低下。在历史上，美国在东亚政策上的失败(如朝战、越战)最能激起孤立主义的上扬。
　　经过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调整，当前美国的战略模式排序是：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孤立主义。这些政治观念及其排序，对美国东亚政策的特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下这幅图列举了当前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特点，并表示了这些特点如何受到政治观念的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美国东亚政策的四个主要方面之中，东亚战略地位上升、美亚太政策以东亚和东南亚为核心这两个特点，由于受到现实主义在美国战略中的稳定影响，而体现为一种长期的政治趋势。而对于政策目标的排序则由于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现实主义影响力始终大于自由主义，而保持了一定的稳定。唯有第四项特点即政策手段和实施方式，处于一定程度的变动中。随着布什第二任期中新保守主义影响力下降、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力上升，美国在如何运用外交手段处理盟友关系和大国关系以及应对地区重要的政治潮流方面，进行了战略反思和政策调整。
　　
　　美国的东亚外交战略调整
　　
　　随着新保守主义对东亚政策影响力的下降，国务卿赖斯在上台以后开始着手调整对东亚的外交战略，重新思考双边关系网络，认识地区政治潮流的发展趋势。在希尔的国会陈辞中提到了东亚地区四大积极的“潮流”正在使本地区从“冷战形态”转向一种“尚不明确的、新的政治经济结构”，它们包括：经济机会，即经济高速发展、开放、自由化和整合的趋势；地区合作；大体稳定、安全和和平态势；民主化趋势。在此判断的基础上，美国重新确立“接触”政策为对东亚外交政策的核心，积极依靠外交手段推进其战略构想、实现其战略目标。外交接触被希尔明确界定为解决中国崛起、半岛问题甚至反恐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重新把外交手段作为解决包括核心安全问题在内的所有主要地区问题的手段。
　　促使美国决心倚重外交手段、重新转向接触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并不是上述对地区潮流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判断，而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战略评估。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来，使目标和能力相协调是最重要的战略原则。由于美国的力量被大量牵扯在中东，实际上通过单边主义手段解决安全问题已经力不从心。美国力量的相对局限与中国实力的高速成长、恐怖主义的分散化和本土化、东亚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因素相比较时，则更加显得突出。美国在东亚地区可以投入和运用的绝对力量相对有限，是布什政府地区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力。
　　为此，赖斯上任后提出了“转型外交”的口号，作为布什第二任期外交政策转型的新方针。在2006年2月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演讲中，赖斯把转型外交的目标界定为：“与全世界的伙伴共同合作，建设和支持那些民主的、能够回应其人民要求的、在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国家”，“通过能被理解的、沟通的、富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促进美国的利益与安全”。赖斯“转型外交”的三项目标：民主、良好治理和国际责任，是一个从高到底的要求。在实践中实际上是反过来的，首先要求其它国家履行“国际责任”，其次是好的治理，最后才是民主制度改造。在手段上，赖斯明确强调了沟通、合作和影响力的重要性。实际上是通过“接触”，促使各国与美国合作，整合外交资源，保证美国对各种事态的影响。
　　东亚地区是美国推行“转型外交”的重点。美国东亚“接触”政策的内容，主要是要求地区各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在各种美国关心的问题上与美加强协调和合作，通过外交影响力的发挥来弥补地区绝对力量的不足，实现东亚政策的各项既定目标。应当明确的是，美国的“接触”政策不等于“退让”或者“绥靖”。“接触”与“压制”一样，都强调美国采取主动的、积极的态势，而不是一种收缩的、消极的态势。不同的是，“接触”政策是依靠同盟关系和合作关系，来消除安全威胁，比如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朝核问题；通过力量制衡来缓解中国崛起压力、稳定地区冲突；通过对话来巩固贸易地位、推动经济合作；以更忍耐的、沟通的和奖励的方式，推促地区的民主化和人权建设。为此，美国在原有的东亚政策框架内，实施了一系列相关举措。
　　努力加强传统的盟友关系。美国力图提升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泰国、菲律宾这五大传统盟国以及战略位置重要的新加坡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这种提升有两个侧面，一是要促使盟国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这就要求美国给予盟国更多的自主能力和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是要通过更密切的条约关系、相互依赖程度等等，保证美国对盟国的影响能力不会受到削减，以及在关键问题上与美配合。这两项目标一定程度上是有内在矛盾的，盟友关系的升级改造对于美国来说是颇有难度的挑战。
　　从目前的实施成果来看，日美关系实现了美国所期待的升级和巩固。日本作为对中国的平衡力量、对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威慑力量、地区经济的核心力量、美国全球战略的支撑力量，在美国的东亚盟友体系中处于独一无二的核心地位。日美之间已建立了全面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加强了信任和相互依赖；日本始终保持与美国政策的协调，派兵参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战争，并且开始帮助美国起到更大的地区作用。最近一次的“2+2”会谈调整了日美安保体系，从法律上巩固了日美关系升级的成果。
　　尽管其他几个盟国都支持了布什的反恐战争，但它们不同程度地对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新保守主义政策存有异议。赖斯上台以后，与这些盟友的关系有所改观。2005年布什与新加坡签订了“战略框架协议”，被视作一项突破性的成果，加强了新加坡在马六甲海峡安全和地区反恐方面与美国的协调作用；美菲关系则通过“肩并肩”演习的等军事培训和资助计划也得到了加强，提升了菲律宾作为东南亚第一道反恐桥头堡的作用。
　　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美中关系。中国以超乎美国意料的速度迅猛崛起，确实给美国的东亚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疑惑。美国推行外交政策调整以后，在两个层次上明确 地重新界定了对华政策。首先是对华政策的意义和地位。希尔说：“就实现我们‘转型外交’的既定目标――民主、良好治理和国际责任来说，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接触中国更具挑战性，或能得到更大的回报”。这实际上已经把美中关系置于东亚政策的最关键地位，美国的东亚政策将越来越围绕着中国展开。其次，美国承认了中国上升的影响力。法伦说：“亚太地区的国家很感激强大的美国军事存在给这个地区带来的数十年的安全与稳定。但大多数国家也想分享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利益。结果就是，同时保持与美、中的积极关系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目标”。这即是“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对于中国地区地位的认识和承认，加强了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决心。
　　美国尚且感到疑惑和不确定的是：中国的意图是什么?中国上升的力量和影响力将会如何使用?这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地区利益和政策目标?这种疑惑将长期存在。美国对中国防范性的地缘政治牵制政策也不会停止。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中的温和势力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相信沟通可以加强信任，消除不确定性；合作可以加深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国际制度能够限制国家的利己行为；民主化可以改变国家的行为方式。在此基础上，美国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美中关系的政策，包括：
　　促使中国担负更大的国际责任，参与解决地区问题。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至今仍然是布什第二任期内当权的主流温和派对中国的真实期望。美国承认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容忍中国与韩国、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敦促中国在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善、环境保护等领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加强双边沟通和交流机制。在布什访华和胡锦涛访美期间，美国都尽量凸显善意，对两国间有争议的问题保持了低调；加强了主要内阁成员对中国的访问频率；建立了两国外交部门副部长级的常规对话机制；把发展中美军事交流作为重要目标，敦促中国加大军事透明度。
　　对两国间有争议的问题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在贸易逆差、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人权等问题上，美国采取了难得的耐心态度，不断与中国沟通和对话，并取得了相对良好的效果，不偏袒台湾领导人危险行为，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同时美国也对中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牵制举措，包括努力保持台湾与大陆的军力平衡；支持日本政治力量的扩展；加强与越南、印度和蒙古的军事合作等等。
　　除了升级盟友体系、重新定位美中关系以外，美国也出于不同的政策目标，发展了与其它国家的双边关系。除了蒙古、越南和印度等针对中国的“制衡牌”以外，也在东南亚地区大打“反恐牌”和“形象牌”。美国把东南亚地区明确定义为反恐的第二战线。在其“转型外交”和“接触”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战略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注重改善美国在当地的形象、帮助提高本地政府的反恐能力，敦促当地政府改善民主和治理水平，消除不安定因素。在最大的伊斯兰国家印尼，美国积极帮助苏加诺进行军队现代化和军队、政府关系的改造，并通过海啸援助，努力改善美国在1．8亿印尼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美国利用所谓“世纪挑战账户(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将经济援助与国内治理水平、民主发展挂钩，利诱东南亚国家进行内政改革。
　　两年来，美国从许多重要的方面人手，对重要双边关系和外交战略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可以概括成几句话：在政策目标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更加明确地倚重外交手段和接触政策；在外交手段中，主要运用双边关系；在双边关系中，特别加强了盟友的关系；在盟友关系中，尤其加强了美日同盟；所有调整中最关键的一个是开始重新定位美中关系，逐步将美中关系作为其东亚政策的中心。这些调整使得美国东亚政策更加贴近地区政治现实，顺应地区发展潮流。与布什第一任期相比，美国东亚政策的效果大大改观了。
　　
　　美国东亚政策的问题与展望
　　
　　美国对东亚政策的首要问题在于战略规划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脱节。换句话说，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给予东亚政策重要的地位，确定了“转型外交”和接触政策的新方针，对外交关系和地缘格局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但在使用具体的政策和举措去实施这些规划时，却无法投入足够的力量和精力。在布什第二任期的外交重点中，第一是伊拉克，第二是伊拉克，第三还是伊拉克。面对东亚政治态势的快速变化，美国东亚政策虽然已经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脚步，却被身后沉重的负担所牵绊，影响了前进的速度。
　　单就目前美国东亚政策本身来说，也存在调整不够充分的问题。无论是美国东亚政策调整的主要决策者赖斯、佐利克、希尔，还是对决策影响重大的主流学者和智囊机构，受到美国老观念和政策习惯的牵制，对一些基本的地区政治态势和发展潮流并没有予以充足的认识；受到美国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一些重要变化钝于做出反应。
　　首先，美国的外交战略调整过于倚重双边关系，对多边主义潮流重视不够。东亚政治格局实际上是三套主要的体系：美国的盟友及其双边外交体系；中、俄、印各自相对独立的外交体系；东南亚国家联盟所倡导的多边体系。传统上，在地区事务中美国双边体系是最为强大和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多边体系主要由东南的小国家在倡议推动，所以影响力很小。但最近以来出现的趋势是，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主义倡议。也就是说第二体系在与第三体系靠拢。这使得多边主义、地区合作和区域化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像东盟、“10+3”机制、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地区组织不同程度的发展，证明了区域主义潮流的兴起。美国一方面没有足够重视这一发展趋势，对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作用比较轻视，对现有的区域组织和国际制度采取的态度相对被动，没有一个明确地、积极的、主导的战略应对。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国家意图不确定性的担忧，美国极力防止出现排他性的大国势力范围，由此对区域组织的发展十分提防，甚至暗中阻遏和破坏。在多边主义浪潮已经兴起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形成积极的主导战略，只有被动的反应和消极的抵制，显然是其东亚政策调整的一块重大缺陷。
　　其次，美国在其双边关系中过于依赖盟友关体系，大国关系发展相对滞后。除了对美中关系开始做出重新思考和定位以外，美俄关系被大大忽视，美印关系剑走偏锋。就美俄关系来看，美俄博弈主要在前苏联地区和中东展开。俄罗斯在东亚的角色被美国长期忽视。然而最近几年以来，由于国际能源环境的变化和本身政治经济实力的恢复，俄罗斯在东亚的能力和意图都已经开始扩展。作为能源输出大国，俄罗斯对中日关系博弈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大，表现了俄罗斯参与东亚事务的意愿，也提升了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由于颜色革命、车臣问题等和俄罗斯影响力恢复等因素，近年来美俄关系呈下降趋势。美俄关系的紧张将缩小美国东亚政策的运作空间，降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主导能力。
　　美印关系近来迅速升温。但问题在于，美国更多的是把印度作为对中国的制衡力量来使用，打一张传统的地缘政治牌。这带来了两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一，打破了印、巴平衡，不 利于南亚局势稳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反恐这些关系到美国最高安全利益的事务。这样的政策选择显然与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目标排序相冲突；其二，印度这张牌并不是好打的。印度不比美国的小国盟友，美国对其不具有足够的影响能力。印度向来具有很高的国际期望值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传统，有着反对霸权和干涉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愿意妥协的外交风格。美国把印度拉进亚太体系的核心关系圈中，可能在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反对者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反对者。不注重美印关系的健康平衡发展，而把美印关系作为一张地缘政治牌，短期来讲损害美中关系，长期来讲损害美国东亚政策。
　　第三，美国在盟友体系中过于倚重美日关系，给整体战略带来不良影响。一方面，美日同盟关系升级的内在要求之一，就是美国支持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建立东亚地区的力量平衡。然而，日本在东亚是一个特殊的国家。由于侵略历史造成的与周边国家的信任困境，日本和美国以为的“正常化”在周边国家看来是打破原有稳定状态的“失常化”，从而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感和威胁感。再加上日本政府出于内政和战略需要，故意刺激周边国家情绪，更在数年间给东亚政治带来波动。朝核问题、美韩关系、美中关系、台海问题，这些美国战略目标排序中处于较高位置的问题，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紧张关系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过于重视美日关系，对其他盟国安抚不够，也打破了同盟体系的内部平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同盟体系的共同敌人败倒，各盟国普遍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追求更大外交独立性的潜流。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对地区的积极融入，包括东南亚国家和韩、澳在内的美盟国实际上都在做相应的战略调整，希望在地区政策方面从对美“一边倒”的状态向双头平衡的方向发展。各盟国希望美国能相应地改造同盟关系，作出制度安排，妥善处理和体现他们的战略意愿。应该说美国对这股潮流有所感受，所以力图通过同盟体系的升级调整加以应对。可是，美国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过于偏重日本，加剧了其它盟国的失望和不满。尤其是民族主义传统最为强大的韩国，更是产生了反日、反美的潮流，使美韩同盟关系出现巨大松动，成为美国同盟体系调整政策中的重大失败。
　　单就日本来看，美日同盟是否长期可靠也值得疑问。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在地区的政治地位和能力上升以及负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美日的共同需要。但是日本在这个过程中的战略、实现正常国家化后的发展方向都可能与美国目标和战略利益不一致。日本右翼领导人为了排除国内社会的阻力，需要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为重要的法律和政策突破聚集动力。因此，日本故意挑动周边国家的对抗情绪，追求必然失败的国际目标，将由此产生的挫折感、耻辱感和叛逆感注入国内民众心理，以完成正常国家化所需的国内政治动员和法律动员。这一过程带来的地区政治波动与美国的利益是相违背的。
　　日本在实现正常国家过程中，竭心全意跟美国站在一起。在正常国家化实现以后，这种“一边倒”的态势能否保持值得怀疑。日本下一步必然要回到亚洲，美国出于地区稳定需要，也必然支持和力促这种回归；亚太国家也欢迎这种回归。但将来的这种回归对美日关系意味着什么、对未来东亚格局意味着什么，目前很难判断。
　　可以说，美国东亚政策调整的主要问题，是对区域主义、大国崛起、日本正常国家化和民族主义这四股地区潮流或历史潜流要么认识不足，要么应对失当。可以说，美国的东亚“接触”政策还不是真正意义上出色的“接触”政策。它还太粗心、太傲慢、太肤浅，缺少细致、审慎和全盘考虑的黎塞留或者俾斯麦式的欧式外交传统。
　　
　　结论与展望
　　
　　两年以来，美国东亚政策在政策定位、政策范围和政策目标方面是稳定的，主要的调整发生在实施政策的方式上：如何运用外交手段，调整外交战略，改造双边关系和地区格局。这些思考带来的变化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总体来说，美国在东亚的外交转型符合地区潮流，颇有成效，而且有利于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但是，由于对一些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认识不足，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从宏观上来讲，美国应当首先看清东亚地区三个安全体系并存的政治生态，不要只盯住美国体系，遵照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而应该体现“接触”政策的核心精神，积极向第二体系和第三体系靠拢，良性处理美中、美印、美俄大国关系，从积极方面去影响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发展方向。在美国体系内部，也应当审慎、平衡地加以发展和巩固，并把这种发展和巩固与大国关系、区域主义的发展协调起来。
　　面对美国东亚政策新特点，中国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外交应对：
　　首先，仍然要保持国内发展优先，外交服务于内部发展的原则。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平衡社会指标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和对地区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能力。
　　其次，继续大力参与地区多边主义合作，通过审慎、智慧的外交手段，增强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这样的态势将促使美国进一步调整其东亚政策，向对地区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
　　最后，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美国对中国将长期保持既防范、又容纳的两面政策。从目前美国政策调整的方向看，努力将中国容纳人美国可以主导的国际体系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我们应当对美对华“接触”的一面做出积极反应，加强信息沟通和战略互信；对美对华防范的一面审慎低调处理，不做过分的反弹。根据美国国家的特点，我们既不能对“接触”抱有过份的幻想，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主观能动性，相信良好的政策改变看法、观念和利益的可能。
　　(作者简介：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鑫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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