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窃听丑闻看媒介权力的异化 媒介权力名词解释

　　【摘要】2011年7月窃听丑闻给默多克新闻集团以重创的同时，也引起了传媒业界和学界的反思。本文主要分析了窃听丑闻所暴露出的英国传媒体制的诸多问题，并对媒介权力的规范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窃听丑闻 媒介权力 传媒体制
　　
　　2011年7月4日，英国《卫报》刊登的2002年《世界新闻报》非法窃听失踪少女米莉报道揭开了新闻集团“窃听门”的序幕。在之后半个月里，政府下令彻查此案，《世界新闻报》停刊、多名高管辞职、默多克被英国议会传唤……在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背后，是英国传媒体制出现的诸多问题。
　　一、窃听门凸显英国传媒体制的弊端
　　1、政媒结合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向来被视为“必要的恶”。媒体往往以“看门狗”的姿态对政府进行监督，维护公众利益。但是，在英国，媒体与政府看似“对立”的同时，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政府是媒体最重要的新闻来源；另一方面，政府在社会管理、政策实施、沟通民众上需要媒体的支持，尤其是在选举时期，更是极力拉拢媒体。对政客而言，媒体既是监督自己言行的“社会公器”，更是自己扶摇直上的“政治助推器”。另外，多数报纸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例如，《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属右翼报纸，历来支持保守党，《卫报》《观察家报》则是工党的“喉舌”。因此，政媒结合使得自撒切尔以来的历届英国政府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对媒体的监管极为放松，纵容了媒体的不正当行为。英国政治朝着娱乐化、戏剧化的方向发展，媒体也滑过道德的底线，最终背离了新闻的本质。“窃听门”事件中，卡梅伦政府、警方与新闻集团的“暧昧”关系也证明了媒体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而这种结合则引发了新闻自由和民主政治的危机。
　　2、报业的不正当竞争
　　英国报业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变革时期。传媒市场被垄断寡头瓜分完毕，报业集中化程度严重，86%的发行量都出自新闻国际、三一镜报、每日邮报和通用信托、北壳四大报业集团。日趋饱和的报业市场、广告收入的大幅缩水、读者数量的快速流失迫使报纸在经营理念、采编排方式上做出改变，走向了“小报化”的道路。媒体在政府宽松的监管下展开了不正当的竞争，一味追求发行量、不择手段地获取新闻、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新闻自由的滥用、触犯法律和道德的底线，报纸格调的一降再降。而读者对充满黄色新闻的报纸却乐此不疲，他们的追捧更助长了英国小报的气焰。《世界新闻报》就是典型的伦敦小报，它以报道色情、罪案闻名，345万的发行量也居各报之首。而通过非法窃听获得独家新闻以吸引读者更是该报一贯的手法。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其放弃了传媒行业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准则，陷入了迎合受众低级趣味、贿赂警察、追随政客、甚至侵犯民众隐私的恶性循环。“窃听门”就是在这样反常的新闻逻辑下发生的。
　　3、他律、自律机制的不完善
　　首先，英国没有一部完整的成文的宪法，更没有专门的新闻法。欧盟的《欧洲人权公约》不被英国采用，隐私法的制定更是步履维艰。而且英国民众对媒体滥用新闻自由行为的纵容、政府对媒体非法行为也视而不见，这使得许多法律条文被束之高阁。另外，由于受到媒体支持而上台执政的政党与媒体间的相互利用，使得执政党控制的议会无法通过限制媒体权力和行为的法案。所以，英国媒体的权力越来越大，法律的形同虚设以及政府的放任自流是他律机制未能发挥作用的原因。“窃听门”中法律的失效、政府的失职以致《世界新闻报》严重侵犯公民隐私就是他律机制不完善的表现。
　　其次，英国报业缺乏行业自律。成立于1991年的英国媒体投诉委员会（简称PCC）是全英报纸、杂志行业的自律组织，主要职责是制定新闻行业规范和处理新闻投诉。虽然在行业规范中明确规定了客观报道、不侵犯隐私、使用窃听器的条件等，但这些规范都是加入此组织的报刊编辑自行规定的。事实上，此组织的监管权力极小，加之运作资金全部来自报纸行业，没有政府拨款和民众捐款，其独立性也很差。因此，这个具有志愿性质的监管机构在“窃听门”中失灵，在业界没有权威，不能起到促使媒体自律的作用。
　　二、媒介权力异化的本质及表现
　　任何社会都有三种力量和相应的权力存在：政治、资本和民众。媒介的作用就是通过专业化的新闻报道保证三方的平衡，维护社会的利益。但由于媒介对政治权力的崇尚、对资本不遗余力的追逐、对民众兴趣的一味迎合使得原本独立的媒介逐渐向三者靠拢，最终打破了社会权力系统的平衡。这就是媒介权力异化的本质。英国传媒体制的弊端就在于媒介不仅没有发挥出自身应有的公共权力，反而跨出行业边界，觊觎政治和经济权力，这就使较为平衡的天平发生倾斜，社会系统出现混乱。
　　1、媒介政治权力的扩张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和政治的“联姻”形成了意识形态的霸权。媒介利用在公众中的强大影响力发挥自身的政治功能，如设置政治议程。真正的政治生活是什么样子人们无从关心，在媒介建构的政治生态中，受众像“温水里的青蛙”，逐渐适应媒介向政治的扩张。英国媒体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常态。例如，在1997年大选期间《太阳报》公开支持布莱尔帮助其赢得选举，而布莱尔也制定了宽松的政策帮助新闻集团实现跨媒体并购与经营。当今的媒体不再通过发表独立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是用政治渗透的方式为自己谋私利。
　　2、媒介对资本权力的追逐
　　在西方社会，传媒业正在沦为垄断资本赚取更多资本的“文化工业”，甚至摒弃了专业操守和伦理准则。资本也逐渐向媒介渗透，成为支配和控制媒介的一个强大的力量。英国传媒市场频繁的媒介并购就是资本家和相关利益集团攫取暴利的方式。另外，如阿多诺所说，“文化工业”以其独特的方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商品拜物教作为其意识形态，穿着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假外衣，以一种温情脉脉的形式对大众的思想进行管制，只不过这种管制用娱乐和享受性取代了以前的强制性。比起以往的强制管制，“文化工业”的控制更能取消大众思考的独立性，抹平大众思想的差异性，使所有的一切都服从于资本主义的绝对权利。“温情脉脉的形式”就是小报化，这既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又赚取了大量资本。
　　3、媒介公共权力的式微
　　媒介对政治和资本权力不遗余力追逐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权力的式微和公共领域的消失，公众也失去了对抗权力的欲望和能力，在媒介霸权和消费主义下成为“单向度的人”。
　　按照福柯的理解，权力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不仅仅指自上而下的支配和控制。现代社会中，来自底层的、体现人民意志的公共权力就是一种能够制衡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方式。但当媒介不再是民众发出声音、参与社会管理的公共领域，而变成维护统治权力的“卫兵”时，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肆无忌惮地蚕食着本就处于劣势的公共权力，最终上演了公民隐私被侵犯，受害者电话被窃听的悲剧。不仅如此，媒介化生存还导致了受众理性的消失。当本能战胜理智，当物质追求超越精神审美，公众便欣然接受媒介上的披着娱乐外衣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中，市民社会开始扭曲，应成为“社会脊梁”的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或变得趋炎附势，或沦为与公众一样“单向度的人”。
　　三、对媒介权力规范的思考
　　英国传媒体制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权力的失衡，过度追求政治、经济权力而逐渐丧失了代表民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因此，对媒介权力的规范刻不容缓。
　　1、政媒关系透明化
　　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媒介环境的清晰透明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保障。一个好的政府不应该惧怕媒体的批评，而应鼓励媒体的监督，真正为民众服务才是执政的根本，对消息的封锁、寻求媒体的庇佑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一个好的媒体应与政府保持距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政府政策和官员行为，“不虚美，不隐恶”。“第四权力”不是谋求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的霸权，而是监督社会权力的运用，保持权力的平衡。“窃听门”之后，英国政媒关系已经步入调整期，如何调整，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透明化，决定着传媒体制改革的成败，更影响着英国媒体未来的发展方向。
　　2、适度的政府监管
　　政府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在市场规律失灵的情况下，应发挥协调和规范的作用，而不是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适度的政府监管既能保证媒体的新闻自由，又能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效益。英国对公共广播电视（如BBC）的监管就是政府和市场共同制约、良性发展的典型例子。把握好监管的范围、制定出符合传媒发展规律的政策、创造一个健康的传媒环境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法治是民主社会的有效保障，通过法律来规范媒体和记者的行为，这是规范媒介权力的最有效措施。英国急需制定相关法律来明确新闻自由的边界与媒体的权限，而议会也要加强自身的独立性，摆脱执政党的控制，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制衡。美国社会法律数量之多、种类之多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正是有了强大的司法体系对政权的限制、对媒体操作行为的规范，才有了客观独立的媒体；也正是民众对法律精神的推崇、维权意识的强烈，才保证了媒体的公共效益和社会责任感。这些都是英国传媒体制所缺乏的。
　　4、传媒行业的自律
　　无论是行业组织的集体规范还是媒体内部的规章制度都是提高新闻工作者专业技能和伦理道德的内在动力。新闻专业主义和职业道德伦理不只是教科书上的理论，更是新闻实践中的精髓。缺乏行业规范的新闻业只会导致市场的混乱。媒体的自律是抵抗其他社会权力入侵的最好防腐剂。美国职业记者协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及其规约的贯彻执行很好地规范了行业行为，使媒体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这也是英国传媒应该学习和改进的地方。
　　参考文献
　　①唐亚明、王凌洁：《英国传媒体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②[美]W?兰斯?班尼特 著，杨晓红、王家全 译：《新闻：政治的幻象》（第五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③辜晓进：《美国传媒体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
　　④尹瑛：《解读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力》，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⑤朱兵，《英国传媒业中介管理机构的影响和作用》，《新闻战线》，2001（2）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2010级新闻学硕士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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