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台北圆山忠烈祠] 台北忠烈祠

　　从台北西区的主干道中山北路一路北上，快到圆山大饭店时往东拐，进入基隆河边的北安路不久，就可看到巍峨的三拱门牌坊和外形颇像北京故宫太和殿的殿堂。这组掩映在葱茏树木之中的中国古典式建筑。就是“国民革命忠烈祠”，因为位于圆山脚下。俗称圆山忠烈祠。
　　圆山忠烈祠是许多海内外游客到台北必看的景点，但对大陆游客来说，是少有人踏足的“禁地”，原因想必是因为对供奉其中的某些“忠烈”和他们的功过，海峡两岸有着不同的盖棺论定。近年来，国共两党“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思仇”，这一敏感景区也在慢慢“脱敏”。有大陆人士会低调前来参观，记者继几年前首度踏足后。于10月巧日“台湾光复纪念日”当天再度探访。
　　
　　褒扬“忠烈”其来有自
　　
　　所谓“忠烈祠”，是历代为褒扬忠义精神，建祠追祀为国殉难忠臣烈士之处，祠名“忠烈”。目前已知的古代忠烈祠有位于山西忻州，奉祀春秋时期晋国义士的忻州忠烈祠等。1914年民国政府设忠烈祠于太岁殿，祭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是民国时期最早的忠烈祠。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正式提出“各县设置忠烈祠办法”。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大纲》《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忠烈祠开始进入大规模设立阶段。
　　大陆地区现存忠烈祠中较有名的有这么几处：岳麓山忠烈祠，始建于1939年，位于岳麓山，为纪念在长沙会战中抗日阵亡的第4路军将士而修，腾冲忠烈祠，位于云南腾冲县国殇墓园内，建成于1945年7月7日，奉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攻克腾冲战斗中阵亡将士；商城忠烈祠，位于河南商城县东南郊，建成于1943年7月7日，奉杞抗日战争时期陆军第84军阵亡将士。此外，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当属南岳忠烈祠。南岳忠烈祠位于湖南衡阳，为纪念抗战阵亡将士于1938年筹建，1940年动工，1943年竣工，当年7月7日举行落成大典，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38名将领首批入祀。
　　
　　在台湾，忠烈祠可以说是“遍地开花”。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次年，全台各县市开始设置忠烈祠，这一传统延续至今。各县市的忠烈祠有些是类似圆山忠烈祠的殿式建筑，有些则是为贯彻蒋介石当局消除日据时期“神道信仰痕迹”，将当地的日本神社改建而成。
　　
　　神秘禁地　一探究竟
　　
　　圆山忠烈祠是台湾地区地位最高的“忠烈祠”，也就是代替原定的“首都忠烈祠”。1967年12月11日开工改建，由何应钦担任“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3月24日完工。其间，蒋介石在原设计图样中指示甚多，并在兴建中莅临工地20余次，每次莅临必详询施工情形，可见对这座忠烈祠重视程度之高。
　　建成后的圆山忠烈祠蔚为壮观。迎面是由三个拱门组成的大牌坊，中间是蒋介石“敬题”的“忠烈祠”三个镏金大字，两侧匾额分别题写“成仁”“取义”。牌坊背面，中间是“万古流芳”，两侧分别是。千秋“忠义”。穿过牌坊，就是宽敞的青砖步道，两侧遍布绿色植物，正前方是门前摆着两只由整块大理石雕成的石狮子的前殿。前殿门内立着告示牌，上面写着肃静脱帽，请勿吸烟。
　　进入前殿，壮丽宏伟的正殿与两侧偏殿映入眼帘。正殿当中是蒋介石手书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匾额。拾阶而上，殿内空空荡荡，正中摆放一张巨大的供桌，上供一个牌位“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供桌边的角落里存放“中华民族远祖黄帝之灵位”，到遥祭黄帝陵时才会置放于供桌之上。大殿灯光昏暗，寂静无声，更显肃穆庄严。
　　两侧偏殿屋檐当中都挂着“烈士祠”的匾额。东侧为“文烈士”，西侧为“武烈士”。按照1978年台湾“国防部”公布的《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能入祀者除辛亥革命各次起义烈士外，还包含讨袁护法、东征、北伐“剿匪”、“讨逆”(处理“闽变”“两广事变”)、抗战及“勘乱复国”等几个时期阵亡或殉职者，入祀烈士经国防部’造册报请当局领导人核准，共计30多万人。
　　步入“文烈士祠”，三面墙上一排排放满密密麻麻的牌位，供奉的烈士以牺牲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单人牌位均为领导人或具有特殊贡献的烈士。“并依国民革命之时代任务。区分如下：(一)“开国烈士”，民国前17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革命至推翻满清止，所牺牲的“革命同志”包括陆皓东方声洞、秋瑾，林觉民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二)讨袁烈士，包括宋教仁，陈其美。(三)护法烈士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朱执信。(四)抗日烈士，其中有罗福星莫那鲁道等台湾抗日烈士。1978年，日据时期台湾抗日烈十也入祀忠烈祠改变了大陆人在忠烈祠“一统天下”的状况。最后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戡乱复国烈士”，文字说明称：“从民国35年中共扩大叛乱至今，凡党、政及敌后志士为国牺牲者属之。其中以山西省主席梁敦厚等率五百人在太原成仁，史称‘太原五百完人’特别发扬了民族正气。”按照规定，每年春秋两祭，文烈士祠由台湾“内政部长”主祭，“五院”秘书长陪祭。
　　西侧配殿供奉的是“武烈士”，同样按照东征、北伐、“剿匪”、“讨逆”、抗战及“勘乱复国”等各个时期区分，将级军官为单人牌位。校尉级军民为百人牌位，士、兵级则以集体名册置藏箱中供祀。尽管有大量的集体牌位，但三面墙的牌位密度远胜“文烈士祠”，恰恰印证了“古来征战几人回”。按照规定，每年春秋两祭，武烈士祠由台湾“国防部长”主祭，台军参谋总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陪祭。“武烈士”中有许多大陆同胞熟知的人物。东征烈士中有廖伸恺，“剿匪”将领中有国民党第9路军第18师中将师长、第一次对苏区“围剿”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张辉瓒于1930年在龙岗战役中被俘，按照忠烈祠的说法是“被俘不屈，壮烈殉国”。而大陆民众知道他，很多是因为毛泽东的著名词作《渔家傲，反第次大“围剿”》：“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抗日将领中有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谢晋元，高志航、戴安澜等人。“勘乱复国”将领中，戴笠、邱清泉张灵甫等都是大陆历史影视作品中常出现的人物。
　　文，武烈士祠的展柜和环绕前殿正殿、配殿的回廊，有一些人物遗照和事迹简介，张自忠，秋瑾等烈士的头像以及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等战役示意图和简介等布列其中。其中，抗战占了最大比例，或许是因为8年抗战是“国军”最光辉的一段历史，值得大书特书吧。
　　据台湾官方史料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会战22次，大小战斗4万余次，“国军”伤亡官兵300余万人，其中少将以上有203人，中将以上34人，张自忠上将更是同盟国50国中战死的最高级军官。 至于有些文章说，被日军炮击阵亡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牌位也供奉在祠内，记者这次再度一个牌位个牌位地查证，还是没有发现。
　　
　　是非成空　圆山悠悠
　　
　　圆山忠烈祠现在在台湾的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当局举行“中枢”祭典和各界人士缅怀先烈之处：二是台北的知名景点。每年3月29日、9月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都会率文武百官前来举行春秋两祭，仪式包括奏“国歌”、宣读祭文，向烈士灵位行三鞠躬礼，过程庄严隆重。马英九去年5月上台以来，至今已到这里参加过2次秋祭，1次春祭。每年10月，也会有不少海外华侨前来缅怀先烈。
　　除祭祀“忠烈”，圆山忠烈祠还有两个特殊的祭典，一是遥祭“国父陵”即中山陵，二是遥祭黄帝陵，每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后，都要到这里来遥祭“国父陵”。陈水扁2000年5月21日也就是首次就职次日，即率吕秀莲等人到这里遥祭“国父”。2008年5月22日，马英九也在这里举行遥祭国父陵仪式。这样做既体现对孙中山先生的尊崇，也有彰显所谓“政权延续”之意。
　　1935年4月7目，当时的国民政府派代表至陕西黄帝陵谒陵，举行首次民族扫墓典礼，此后每年都派代表谒陵。1949年后，台湾当局改在圆山忠烈祠遥祭黄帝陵，一向由“内政部长代表当局领导入主祭。
　　今年4月4日上午，马英九一改惯例，亲自主祭成为第一位主持遥祭黄帝陵典礼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台湾“总统府”发言人王郁琦当时解释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基于慎终追远对中华民族有重要的意义，马英九决定亲自主持本次遥祭黄帝陵典礼，表达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
　　举行这些典礼时，忠烈祠正殿难得的人头攒动。而平时来为这里增添生气的是来自各地的游客。吸引他们的，除了忠烈祠的布置，最有特色的要算站岗的三军仪仗队卫兵和每隔一小时举行的换岗仪式。
　　台湾三军仪仗队的卫兵军容严整，训练严谨，在哨位上面容严肃，双眼难得眨动，酷似雕像。许多游客都会争相与他们合影留念。不同军种仪仗队交接换哨时，会进行枪操表演，很有看头。每当这个时候，游客就会聚集在走道两侧，一路追随，兴奋地观看、拍照。除了3月28日及9月2日不开放、3月29日及9月3日开放半天外，圆山忠烈祠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5时免费开放。这样的场景也就几乎天天上演。对游客来说，圆山忠烈祠作为景点的概念远远超过“先烈祠堂”的概念。
　　而之所以大陆游客来参观者不多，关键是因为两岸对某些历史事件的不同评价。辛亥革命，东征，讨袁，护法、北伐和抗战等阶段，近年来两岸的评价基本接近，歧见不多，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谢晋元、戴安澜等人，在大陆也被定为抗日烈士，万人景仰，北京还有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等路名以志纪念。当然，大陆方面在肯定国民党军队战绩的同时，也必会强调八路军，新四军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圆山忠烈祠却字未提，连左权这样牺牲时国民政府予以褒扬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也未能入祀，看来两岸在抗战史观上，还有进步“磨合”的必要。
　　争议最大，分歧最集中的当属“剿匪”和“勘乱”两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国共两次内战。对于张辉瓒，大陆民众只知道他被红军俘虏，却大多不知他被俘后差点促成国共两党1927年分道扬镳后的首次和谈。
　　据中共党史专家研究，张辉瓒被俘后，他的湖南同乡毛泽东主张不杀，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认为可以借此提出一些放回的条件，改变中央苏区极为困难的环境，也有利于扩大共产党的宣传。当时南京方面也答应向红军捐送20万元现洋、20担医药，释放由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提供装备5000余人的枪械弹药等。
　　双方谈判即将举行，没想到1931年1月28日苏区政府在吉安县东固召开反“围剿”胜利群众祝捷大会，与会一些群众把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集中发泄到张辉瓒身上，激愤之下硬是从红军战士手里抢走张辉瓒，将其拖到会场不远处处死，随后又将其头砍下，装进一只竹笼，扔到江里任其漂流。
　　张辉瓒被杀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把他定位为舍身成仁的“忠烈”，备极哀荣；另一方面大做文章，污蔑共产党，工农红军是杀人不眨眼的“赤匪”“魔鬼”并对共产党，红军苏区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国民党军队官兵的仇恨情绪也被大大激化，这对工农红军分化瓦解敌军带来了严重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记取总结这一教训，后来制订了“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再有就是“勘乱”阶段。邱清泉、张灵甫等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将领，在忠烈祠自然是“杀身成仁”的典范，在记者看来，也算是各为其主。但像戴笠，在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眼中，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魔头”也是贪恋女色的“色鬼”，而忠烈祠对他的介绍却是溢美之词：“主持情报，安全工作，任军统局长兼中美合作所主任，历北伐抗战，发伏除奸，制敌代谋，安内攘外，功绩彪炳。忠勇尽瘁，党国干城，美德高风，世之楷模。”这样的差异，可就是南辕北辙了。
　　衡山南岳忠烈祠落成后，主持修建的抗日名将薜岳题写享堂碑文：“恭立忠烈祠，以怀忠烈神，我怀忠烈魂，誓继忠烈神。”对于东征，北伐和抗战忠烈，这4句话大体适用。但对于其他“忠烈”，海内外炎黄子孙则只能是各说各话，“是非功过，百家评说”了。
　　
　　(本文转自新华社《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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