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 报刊整顿历史研究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我国报刊整顿的情况，分析得出每次报刊整顿都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是当时报刊的外部生态环境发生改变的结果，是协调报刊的内外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如果报刊整顿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调整内部生态环境中与外部生态环境不相适应的因素，就能为报刊营造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反之，会使报刊的媒介生态环境恶化，阻碍报刊的发展，报刊的内外生态环境只有进行良性互动，才能为报刊营造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关键词】报刊整顿 媒介生态 媒介控制
　　
　　一、报刊整顿
　　
　　“整顿”的意思就是使紊乱的变为整齐；使不健全的健全起来（多指组织、纪律、作风等）。[1]本文研究的报刊整顿主要是指，党报党刊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清理和调整。
　　
　　二、五次报刊整顿
　　
　　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中共先后进行了五次重要的报刊整顿。
　　第一次报刊整顿：从整风运动开始的报刊整顿
　　1941年，在全党整风运动的形势下，中共党报也开始了一场办报思想上的大整顿。这次整顿是从《解放日报》的改版开始的，1942年1月，中共中央开始对《解放日报》的报道作出规定，要求《解放日报》的写作应从各方面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坚决废除八股，社论则改为每月一篇。[2]
　　1942年3月1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强调党报的党性，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在《解放日报》改版的基础上，解放区的报纸纷纷开始检讨，进行改革。
　　经过这次报刊整顿，尤其是《解放日报》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后，中共的党报原则由此确立，党报党刊必须以党的工作为中心，必须根据党的指示确定报道方针。
　　这是中共第一次报刊整顿，也是在战争年代的一次报刊整顿。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处于内忧外患中，亟需统一全党思想，于是展开了整风运动，而报刊不仅是整风的对象之一，也是推动整风运动的重要舆论工具；从媒介的中观生态环境来看，当时的中共报刊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全国范围来说，其力量还是比较弱的，除了根据地，其他地方的中共报刊无法和国民党报刊抗衡；从中共报刊自身来看，总体发展参差不齐，尤其是根据地的报刊，严重脱离群众，对党的宣传不到位，没有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
　　整顿后，党报党刊的党性得到了突出，符合战时需要，有利于整风运动的展开，有利于全党思想的统一，为后来中共报刊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次报刊整顿：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的报刊整顿
　　这次报刊整顿是从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
　　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党报党刊在报道整风的同时，也开展了自身的整风。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是当时指导反右派斗争，特别是指导新闻界反右派斗争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3]
　　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紧张，中央曾指示压缩报刊用纸。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和许多省对报刊进行了整顿和精简，压缩了用量。中南局在1961年决定各省会所在地的市报，或同省报合并，或改出晚刊。[4]
　　文革以来，各级党报党刊的新闻工作者不断受到批斗。在各地的新闻战线的“夺权斗争”中，不少新闻工作者被赶出新闻机关。[5]中共党报党刊的新闻队伍和新闻思想遭到破坏。
　　据统计，1965年全国邮局发行的中央及地方报纸共413种，到1968年底，全国报纸数量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降为历史最低。1965年全国邮局发行的中央级和地方级杂志共有767种，1967年仅有102种。[6]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全国报纸锐减到原来的1/10左右，而杂志锐减到原来的1/7左右。
　　这次整顿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来说是一场浩劫，严重破坏了新闻队伍，最终使中央文革小组控制了全国的报刊，使党报党刊成为消极的宣传工具。
　　当时的中国刚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政权周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中共第二次整风运动和文革是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中共报刊受到冲击，成为斗争的战场之一；当时的中共报刊无论从数量还是实力上来看在国内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过三年社会改造，原来一些私营的报刊变为公有；中共报刊从战时宣传工具到和平年代的转变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其内部体制等方面还不完善，不足以应付新环境的改变。但是，此时的政治斗争将其引入了一场错误的整顿中，最终使得整顿后的报刊出现一片混乱。
　　第三次报刊整顿：1987年开始的报刊整顿
　　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最大的转变是由以政治斗争为中心过渡到以发展经济为中心。进入80年代以后，报纸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长足的发展。到1988年底，全国正式公开发行的报纸共有1579种。[7]很多报纸陆续采用电子激光照排设备。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全国报业出现比较繁荣的局面，逐渐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的多种类报业结构。
　　198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整顿的办法主要有：“对实际上已成为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阵地，而又没有继续存在必要的报刊，应予停办。对错误比较严重，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的报刊，一般应先停刊整顿，视整顿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出版。……”除了报刊内容思想的整顿，还有新闻队伍的整顿。
　　1987年7月底，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联合召开报刊整顿工作会议。会上对报刊重新登记工作进行部署，实行国内统一刊号。[8]
　　1987年3月，全国登记注册的报纸有1700多种。到1988年底，全国正式公开发行的报纸共有1579种。[9]经过报刊整顿，全国的报刊减少了100多种。
　　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二次报刊整顿。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并再次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从以阶级斗争为主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主。在探索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上，新闻界同样也是在摸索，同样也被各种思想所困扰着，包括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此时的报刊不再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主导力量了，广播电视媒体的迅速发展给报刊的生存发展带来了新的威胁；党报党刊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混乱，一些领导班子和新闻工作人员受到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的影响。
　　第四次报刊整顿：20世纪90年代的报刊整顿
　　20世纪90年代，中国高速发展，全国报业被卷入了更深的市场经济潮流里。都市报作为一股有生力量占有更多的市场，作为党指导工作、引导舆论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的全国大报遭到了威胁，诸如《人民日报》的发行量从历史的最高点1979年的619万份降到1996年初的209万份。[10]就在党报大报的影响力减弱的同时，地方各局办的小机关报猛增。全国的报业出现小报挤大报、报刊“散”和“滥”的局面。
　　为了调整全国报业格局，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6年12月发出了《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的通知》，即“37号文件”。其精神是“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增进效益”。199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精神和中宣部的意见，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全国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期刊治散治滥工作以此为标志正式展开。1997年3月到1998年底，新闻出版署对全国报刊出版共压缩公开报纸300种、公开期刊443种，取消了内部报刊系列，压缩了一批行业报刊。
　　1999年8月30日，中央两办下发了《关于调整中央国家机关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厅局报刊结构的通知》，即“30号文件”，对报刊继续进行整顿。“30号文件”针对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几百家行业报，按文件规定不能被党报和报业集团吸收的行业报一律取消。全国共压缩报纸42种，划转报纸550种。[11]“30号文件”出台后，新闻出版系统开始推行“政报分离”、“政刊分开”，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报办刊，退出具体出版经营领域。
　　这次报刊整顿从1996年底持续到1999年，其间出现了两次大的集中治理。1996年，全国原有正式报纸2202种，到1999年底，全国报纸总数为2038种。[12]除去整顿期间新批的报纸，这次报刊整顿共压缩了342种报纸。
　　这次整顿不仅是一次数量上的压缩，还涉及到了出版结构的调整。新闻出版系统开始推行“政报分离”、“政刊分开”，政府职能部门不再直接办报办刊，退出具体出版经营领域。
　　这次报刊整顿不仅涉及到报刊数量的压缩问题，还涉及到报刊出版结构的调整，但是，这个调整是微弱和艰难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报业市场化加速进行。从政治环境来看，根据学者陆地的研究，中国的媒介业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之中。[13]此时的报刊不仅面临广播电视传统媒体的竞争，还开始面临新媒体带来的冲击。党报党刊的体制问题在报业市场化的情况下显出尴尬的一面，束缚着市场化的发展。
　　第五次报刊整顿：2003年底开始的报刊大整顿
　　据《财经》报道，在出版的2137种报纸中，行业报占据了“半壁江山”，数量庞大的行业报面临的是其市场的过度饱和，不能产生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办报过程中，出现党政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的问题。而且，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媒体面临的是更为剧烈的竞争。
　　2003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宣部、国家邮政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报刊出版单位暂停征订活动的通知》。该通知称，根据中央关于制止报刊摊派工作的总体部署，决定除科技期刊外，其他报纸、期刊的出版单位自即日起至2003年9月底，暂停2004年度一切报刊征订活动。这是此次报刊整顿的一个信号。
　　2003年7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精神，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治理报刊摊派实施细则，开始对报刊业进行建国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整顿和变革。
　　至2003年11月底，纳入本次整顿的报刊数量1452种，被停办的677种，划转到媒介集团和实行“管办分离”的报刊各约300种。[14]到2004年１月，677种报刊停办，325种从党政部门划转到报业或出版集团，310种实行了管办分离，94种公报政报改为免费赠阅，停办的报纸减少发行约12亿份，停办的报刊加上实行免费赠阅的公报政报，减少发行3.4亿份，直接减少全国基层和农民年报刊征订费。重要的一点是将这些剥离出行政部门的刊物推向市场。这次报刊整顿的特点就是：压缩总量、调整结构。
　　这次报刊整顿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最大的一次报刊整顿。
　　中国进入WTO，要求媒介市场开放。但是，党报党刊长期以来采用行政性的手段来发行的做法，招致了老百姓的反感。所以，党报党刊面临的外部媒介生态环境就是中外合力的压力；从媒介的中观生态环境来看，21世纪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报刊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过去，目前电视成为中国最强势媒体，互联网发展势头很强。报刊需要整顿和改革来提升自己的媒介竞争力；党报党刊的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更多的弊端，媒介职能管理部门对媒介经营的限制太多，这些束缚着党报党刊的进步和发展。
　　
　　三、启示
　　
　　1、报刊整顿是协调报刊的内外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
　　这五次报刊整顿都是在社会转型的重要时刻发生的，对前三次整顿来说，政治因素占有主导作用，是建立在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的，整顿的目的偏重加强报刊的宣传功能。后两次整顿除了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因素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报刊的双重角色和多种功能已被认识，整顿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和法规形式，除了继续实现报刊的宣传功能外，还要对报刊市场中出现的无序竞争和滥用职权办报的局面进行调控，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媒介外部生态环境的改变使得报刊整顿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整顿从报刊内容的整顿到形式的整顿，从政治思想到资本运作。
　　报刊整顿和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当报刊的外部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报刊的内部生态环境无法适应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甚至成为报刊发展的障碍时，报刊只有改变内部生态环境，适应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才能生存和发展；报刊的内部生态环境的改善反过来会对报刊的外部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报刊的内外生态环境只有进行良性互动，才能为报刊营造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
　　2、报刊整顿是国家控制媒介的一个表现
　　报刊整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属于国家控制媒介的一个表现。报刊整顿就是国家和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报刊进行的管理，对报刊这个公共资源使用的监督和调整。纵观中国历次报刊整顿，因为内外压力，报刊整顿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行为，具有被动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宽松的政治氛围，高速发展的经济，日新月异的传播技术发展已经为报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报业体制却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报业发展的需求，正如学者胡正荣所说：市场和媒介就像弓和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制度就像是拉弓的手，迟迟不肯松手。[15]报刊整顿是被形势所逼做出的调整，并不是主动的和有目的的规划。
　　对于未来的报刊整顿，政府可以审时度势，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及时改变不适应发展的因素，使自己处于主动的状态，对报刊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更合理地整合报刊资源，改善报刊的生态环境，改善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3、报刊整顿不应是简单数量上的压缩，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调整
　　我国现阶段日报千人拥有量仅为50份/千人，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制定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日报的千人拥有量100份/千人的最低标准，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理论上我国报刊在发行市场上存在着巨大潜在空间。[16]所以，报刊整顿不能停留在简单的数量压缩上，而要在优化报刊结构、整合资源上下功夫。■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604页
　　[2]胡兴荣，大报纸时代，人民网http://media.省略/GB/221
　　00/40528/50410/3516699.html
　　[3]方汉奇 陈业勋 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
　　[4]方汉奇 陈业勋 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
　　[5]、[6]方汉奇 陈业勋 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87页
　　[7]、[9]方汉奇 陈业勋 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60页
　　[8]吴永亮，报刊刊号的由来，http:
　　//www.省略/05cjr/system/
　　2005/09/16/006306024.shtml
　　[10]成青 华董岩，倾听梁衡，http:
　　//www.省略/GB/14677/219
　　65/22070/2314177.html
　　[11]、[12]我国报业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并初显成效，新闻与成才 2001年第3期http://www.省略/item/xwycc/200103/txt/txt
　　_39.htm
　　[13]胡正荣主编，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第136页
　　[14]陈力丹，当前治理党政部门报刊对我国报刊体制改革的启示，新闻记者，2004. 2，第3页
　　[15]胡正荣主编，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第139页
　　[16]胡正荣主编，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第14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方汉奇 陈业勋 主编，新华出版社，1992年
　　2、《媒介市场与资本运营》，胡正荣主编，北京广播学院，2003年
　　3、《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大报纸时代》，胡兴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
　　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张之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6、《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7、《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崔保国http://media.省略/GB/22100/48805/48806/34336
　　31.html
　　（作者系兰州大学2006级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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