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东亚共同体

　　摘要：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需求。并经历了从不关注、不积极到关注、积极的演变。创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指导思想。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体现了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合作、和合与和谐的三大特点，强调和平的地缘政治、合作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理环境。其主要特点是：运行路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横向联合一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关键因素――中国多边主义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主导角色――推助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努力目标――建设东亚特色的东亚共同体等。
　　关键词：中国　东亚共同体　构想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1－0019－27
　　
　　一
　　
　　国际社会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研究这一过程对于理解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有必要首先考察“东亚共同体”构想产生的经过及其内容的形成。
　　虽然倡议建立东亚或亚太合作体系者早已有之。如1986年，前苏联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合作体系。1990年，印尼、澳大利亚分别建议建立亚太多边集体安全体系。1993年，美国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设想。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提出的“环黄海经济圈”提议也具有进一步发展区域性合作的倾向。虽然提议国各有各的动机，但应者却廖廖。1990年12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次年又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他主张该集团由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和东盟国家组成，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面对欧洲一体化和美国的经济霸权，东亚地区应该联合起来，争得自己的利益。这是国际社会首次提出东亚区域一体化的主张。将东亚区域合作与欧洲区域合作相比较，可以发现存在重要的区别，东亚区域合作长期明显滞后。
　　首先，就历史因素而言，尽管历史上德、法、英等欧洲大国间都曾发生过战争，牵涉到欧洲许多国家，甚至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亚洲各国间的冲突，但是战后欧洲各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历史问题。德国领导人在承认发动战争的错误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的高姿态，赢得了欧洲各国人民的尊敬和谅解。在欧盟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未因历史问题发生纠葛，此乃欧洲之幸。然而，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和赔偿等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以及通过历史教科书问题、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所反映出的对待战争的错误态度，激怒了在历史上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破坏了建立东亚区域合作的政治基础。目前尚看不到彻底解决该问题的清晰前景。
　　其次，就地区冲突和磨擦而言，欧洲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磨擦和冲突，某些地区的局部冲突十分尖锐。如北约东扩问题反映出的是俄罗斯与欧美间激烈的利益冲突，但这并非无法调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并不是无条件反对北约东扩，或与北约对立，只是要求与北约同起同坐。享受平等待遇。而在东亚却有些难解的死结，如朝鲜半岛至今残留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南北分裂以及朝鲜核问题等容易引发国际性冲突的潜在危险；中美间的台湾问题反映了双方的结构性矛盾，台湾分裂势力的长期存在以及美国的对台军售使中国卷入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始终存在；日美安全保障的扩容、强化和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存在，在中、朝和其他国家眼中无异于遏制自身的“东约”；日俄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另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任何一方都不会作出原则性让步；日韩、日中之间也存在“独岛”与“钓鱼岛”的领土争执；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还存在南海岛屿归属问题的分歧等等。这些争端反映了东亚区域矛盾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对立性，使得东亚各国的相互关系具有脆弱性。不少国家间的双边关系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的缓和与成就，可以因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而全功尽弃，一时难以通过调整或谈判取得“双赢”的效果。
　　第三，就意识形态而言，欧洲各国的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均起源于古老的欧洲文明，具有较多的共性。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西方化后，冷战期间两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各国共同的精神支柱，这是欧洲共同体得以迅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在东亚虽然历史上存在过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各国也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缅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东亚思想进入多元化时代。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中国，先是带来了东正教，后又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现“脱亚入欧”式的崛起，盛行体现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霸道文化；列强势力进入东亚，尤其是战后美国“介入”东亚后，更使基督教文化和美式价值观念强行进入东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在近代逐步走向式微，但儒家文化仍在该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东亚各国也都有反映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因此，东亚的文化集佛教、儒教、道教、日本教、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于一体，反映出多元化的特点。此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虽然未像某些西方学者所预言的那样，已经发生了“文明的冲突”，但对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形成肯定不是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现实政治中，东亚还存在着多种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有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韩国、新加坡等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中国、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俄罗斯、蒙古这样的转型国家，还有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这样的欠发达国家等。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及其价值观念的不同和冲突，也使东亚区域合作面临着更多的曲折和磨难。
　　第四，就经济一体化而言，经济在推动世界和地区集体安全体系过程中的重要性已成为各国的共识。欧洲共同体正是建筑在欧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尽管东亚地区的中、日、韩先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交流也日趋频繁，同时又具有极为便利的地缘条件，然而，三国间形成经济共同体的种种努力都没有取得明显效果。20世纪70年代因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而形成的东亚经济的“雁形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中、日、韩三国经济关系出现重新编组和同步竞争的新特点。这些因素也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进展。
　　东亚区域合作发展进程中遭遇的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观察和决定东亚区域合作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战略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重视和发展与东亚各国的双边关系，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多方面的关系，而对区域合作采取谨慎和观察的态度。如郭定平主编的《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关注区域合作问题。8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又一直关注于‘复关’和加入WTO等事宜，对东亚的区域合作缺乏热情。”
　　直到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提出和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条件逐步成熟，在此过程中“东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盟+中日韩(10+3)机制启动，东 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1999年11月，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会议的开幕词中最早将建立“东亚共同市场、东亚单一货币和东亚共同体”列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2001年10月，东亚展望小组向第五次东盟“10+3”会议提交了《迈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进步的地区》的报告，提出把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的长期目标，该报告提出三项重要建议：将东盟“10+3转变为东亚峰会、建立东亚论坛和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02年10月，东亚研究小组向当年的东亚领导人会议提交了最终的研究报告，再次提出东亚共同体，强调它“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并为领导人会议所通过，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2004年12月，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在第二届东亚论坛上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七点路线图，内容包括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宪章、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货币和金融合作条约、东亚友好合作区、东亚交通和通信网络、有关人权和责任的东亚宣言，使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和内涵更加明确。2009年，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高调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成为日本民主党政府在国际上造势的重要旗帜。
　　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也更为关注与积极。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挺身而出，承受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向泰国提供了总额40亿美元的援助和向印尼等国提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并开始与有关各方协调配合，积极参与和推动地区和国际金融合作。对于东亚区域合作，中国首先重视和推动与东盟之间的“10+1”合作，其次是积极参与“10+3”和东亚峰会的各种活动，再次是推动和参与中日韩三方合作进程。2009年10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盟峰会上明确表示：“本地区各国要遵循开放包容、循序渐进的原则，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他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中国态度的变化和“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与需求。
　　随着战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先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亚奇迹”，继而中国经济又实现了快速崛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中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韩国也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日韩三国的人口超过15亿，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7％，加上正在不断发展的东盟十国，东亚地区成为世界上最为耀眼的新兴地区，甚至有人称未来的世纪是“东亚的世纪”。东亚各国关系的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体现在经济交流互助、相同或类似的发展目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维护、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奠定了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开始，曾经在东亚地区存在的在冷战背景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壁垒分明、绝然对立的东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日本开始“重归亚洲”的历史进程，强调其是一个亚洲国家，加强了与近邻国家的合作与交流；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家相继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了向民主化社会的转型；越南、老挝、柬埔寨、蒙古、缅甸等国进行了社会制度和经济建设的转型，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缅甸、朝鲜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若干重要的变化；中国自身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努力与世界融合、接轨的负责任大国的发展道路，为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奠定了政治基础。
　　冷战结束后，地区主义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更高水平的方向扩展。出现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形式，新地区主义取代旧地区主义在全球兴盛起来，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因素和世界发展的新潮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欧洲共同体和北美一体化进程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催动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提出的萌生动因、参照榜样和国际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合作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与发展的过程。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在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激发了东亚各同推进区域合作的强烈愿望。东亚区域合作进人了实质性推进的阶段，东盟将在2015年实现自身的一体化，“10+1”、“10+3”、中日韩会议、东亚峰会、亚欧会议，六方会谈、上海合作组织等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蓬勃发展，在经济、政治、安全、金融、环境、能源、气象等许多领域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同时，中国海南的“博鳌论坛”、韩国济州岛的“和平论坛”等非官方的区域合作机构也相当活跃。仅中日韩三国间就已经在金融、贸易、环保、能源、安全、旅游等众多领域，建有51个磋商机制，其中17个是副部级的。2010年5月29日，中日韩2-导人济州岛会议通过的《2010年合作展望》包括了41项内容，涉及的合作领域和议题非常广泛，商定2011年在韩国设立三国合作事务的常设秘书处，承诺将努力在2012年前完成中日韩自贸区的联合研究，努力完成三国投资协议的谈判，并加大贸易便利化力度以改善三国的贸易环境。通过各种形式建设东亚共同体，不仅成为东亚许多国家的共识，而且正转化为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实际行动，奠定了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实基础。
　　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在机制化建设中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但对于“东亚共同体”整体方案的构建却有所滞后。2004年4月，外交部前副部长工毅曾撰义指出：“建立东亚共同体可以作为东亚合作远景目标的设想之一，同时也应看到，东亚共同体迄今仍只是个概念，对于其定义、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涵盖哪些领域、以何种方式前进，尚没有广泛和明确表述，各方考虑也不尽相同。”然而，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态度已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积极。中国既将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视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同时也将在各个领域不断推进东亚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视为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现实目标。
　　
　　二
　　
　　中国是一个东亚大国，长期繁荣昌盛，综合国力超群，科学技术远居各国之上，在历史上曾经是“朝贡体系”的中心国家，形成过以“汉义化圈”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体系。“这个体系以华夷观念来区别中心部位与半边缘、边缘部位在文化礼教上的差别，通过前者对后者的册封或后者对前者的朝贡为纽带，编组成中原工权君临其上，周边国家或民族为其藩屏的区域国际社会。”这对于中国和东亚社会来说，都是一笔重要的历史遗产，中国“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跳出传统体系和观念的制约与影响，形成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四起，这些怪论既有出自某些发达国家对华不友好的算计和害怕心理，也有出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担忧和恐惧情绪。中国在区域合作问题上的一举一动，都将为东亚各国和世界所瞩目。中国“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不仅要总结历史，更要面向 未来，形成独特的思想理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为“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创建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指导思想。2005年4月22日，胡锦涛主席在万隆亚非峰会上最早提出亚非国家之间应该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理念。9月15日，胡锦涛主席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从全球的视角提出创建和谐世界的宏伟目标，“只有世界所有的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7年2月7日，胡锦涛主席在南非一次公开演讲中更是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中国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自此，“和谐”这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频频出现在重大的国际场合，成为中国外交的主题词。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与中国的和平发展事业是同步进行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摒弃了伴随战争和竞争的大国崛起的旧轨，倡导创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创建和谐世界不仅成为中国外交的总理念，而且也成为中国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指导思想。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主张发扬“和而不同”的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将以最大的诚心、决心和信心，与东亚各国一道，为实现共同发展、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做出不懈努力。”毛泽东、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反复教导国人，中国永不称霸，永不当头，中国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但不争当主导者，中国将以“和谐”的理念处理在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争执和分歧，以“双赢互利”为努力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理念将以新地缘政治经济理论为主要内容。中国的新地缘政治理论依据创建和谐世界的中国外交总理念，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以扩张领土和势力范围为主要特征的竞争性地缘政治理论，其体现了和平与安全、发展与合作、和合与和谐的三大特点，强调了和平的地缘政治、合作的地缘经济、和合的地缘文化与和谐的地理环境，其目标是实现“互相依存”和“互利共赢”的新局面。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理念将全面体现中国的新地缘政治理论。
　　
　　三
　　
　　由于东亚社会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各国不仅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存在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领土和领海诸争端。同时，在该地区还存在朝鲜半岛和台海两岸的分裂状态。这都给东亚共同体建设带来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必须适应这个环境，创造出有自身特点的新路径和新特点：
　　
　　1、运行路径――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
　　由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在客观上存在着诸多困难和障碍，中国“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主张不能照搬欧盟和北美的做法，实行那种相对高度统一的、组织机构严密的模式。中国主张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该适应东亚社会的历史基础和基本特点，采用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多轨并行、开放包容的路径，逐步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2009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东盟峰会上提出中国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路线图：“以10+1机制为基础，10+3机制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重要战略论坛，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朝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不断迈进。”其运行基本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大中华模式”(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即“1+3”)――东盟“10+1”模式(即东盟+中国)――东盟“10+3”模式(即东盟+中日韩)――东盟“10+3+3”模式(即在东盟“10+3”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另一个东盟“10+3+3”模式(即在“东盟10+3”基础上再包扩俄罗斯、朝鲜、蒙古)――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即“10+3+3+1”模式或“10+8”模式，再加上俄罗斯)――亚太共同体模式等多个层次。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将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上述运作模式将在成熟之后逐一运作。其发展路径不会象欧盟和北美共同体那样，只是一种模式逐步发展、壮大、完善，而是由数种模式同时推进，互相补充，不断摸索，不断前进。其总的特点是多管齐下，交替使用：第一管道、第二管道同时并行；双边模式与多边模式同时并行；安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环保等多领域东亚区域合作同时并行；包括美国在内的APEC或“10+8”模式和不包括美国的亚欧会议、东盟“10+3”会议同时并行等。中国构想的“东亚共同体”将是一个高度开放包容、灵活宽松、组织松散的区域合作机构。
　　
　　2、横向联合特征一内容涉及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
　　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欧盟和北美共同体所较多体现的纵向整合特点不同。这种纵向整合以一个或数个大国为核心，自上而下，实行各方面的合作。欧盟甚至已经表现出某种欧洲联合国家的雏形(共同的议会、政府、共同的对外政策和主张等)；而东亚共同体则将更多体现横向联合的特点。
　　中国主张“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应该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保、气候等多个领域、多种模式，逐步推进。比如，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应对金融危机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应对朝核问题和东亚安全合作的六方会谈以及气候合作、能源合作等机制。如果东亚共同体在各个领域都能建立起合作机制，整合起来就能表现出与欧洲、北美共同体不同的形式。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曾经和将可能给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必能先推动东亚国家在金融方面的联合和合作。而由朝核问题产生的六方会谈，现在虽然存在各种困难。但经过各方努力，也有可能在逐步解决朝核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发展成为东北亚全方位合作的建设平台。
　　
　　3、关键因素――中国多边主义合作体系与美国双边同盟合作体系的“兼容共存”
　　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东亚共同体建设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也是绕不过去的关键因素。美国的强烈反对和干预曾使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倡议的“东亚经济集团”等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东亚合作主张夭折腹中。美国并非东亚国家，但它在东亚推行的双边同盟体系，包括美日、美韩、美菲、美泰、美新同盟等，从本质上说带有冷战的色彩，这些双边同盟都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出发，明确或模糊地以第三者为对象，与东亚共同体所要求的和谐共存环境和各个国家一体平等的要求是不相容的。因此，很多国家和相关人士主张应将美国排斥在东亚共同体之外。
　　然而，美国依靠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在东北亚一直占有包括驻军在内的重要的政治、 经济、安全战略地位；2009年，美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条约》，明确表达了“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意向；美国在东亚各地都有其军事基地，美国的航空母舰在西太平洋到处游弋，美国不会轻易退出这个地区；由于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东亚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经济贸易上都与美国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美国的全球战略决定它不会愿意在对外贸易上被一个联合的东亚排除在外：这是东亚与美国关系的基本现实。需要强调的是，美国以中国为潜在的战略对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已经引起美国对于中国是否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利益，是否会将美国排除出东亚的担忧。美国尤为关注中国对其参与东亚合作的态度，将中国视为美国与东亚合作关系的主要防备对手。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世界的超级大国，在东亚占有重要的战略利益。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紧密关系。中美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是美国的国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虽然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国，但是美国也不能不视中国为重要的合作国家。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让美国退出东亚，既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也是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东亚政治安定的。中国“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将兼容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不挑战美国在东亚的既得利益，与美国在东亚和平共存，避免对抗。中美之间的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及其可能达到的合作水平和深度，将对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形态和实际进度，甚至生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也是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能否取得和平建设的安定环境的重要因素。中国应该与东亚各国一起，找到与美国合作的妥当方法，如欢迎美国加入东亚峰会等，实现中国与美国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双赢”局面。2010年10月3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东亚峰会上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东亚峰会，表明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包括与美国合作共处的重要内容。
　　
　　4、主导角色定位――推助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
　　与欧洲和北美共同体由大国主导、或数个大国共同主导的特点不同，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积极推助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以中日韩三国为核心，以“10+3”机制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重要的战略论坛。中国将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中国明确表示不去争取或主动承担“东亚共同体”的主导角色。中国必须考虑以下四个重要因素：
　　首先，东盟在东亚一体化建设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大部分机构和既有路径大都是以东盟为平台，或是由东盟牵头组织。从积极方面说，东盟愿意并有基础使东盟成为东亚共同体进一步建设的主导者；从消极方面说，东盟各国也普遍担心由中、日等大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会使东盟沦为大国的“工具”。改变目前由东盟主导的格局将会使东亚共同体建设遭遇更多的问题和困难。世界舆论普遍存在着东盟的“小马”能否拉动“大车”的疑问。目前世界的地区共同体建设也没有小国联合体主导区域合作成功的先例。但在东亚共同体发展目标有待进一步明确、对于大国的战略疑忌一时难以消除的情况下，推动东盟担当主导，不失为“曲线发展”东亚共同体的一种现实的、有益的尝试。中国与东盟关系日益加深，中国与东盟从今年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政策，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将继续不断支持和推动东盟发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作用。当然，东盟发挥主导作用也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合作。正是借助中国的支持，东盟的主导作用才能得以显现出来，从而使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中国与东盟的率先合作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可以起到“诱导型领导”的作用，双方的合作收获将诱导其他相关国家积极加入到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行列中来，提升东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所必需的推动力和主导力量。
　　第二，中国不当头，不担当主导。这既是承继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战略遗言，更是适应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现实选择。这不仅有益于避免与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冲突，也将有益于中国与东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由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并在中美间、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协调，将有利于中美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双方更好地实现彼此在东亚的经济利益与交流合作。
　　第三，中国声明不争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也将避免与日本争夺东亚的主导权。20世纪70年代，以日本经济发展为代表的雁行模式曾经主导亚洲的经济发展。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衰落，中国经济腾飞，东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日本已难以继续担当引领东亚共同体的历史责任，但日本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目前，东亚各国也难以接受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共同体。中日两国的关系虽已有很大改善，但仍然存在种种问题，脆弱性大，既难以认可双方中任何一方单独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又难以共同主导东亚共同体的建设。由东盟主导东亚共同体建设会有利于中日两国协调彼此关系，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第四，中国不担当东亚共同体的主导作用，也比较适合目前中国综合国力的真实水平。尽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发展势头良好，但人均GDP排名在世界百位之后，国内存在大量问题，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目前能够给东亚共同体提供的公共产品不是很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且中国的国民也还没有为东亚共同体建设提供大量公共产品的思想准备。中国不承担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所作为。中国将尽其所能，为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发展作出适合自身实力的贡献。
　　
　　5、努力目标――建设东亚特色的东亚共同体
　　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主张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东亚价值观，但决不主张使东亚重返封贡体系的旧范式。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过程中，周边国家的一些人士对于“中国强盛之后，会否恢复中国在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中心国家地位，重建东亚朝贡体系”疑虑重重。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汲取历史上东亚各国和平相处的重要历史经验，总结东亚各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运用以儒家思想为主要特征的东亚价值观的特点，为今日建设东亚共同体所用。但中国不会主张恢复东亚封贡体系那种已经明显过时的旧范式。中国将与各国一起寻找和总结新的东亚价值观，共同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倡导学习和吸收欧盟和北美共同体的宝贵经验，但决不会接受以西方价值观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也有些国家和人士主张应如同欧盟和北美共同体一样，以以西方价值观为主要特征的“华盛顿模式”为基础与前提，来建设东亚共同体，这将不为中国所赞同和接受。中国承认各国文明的多样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认为西方价值观并不具有普世性，各种文化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韩国特色的转型民主化文化等以及历史上的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是适合各国发展需要形成的人类文明精华，都有其生存、发展的理由和权利，各种文明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建设东亚的美好家园。鉴于东亚多文化、多制度的特殊情况，东亚各国在学习欧盟和北美共同体宝贵经验的同时，必须创造能够使东亚各种文明共存兼容的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新模式和新经验。
　　中国提倡和推行新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和新地区主义，但决不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和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变化之一，是中国已从一个体制外的国家转变为一个体制内的国家，从一个既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转变为一个维护者和改革者，中国以创建和谐世界为外交总理念和总使命，将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批评和反对各种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将纠正和革新各种不符合东亚各国团结共存的错误观念，但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存在，也不挑战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国将与东亚各国一起，通过共同的努力，开创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东亚和平建设的新局面。
　　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将努力塑造一个既符合世界发展大势的，又符合东亚共同利益的，同时也符合中国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相关热词搜索：东亚 共同体 构想 试论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评析 东亚共同体的意义及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