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词语_浅谈新时期汉语新词语

　　【摘要】进入新时期以后，汉语新词语大量涌现，出现了现代汉语词汇发展的第三次高峰。这一时期词汇的发展是由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以及词汇结构本身的因素三方面所决定的。其主要来源是旧词、方言词、外来词及新造词。其构词方式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关键词】现代汉语 新词语 构词规律
　　
　　语言是一种人类交际与思维工具的符号系统，由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组合而成。作为一个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语言体系总是处在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词汇变化最快，也最明显，它是三要素中最活跃、最敏感的部分，总能直接反映语言的变化轨迹与发展态势。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新词新语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据统计，当前汉语新词语正以每年300-400条的速度增加①。在这些不断涌现的新词语中，有的只是昙花一现，还有一些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得到普遍的接受与认同，广泛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面对当前繁复的新词新语现象，我们有必要做到充分的把握与认识，这对现代汉语的规范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语言变化的原因看新时期新词语的出现
　　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英国语言学家简?爱切生认为：“语言变化是社会因素的刺激、语言结构本身的问题和人的心理作用这三者水乳交融的混合物。”②下文将分别从社会因素、心理因素、词汇结构本身因素三个方面对新时期新词语大量涌现的原因加以阐释。
　　（一）社会因素
　　美国语言学家P.Trugill指出：“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价值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③另一位美国语言学家布莱特更加鲜明地提出：“当社会生活发生渐变或激变时，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会毫不含糊地随着社会生活进展的步伐而产生变化。”④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不难看出，在影响语言变化的三个因素中，社会因素的作用无疑是根本性的。
　　一方面，语言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另一方面，语言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而变化。词汇作为语言最敏感的要素，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词汇的变化可以让我们发现时代发展的印记与社会嬗变的轨迹。 “五四”新文化运动、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三次大的社会变革，都引发了汉语词汇的剧烈震荡，掀起了现代汉语新词语大规模涌现的三次高潮。
　　进入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与科教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词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一些带着旧时代烙印的政治词汇，或消亡，如：“臭老九”、“右派”、“公社”等等，或是意义发生了改变，如：“小资”、“大锅饭”等等；另一方面，反映新时代政治生活的词语则大量出现，如：“改革开放”、“可持续发展”、“三个有利于”等等。由于经济政策的改变、经济体制的变化以及经济实力的提高，大量新兴的经济词语不断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如“软着陆”、“大款”、“营销”、“跳楼价”、“信用卡”等等。国家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促进了科技词汇的丰富，像“电脑”、“人工智能”、“反物质”、“基因”等词语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
　　（二）心理因素
　　语言活动时刻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心理活动。一个新词的产生、一个旧词意义的演变，不仅有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而且还受到人的心理因素方面的影响。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大脑的认知活动是在已记忆知识的基础上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的，所以，随着对新事物的认识，大脑总是在记忆中寻找已经存在的概念，根据新认识事物的物理、功能等属性将其与已认识的事物发生某种联系。借助已知的事物和已有的语言形式认知和命名新事物。”这种习惯的心理活动，正是使得新词语的出现成为可能的心理基础。当在这种心理因素的作用下对新事物的某种命名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接受时，一个新的词语或者一个新的意义就此产生。物理学中，根据“物质”的概念，衍生出了“反物质”；人们从“充电”这个词的原有涵义，依据行为上的相似性，联想出“通过学习补充知识、提高技能等”⑤的意义来。这些都是这种心理因素的表现。
　　此外，词汇的演变还受到许多其它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新时期而言，主要有传统文化心理、求新求异心理、尚雅心理及崇洋心理四个方面。
　　汉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共同心理必然直接反映在作为我们民族交际与思维工具的汉语中。新时期新词语的构建常常遵循着这种心理惯性。对待外来词，我们总是习惯让它带上表意成分，如：“保龄球” (bowling)、“可口可乐”（Coca Cola）、“做秀”（make show）等；音意结合与音译加注的词往往比音译词更具有生命力，更容易得到广泛接受，这一点延袭了古汉语注重表意的传统，如：“internet”，有“因特网”与“互联网”两种译法，“互联网”显然比“因特网”更具有表意性，因此现在多用“互联网”，而少用“因特网”。传统的忌讳心理在新词语上也有所表露。人们忌讳说“降低”，而改用“负增长”；忌讳说“落后”，而改用“欠发达”。许多药的名称里已找不到“药”字，而代之以“冲剂”、“颗粒”、“胶囊”、“露”等等。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心理，不论是作为我们汉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还是作为共同的集体无意识，都深深地烙入我们的汉语词汇之中。
　　求新求异是人类的共同心理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人们的心态、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相比之下，当今国人比“五四”时期与建国初期具有更加强烈的改革精神、开放心态与现代化意识，对词语格调与色彩的追求也更富创新的动力与热情。当几个词语表示同一事物时，人们常常更乐意使用新的，比方说，很多人在“结账”时，更喜欢使用“埋单”这个来自粤语的方言词。
　　新时期的流行语最能体现人们这种求新求异的心理。当然，每个时代所产生的词语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这里特指一种广为青少年所热衷，与当代流行文化紧密联系的新词新语。商业与媒体的发展推动了流行文化的扩张，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欢迎，带有浓重的“青涩气息”的流行语随之而来。依托网络、商业广告、青春小说、流行歌曲等传播手段，“哇噻”、“伊妹儿”、“MM”等等流行语在青少年中广泛流传。这些流行语的盛行，体现了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也体现了求新求异的心理对新词语的出现所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物质产品的输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与接受。在这种时代氛围下，必然有一部分人，由于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认识浅薄，而陷入一种肤浅的文化悲观主义与盲目的崇洋媚外之中。在新时期产生的新词新语中，总能让人或多或少地感觉到这种心理因素的存在。不说“再见”，说“拜拜”，不说“聚会”，说“派对”，像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可见，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崇洋心理正在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汉语词汇。
　　在人们的生活中，不论是物质需求还是精神需求，只要条件具备，人们总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尚雅求雅心理。这种心理现象在人们的言语行为中也有所体现，特别是当今社会，尤为重视个人在语言上的包装。为了体现个人品位与文化修养，人们总是有意选择使用一些看似更高雅的词语。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之下，“出租车”开始让位给“的士”，“厕所”开始让位给 “洗手间”。这种心理也促使一批专业术语进入百姓生活，像带有“纳米”二字的商品比比皆是，“元素”、“硬件”、“平台”、“催化剂”、“落差”等专业术语开始得到频繁而广泛的使用。这些词语的泛化正是人们尚雅心理的折射。
　　（三）词汇结构本身的因素
　　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是语言体系外部的，而词汇体系之所以得到不断的扩张，不但有其外部的原因，而且必然有其内在的条件。词汇作为语言的要素之一，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一方面，词汇系统总是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另一方面，词汇系统内部各要素与部分之间必然存在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词汇系统的这种特征，为社会因素与人的心理因素的发挥作用提供了内在的前提与可能性，词汇才得以不断地更新与发展。
　　我国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认为：“信息传递的第一个要求是准确无误，第二个要求是省时省力，合起来可以称之为效率原则。对语言来说最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证准确的前提下，用最经济的手段达到交际的目的。”⑥由于“效率原则”的作用，“移动电话”才被“手机”所取代，“微型计算机”才被“电脑”所取代。这种“效率原则”正是词汇系统的一种内部要求。
　　没有语言结构本身的内部条件，其外部的两个因素也很难发挥作用。就语言的变化发展而言，虽说社会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后两者也是不可忽略、不可缺少的。
　　二、从来源及构词规律看新时期新词语
　　新词语主要来自四个方面：旧词、外来词、方言词与新造词。以下将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新时期新词语的构建方式及构词特征。
　　（一）旧词
　　进入新时期以后，一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消亡了的旧词得以复活，并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与新的色彩；还有一些一直在使用的词语，获得了新的意义。这些旧词新义，有的是从原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有的则与原义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与原义共享了同一个词语的外壳。可见，同一个词语的原义与新义之间存在着是否同源的关系问题。
　　1、新义与原义同源
　　在旧词的原义与新义之间，同源的情况是相对较多的。在这种类型中，新义的获得主要有四种方式：比喻、引申、词性转换与色彩变化。
　　（1）通过比喻获得新义。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修辞的经常运用，引起词义的变迁。”⑦修辞确实是使得旧词产生新义的重要途径，而在众多的修辞手法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比喻。
　　通过比喻的手法使旧词获得新义的方式是基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与共通性以及人的想象与联想而发生作用的。当新的认识对象产生之后，人们要对它加以认识，必然要直接或间接地去寻找它与已知事物之间的联系。只有通过已知概念与表达手段，才能对陌生事物有所认识，旧词比喻义的产生正体现了这种认识过程的心理活动。新时期的旧词新义很多都是按照这种方式产生的。比如说，“登陆”一词，原义是指“渡过海洋或江河登上陆地，特指作战的军队登上敌方的陆地”，新义则“比喻商品等打进某地市场”；“包装”，原指“在商品外面用纸包裹或把商品装进纸盒、瓶子等”，或“包装商品的东西”，新义“比喻对人或事物从形象上装扮、美化，使更具吸引力或商业价值”；“割肉”，原义是把肉切下来，新义“比喻赔钱卖出（多用于证券交易）”；“盲区”，原指“雷达、探照灯、胃镜等探测或照射不到的地方”，新义“比喻没有被认识的或被忽略的地方”。
　　（2）通过引申获得新义。引申同样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词义发展方式。所谓词义引申，即从词的原义出发，按照特定的原则，沿着特定的方向，派生出新的意义。显然，这也要建立在事物间的联系与人的想象、联想的基础之上，从人的心理因素的角度来说，引申的方式与比喻的方式是具有一定相似性的。
　　词义的引申有着不同的方向。有些词的意义通过引申扩大了，如：“激活”，原义是“刺激有机体内某种物质，使其活跃地发挥作用”，引申为“刺激某事物使活跃起来”；有些词的意义通过引申缩少了，如：“大陆”，原指“广大的陆地”，引申为“我国领土的广大陆地部分（对我国沿海岛屿而言）”；还有一些词的意义则转移了，如：“菜单”，原指“开列各种菜肴名称的单子”，引申为“选单的俗称”。
　　（3）通过词性转换获得新义。这种方式是通过改变词语的句法功能而使其获得新的涵义。显然，新义与原义之间同样是紧密关联的，如：“构架”，原本是名词，指“建筑物的框架，比喻事物的组织结构”，新义是“建立（多用于抽象事物）”。这里，名词产生了动词的词性，但意义上仍与原义是有联系的。
　　（4）通过感情色彩的变化获得新义。时代的变化、人们价值观念与评判标准的变化，引起了一些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化，从而使其涵义也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像“小资”、“老板”、“资本”等词语所发生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2、新义与原义不同源
　　所谓“不同源”，即新义与原义之间实质上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共享了同一个词语的外部形式。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种类型：重解旧词的语素与吸收旧词在方言中的涵义。
　　（1）重解旧词的语素。合成词是由两个或多个语素组合而成的。一个合成词的某个或某些语素作为个体存在时，可能具有两种或多种涵义，这些多义语素的存在，为通过重解语素的方式使旧词产生新义提供了可能。例如：“家居”，原指“没有就业，在家闲着”，新义是“家庭居室”；“界面”，原指“物体和物体之间的接触面”，新义是“用户界面的简称”等这些词的新义与原义之间相去甚远，原因就在对语素的分解方式上。
　　（2）吸收旧词在方言中的涵义。有些普通话词语在方言中同样存在，只是涵义有很大的差异。新时期信息工具与传播媒体的发展为这些方言涵义的泛化创造了条件，一些词语在方言中的涵义开始进入普遍话体系，有些方言涵义甚至已经或正在取代其在普通话中的原有涵义。如：“料理”，原指“办理”、“处理”，新义有二，一指“菜肴”，二指“烹调制作”；“非礼”，原指“不合礼节”、“不礼貌指调戏”，新义是指“猥亵（妇女）”。这两个词的新义皆来自方言。
　　（二）外来词
　　外来词是一种来自外国语言或本国其他民族语言且被汉语所借用的词语。学界对其范围的界定存在着一些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意译词是否属于外来词这个问题上。本人认为否定的观点更具说服力，这主要是因为，像“电脑”、“市场经济”、“自动取款机”、“总裁”等词语只是汲取了外来的新概念，从构词法等外部特征来看，它们完全是汉化的。如果一定要将它们归类，也只能算是受外来影响的汉语新造词。一般认为，外来词主要是以下几类：
　　1、音译。包括两类：一类是不考虑汉字的意义，只求发音相近，如：“咖啡”（coffee）、“比萨”（pizza）、“麦当劳”（McDonald）、“丁克”（DINK）、“克隆”（clone）等等。
　　2、音意结合。对引入的词语进行分解，一半音译，一半意译。如：“因特网”（internet）、“摩托车”（motorcycle）、“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厄尔尼诺现象”（El-Nino phenomenon）、“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等等。
　　3、音译加注。就是在音译的基础上加上表示该事物类别的语素。如：“啤酒”（beer）、“吉普车”（jeep）、“卡片”（card）、“芭蕾舞”（ballet）等等。
　　4、直接借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借型，如，“NBA”、“WC”、“VCD”、“NBC”、“WTO”、“UFO”等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字并不是汉语所独有的，其他民族的语言里同样有汉字，像日语里就有大量的汉字。语言上的亲源性，导致那些用汉字组成的外来词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汉语的语言体系。另一种是混合型，类似于音意结合，只是把音译的部分换成了外语。如：“IC卡”、“e时代”、“C语言”、“BP机”等等。
　　（三）方言词
　　不断吸收方言词，是新时期汉语词汇得以丰富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的地域特征、风土人情孕育了各地各具风格的方言土语。方言词由于直接来自乡土生活，因此它们的表现力是极其丰富的：一些难以用普通话直接加以区分的涵义上的微妙差别，在方言中则可以很简洁明了地表达出来；当一个意思可以同时用普通话与方言表示时，方言往往更加生动、形象。正是因为方言具有这些特点，才使得普通话不断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来丰富自身。
　　进入新时期以后，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现代信息工具与交通工具的发展，词汇自我发展的需要以及猎奇与赶时髦心理的影响，使得一些方言词得到广泛的流传和使用，并且开始慢慢地融入普通话的词汇体系。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共收入方言词2584条⑧，方言词汇对普通话词汇系统的影响可见一斑。
　　（四）新造词
　　面对时代的不断发展，新事物、新观念的不断涌现，思考与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构词规则创造出一些新的词语。事实上，新造词占据了新时期新词语很大的一部分。下面将就三种主要的构语方式，分析一下新时期的新造词。
　　1、类比法、派生法构词。如：“明星”、“歌星”、“影星”、“笑星”、“星探”等都由“星”类比、派生而来。又如：“歌迷”、“球迷”、“影迷”、“戏迷”，“法盲”、“文盲”、“舞盲”、“计算机盲”，“出国热”、“购房热”、“足球热”、“气功热”，“多角度”、“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等，都是按照类比、派生的方法创造的。
　　2、简缩法构词。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提取原词或原短语中的语素构成新词，如：“空调”、“立交桥”、“自信”、“家教”、“科普”、“环保”、“超市”等；另一类是用一个或多个语素代替原词或原短语中的多个成分，如：“三讲”、“三个代表”、“‘四有’新人”、“五讲四美”等。
　　3、数字化、符号化构词。这种构词法多见于网络语言。人们在网上聊天时，经常使用一些简单的数字或符号，交流一些简单的想法和情感。如：“886”（拜拜了）、“687”（对不起）、“7456”（气死我了）、“^-^”（表示高兴）、“^o^”（表示惊讶）等。
　　结语
　　词汇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世界，它承载着人类的情感与理性，传递着人类的文明与智慧。面对变化着的世界，人类必须不断地认识与把握，这是生命的一种内在冲动。因此，词汇必定会随世界的变化、人类的心理状态及自身结构的要求而不断地向前发展。新时期特殊的时代特征孕育了一批特殊的新词语，随着时代的推进、人类心理的变化以及词汇系统自身的运动，词汇，作为语言体系的三要素之一，必定还会得到不断地丰富与发展。■
　　
　　参考文献
　　①王爱娣，《汉语新词语的来源及其发展趋势探析》[J].《池州师专学报》，2000（11）
　　②[英]简?爱切生 著,徐家祯 译：《语言的变化：进步还是退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③周序林，《社会发展与新词汇的涌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7）
　　④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⑥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176
　　⑦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564
　　⑧孔凡洁，《〈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方言词》[J].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3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实习编辑：王雨燕
　　责编刘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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