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首脑会谈2018中字【首脑外交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摘 要 冷战结束的1991年至2005年，中美两国元首主要通过会晤、通电话和致函电等三种形式进行了58次首脑外交活动，涉及的议题多达数十种。本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冷战后中美首脑外交的频数、形式和议题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考察了冷战后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因素，联系两国关系的首脑外交机制，以及由此所反映的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等。?
　　关键词 首脑外交中美关系 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７）0100６５７０
　　
　　首脑外交是外交中的最高形式，既有很突出的象征意义，又有丰富的实质内容。[1]冷战结束后，随着两国关系的密切、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美两国的首脑外交空前活跃。中美首脑外交在加强和推动两国关系、见证两国关系发展的同时，也为研究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下文即在首脑外交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方法对冷战后的中美首脑外交进行研究，并由此分析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为使研究结果更加客观，本文关于冷战后中美首脑外交的数据均选自《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外交》（该书1995年前名为《中国外交概览》），以保证数据源的权威性。?
　　
　　一、首脑外交及其功能?
　　
　　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无法回避对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研究中美首脑外交，也需要先界定首脑外交的内涵。?
　　首脑外交（Summit Diplomacy 或Summitry）也称为“峰会外交”、“峰顶外交”等，二战后期曾被称为“巨头会谈”。[2]尽管首脑外交“作为国家实践的一种形式，与历史同样古老――也许是最古老的外交进程”,[3]但实际上，直至二战后，在丘吉尔的支持下，首脑外交才开始真正兴起。[4]?
　　迄今学界对首脑外交的定义尚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学界对首脑外交的定义都是从级别上，即“首脑”一词着手的。有人认为“首脑”是指“国家最高实权者”。[5]当前最为系统地研究首脑外交的学者普利施科认为，“首脑这个词一般指行政首长，包括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包括某些级别高于部长的其他官员”。[6]?
　　关于首脑外交的定义，《世界外交大辞典》认为是“由国家实际掌握最高决策权的首脑人物（一般为国际元首或政府首脑）直接出面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外交”。[7]《世界知识大辞典》则认为首脑外交是“国家和政府首脑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外交接触，亲自接触重大国际问题的做法”。[8]俞正梁将其界定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最高外交决策者直接参与双边或多边协商或谈判”。[9]鲁毅等人也持有与此相似的观点，认为“首脑外交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或国家对外政策最高决策人（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的，主要是双边的（也包括一些多边的）会商与谈判”。[10]而普利施科则主张，“当外交超出部长级而达到最高一级时，就被认为是首脑外交了”。[11]?
　　笔者赞同从级别上首脑外交定义首脑外交的作法，却不完全认同以上界定，然不打算在此就首脑外交的级别定位问题进行阐述。仅就中美关系而言，首脑外交是指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直接从事的外交活动。?
　　首脑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进国家间关系、促进国家利益的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首脑外交可以降低局部利益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影响。由于首脑位居国家最高，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而非某个部门或地区，因而可以高屋建瓴地把握国家整体利益，从而较大程度地减少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等局部利益对国家的整体利益的影响。?
　　其次，首脑外交可以促使复杂的事务尽快解决。作为首脑，其在外交中的言论本身就具有最大的权威性。?
　　最后，首脑外交可以通过个人关系因素促进国家间关系的长期发展。一方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了解加深了，关系就能够逐渐发展起来”。[1２] “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1３]首脑外交可以使首脑们增强对彼此的敬重，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从而促进国家间关系的发展。?
　　自1991年12月25日以来，中国经历了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三位国家元首；而美国则经历了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三位总统。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杨尚昆主席和乔治?布什总统的任内，两国元首并没有直接沟通。也就是说，冷战结束以来，两国实际上只有江泽民、胡锦涛和克林顿、乔治?W?布什几位元首与对方进行了首脑外交。冷战后的中美首脑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频数、议题、和机制等方面都比冷战前有了巨大的进步。?
　　
　　二、影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问题因素?
　　
　　从首脑外交的视角看，中美元首间所涉及的任何议题都说明该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关系。这些议题的内容构成了影响两国关系的问题因素。经笔者统计，冷战结束后至2005年，中美两国各种形式的首脑外交共进行了58次，涉及的议题达数十个，但大体上可以将它们归为四大类：礼节性议题、两国关系定位的议题、与两国关系有关的双边性议题、以及两国共同关注的国际性议题。?
　　而无论是“礼节性议题”，还是“两国关系定位的议题”，其最终还是受“与两国关系有关的双边性议题”和“两国共同关注的国际性议题”的影响。因此，把后两种议题所包含的主要问题作为影响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问题因素来研究，才是最具有意义的。?
　　首先来讨论影响两国关系的双边因素。从时间跨度方面考量，台湾问题从1994年中美元首会晤中提及以来，就几乎没停歇过，每年都会谈及。中国加入WTO问题，从1995年开始谈及。2001年11月11日中国加入WTO，第二天，布什就此向江泽民主席表示祝贺。此后，这一问题不再成为两国首脑外交的主要议题。1995年至2001年期间，两国元首也是每年都会谈到此问题。反恐问题，两国首脑外交于2001年首次谈及，此后也是每年都会谈到。5年间共在7次首脑外交中出现，频数算是比较高的。如果“9?11”之后的伊拉克问题也可算在内的话，其频数就更高了。人权问题的时间跨度也算比较长，从1994年到2002年，但总共才出现了3次，频数比较低。环保和能源合作、两军关系等问题也属于长期性但间隔频数出现较低的问题。而中国驻南使馆被炸、SARS、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基本上都算是跨度较小，属于时效性的议题。因此，在影响两国关系的双边性议题中，具有长期性的是：台湾问题、经贸问题、中国加入WTO问题（2001年11月11日后不再成为主要议题）、人权问题以及反恐问题。?
　　至于影响两国关系的程度则可以从“摩擦性”与“合作性”两个指标来考量。摩擦性越高的，两国关系越不好；合作性越高的，两国关系越好。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问题是摩擦性最高的议题，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中国驻南使馆的轰炸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１４]直接损害了两国关系。其次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１５]这一观点，两国元首进行首脑外交时多次提出。这充分说明，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高摩擦性议题。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中美两国分歧较大、摩擦性较高的问题。前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影响两国冷战后至1992年期间没有首脑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后者随着中国于2005年7月21日施行浮动汇率机制后，[１６]将不再成为两国分歧较大的问题。对于经贸问题和中国加入WTO问题，两国既存在着一定的摩擦，也存在着合作空间。但就两国关系而言，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摩擦范畴的议题。而能源和环保合作、两军关系、反恐、SARS等问题是两国合作空间较大、基本没有摩擦的问题，尽管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有时会存在个别立场的分歧,而反恐问题，两国具有高度的共识性。?
　　综上分析后，可以将冷战以后影响两国关系的双边性因素进行综合考估了。可以得出这样结论：第一，随着中国加入WTO，长期负面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仍将是台湾问题、经贸问题和人权问题，尤其是前两者。所以，中美两国今后仍当继续加强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理解与互信，无论是通过首脑外交形式还是其他外交形式。第二，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以及中美两国交往程度的不断加深，两国的摩擦概率将越来越高。因此，加强两国对突发事件的危机管理非常必要，最好能就此建立相应沟通机制，尤其是首脑外交机制。第三，在某些情况下，突发事件的出现也可能会增加中美合作的机会。例如“9?11”恐怖袭击、SARS等事件，尽管对一方来说是灾难，但却使中美加强了在反恐、卫生等方面的沟通、交流与合作。这也应验了危机管理中的一种观点――突发事件可能会使“危（害）”转化成“机（会）”。所以，除了加强上文所说的危机管理之外，中美还应当加深彼此在突发事件上的互信和信心。第四，反恐、能源和环保合作、两军关系是两国长期合作潜力较大的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两国应当继续开展在这些问题的合作，并积极开创新的可长期合作的领域。?
　　其次来探讨影响两国关系的国际因素。伊拉克问题和朝核问题是中美首脑外交中频数最高的议题。而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前者比后者的跨度要大。前者从1998年开始受共同关注，后者从2002年开始。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备受关注，有一定的时间跨度。除了以上三者之外，其他问题均属于时效性的国际因素。如果从“摩擦性”和“合作性”的角度考虑的话，所有的国际性议题对中美关系来说都是合作性的，因为双方对于解决这些问题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与合作空间。所以，双方应当继续加强通过共同关注国际性问题来推动两国关系。因为这些问题不直接影响自身利益，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大。?
　　
　　三、冷战后中美首脑外交机制?
　　
　　在冷战后的58次中美首脑外交活动中，主要包含了三种具体的外交形式：会晤外交（共19次）、电话外交（共24次）和函电外交（共15次）。?
　　外交形式进过长期的多次实践，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外交机制。因此，也可以说，会晤外交、电话外交和函电外交是冷战后中美首脑外交的主要机制。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在历次中美首脑中不同机制所谈及的不同议题，以期从中归纳出在解决实际外交问题时对不同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机制。?
　　先来看会晤外交机制。冷战后中美首脑所进行的19次会晤中，所谈及的议题范围很广，礼节性议题、两国关系定位议题、与两国关系有关的双边性议题以及两国共同关注的国际性议题等议题均有涉及。这主要的原因是，相对于电话外交和函电外交，会晤外交每次持续的时间都比较长。也因为如此，会晤外交中，首脑们更容易对相关议题进行比较深入地交流。因此，会晤外交应当是中美首脑外交中最重要的机制。而在会晤外交中，国事访问是重中之重。首先，一般而言，国事访问持续的时间最长，首脑们可以谈及更多的议题。其次，首脑们出于对彼此的尊重和外交礼节的考虑，一般不会在国事访问中谈及对一方而言比较敏感的问题，即使有所涉及，其程度也不会太高。这样，首脑们容易就其他问题达成一致。最后，国事访问使首脑可以亲自深入地了解对象国，以形成对对象国及其首脑的相对准确的评价，从而能够更好地与对方进行沟通和交流。但是，冷战结束至2005年，中美首脑仅进行了5次国事访问，若从1992年算起，平均2.8年才有一次。这一数值是比较低的。所以，中美两国应当继续加强国事访问这一外交形式。然而，即使再努力，受制于外交惯例和其他各种复杂因素，两国元首所进行的国事访问次数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加大国事访问力度的同时，应当拓展多途径的会晤渠道。?
　　应该说，十几年来，中美两国在首脑会晤渠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两国既通过传统的多边途径（如联合国）开展会晤，也开拓了新的会晤渠道（如APEC、G8等）。虽然从表面上看，渠道依然不多，但如果形成机制化，会晤的机会还是不少的。例如，APEC和G8每年都会召开一次首脑峰会,如果机制化了，中美两国元首就至少一年有两次会晤机会了。此类地区性机制的兴盛，使首脑外交成为自然焦点。[17]当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很难实现这种理想结果。?
　　接着讨论电话外交机制。中美首脑直通保密电话于1998年5月开通，[18]并于5月30日首次应用，[19]电话外交成为中美最为频繁的首脑外交形式。在电话外交中，中美首脑所谈的议题也是囊括各种类型。然而，由于电话外交本身特点的限制，每次在电话中所谈的议题不可能很多，每次一般也就1至2个。但这并不妨碍电话外交的重要性。电话外交具有迅速性、及时性的优点，也避免了会晤外交的繁杂程序，因此能够实现快速、便捷、有效地沟通和解决问题。从上文统计的结果看，相对于美国，中国在主动向对方约打电话方面相对逊色。主动约打电话有许多好处：一方面，可以在第一时间表达本国在某问题上的利益和态度。当一个涉及到本国利益的事件发生时，在第一时间内主动约打电话，可以避免对方在未知本国利益和立场的情况下公开声明从而导致本国利益损失和两国关系受损。另一方面，主动约打电话可以争取在某个问题上的主动权。一般而言，主动约打电话的一方，对电话所谈问题是有备而来。如果另一方还没在该问题上做好准备，主动方就很容易探知对方的态度和底线，从而为后续解决此问题争取较大的主动权。有鉴于此，中国应当在继续提高与美国进行首脑电话外交的频数的同时，加强约打电话的主动性。?
　　最后探讨函电外交机制。在中美元首所进行的15次函电外交中，除了伊拉克问题进行了一次意见交流外，其余14次所涉及的议题均属于礼节性的。因此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函电外交的意义都是礼节性的。当然，正如上文所述，礼节性的议题也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函电外交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即“一事一函”性。也就是说，一般而言，首脑外交的每一次函电只涉及一个议题。如：贺电就是祝贺，唁电就是慰问。综合地说，出于外交礼仪和惯例以及函电外交的现实意义的需要，继续强化首脑函电外交在中美关系上的功能，尤其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是十分必要的。?
　　
　　四、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状况的综合考估?
　　
　　首脑外交的频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沟通紧密性，但它不一定能反映两国关系的好坏程度，还需要从具体的首脑外交形式以及影响两国关系的首脑外交议题方面加以综合考察。为了更深入地对中美关系进行评估，本文对两国首脑外交的形式和影响两国关系的议题进行了加权。首先是对首脑外交形式的加权。根据首脑外交形式的重要性程度，将不同形式分别加权为：国事访问15分；双边中的双边会晤12分；电话外交8分；函电外交5分。?
　　其次，对首脑外交议题的加权。根据摩擦性与合作性的程度，结合上文的分析结论，对不同的议题进行如下加权：第一，礼节性与双边关系定位的议题。除了邀请访问性的议题为2分外，所有其他礼节性议题均为1分；所有关于双边关系定位的议题均为3分。第二，影响两国关系的双边性议题。反恐、能源和环保合作、两军关系、SARS等问题分别为6分、4分、4分和3；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台湾问题、人权、经贸、中国加入WTO、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分别为-9分、-7分、-5分、-4分、-3分、-3分。第三，影响两国关系的国际性议题。朝核问题为5分，伊拉克问题为4分，其他所有国际性议题均为3分。?
　　将这些各项加权值与上述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可以得出下图的综合评估结果。?
　　可以得出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如下结论：?
　　首先，从总体上看，冷战后，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中国新的领导班子的努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之下，两国关系尽管仍有波折，但较之于冷战结束初期，已相对比较平稳。?
　　其次，国际性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2000年以前，中美两国主要关注的是双边性问题。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两国2001年后更加重视了对国际性问题的沟通。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逐步认识到单边行动的弊端，开始寻求与中国等其他大国在国际性问题上进行合作，朝核问题就是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的一个典型。这种合作一方面减弱了双边性敏感问题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共识的面。?
　　再次，中美首脑外交的频数高低不一定能反映两国关系的好坏。一方面，1999年与2001年两国首脑外交的频数一样，都属于较高水平；但1999年的两国关系却远不如2001年。另一方面，2003年是中美首脑外交频数最高的一年,该年是两国冷战后关系最好的一年。所以，中美首脑外交的频数与两国关系没有绝对的关联性。两国关系的发展还是与各种问题的变化有关，根本上说是与两国的利益相关。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频数肯定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频数至少还能表明两国彼此之间的某种态度。?
　　最后，台湾问题仍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最敏感、最核心问题。1999年受前所未有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的影响，中美两国关系依然能维持在将近1997年的水平。然而，受所谓“两国论”、台湾大选等台湾问题的影响，2000年中美两国关系跌至了冷战后最低。因此，长期来说，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最应当提防的还是台湾问题。??
　　
　　注释：?
　　［1］ 吴建民：“扩大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4月19日，第1版。?
　　［2］ 参见 ［日］柳泽英二郎：“国际政治和首脑外交”，载《国际问题》1979年第6期，第46页。?
　　［3］ ［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周启朋 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4］ K. Eubank, ?The Summit Conferences ?1919-1960, Norman,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6, pp.136-137.?
　　［5］ 唐晖：“试论日本首脑外交”，载《日本学》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第17页。?
　　［7］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855页。?
　　［8］ 安国政主编：《世界知识大辞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331页。?
　　［9］ 俞正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10］鲁毅 等：《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59-160页。?
　　［11］ ［美］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第14页。?
　　［1２］ 吴建民：《扩大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
　　［1３］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39.?［１４］ “江泽民主席重申我政府严正立场”，载《人民日报》1999年5月15日。?
　　［１５］ “江泽民同克林顿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载《人民日报》1997年10月31日。?
　　［１６］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载《人民日报》2005年7月22日。?
　　［１７］David H. Dunn.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ummitry,? ?pp.4-13.??
　　［１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外交199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45页。?
　　［１９］ “就中美关系和南亚局势江泽民和克林顿通话交换意见”，载《人民日报》1998年5月31日。?
　　?
　　（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硕士生，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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