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放行政策 [二台政策,,放?还是不放?]

　　要放开二胎政策了?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 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真要转向了?”
　　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强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数,应该是为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准备,因为2010年虽然要进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数据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后才能出来。”学者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坚持放开二胎的原因
　　一、人口老龄化成中国发展隐忧
　　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
　　而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比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二、“人口红利”时代将终结
　　什么是人口红利?一个国家,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劳动力人口”。这一人口比率较高的国家,往往具有较大增长潜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中国农民作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工作,因此也创造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奇迹。只要充分发挥农民工的作用,就可长期享受人口红利。这就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秘诀。
　　然而,从人口构成来看,人口红利期始于1965年至1970年,而现在,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能够参与经济活动的15至65岁的“劳动力人口”,仍在逐渐增加,但到2015年,这种劳动力人口将减少,劳动力人口将逐渐告别无限供给时代。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多数是年轻人,到了2015年,80后、90后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而这些人恰恰是独生子女政策年代,人数急剧减少;如此,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又将大大缩短。
　　综合分析,大概在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一个拐点时期。
　　
　　三、计生政策导致整体社会消费和经济发展不足
　　社会养老负担沉重,社会日益丧失活力,在当前的“421”人口结构下,沉重的赡养义务,将使独生子女背负沉重的压力,直接减少很多家庭的消费需求。
　　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 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
　　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 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现阶段,坚持一胎政策的必要性
　　一、二胎能缓解人口老龄化是个伪命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二、放开二胎可能进一步恶化人口结构
　　经济越落后的地区,越依赖农业来摆脱生存窘境,譬如甘肃、贵州、云南的一些边远地区等等,在“以粮为纲”的地方,不上山开荒就饿肚子。开荒需要劳力,人口就越来越多。“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垦越荒,越荒越垦”就这么循环起来。
　　显然,基于我国经济城乡和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这样的地方还非常之多,存在巨大的人口基数,“放开二胎”很有可能又在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提倡“放开二胎”,最重要的目的是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其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有条件生的,占据更多资源、机会的城市年轻人很可能就不会要二胎,而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可能就会生的越多。
　　这样,虽然年轻人总体上生育了更多孩子,降低了老人比率,但人口结构却进一步恶化。
　　
　　三、现阶段,坚持一胎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今年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翼城实验:放开“二胎”未造成人口激增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
　　1984年春节,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信,建议试行二胎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山西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 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1985年,在翼城开始试点梁中堂的“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当时还有个担心就是: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在一开始便步入正轨,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的去进行“家访”,再到后面组织群众开群众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当时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70后80后:二胎是“奢侈品”
　　学者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 ”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调查中发现:在30余名70后双独人群中,近六成认为,两个孩子是家庭的合理结构,“一个孩子太孤独”、“可以减轻孩子的养老压力”。但大部分70后“双独”也表示:希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自己不会真的去要二胎。
　　“养育经济成本太高”、“职场竞争激烈”、“现在不需要养儿防老”、“不想生,孩子多了是负担”这些原因,占到了60多名80后“双独”家庭不打算生二胎理由的前四位。他们普遍认为:能培养好一个就不错了,多了,就成了“孩奴”。
　　目前,独生子女一代已经步入了生育的高峰,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有了“独二代”。越来越高的房价、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使这些年轻人成了房奴、卡奴,他们担心,生孩子之后又成“孩奴”。在经济压力的杠杆调节下,二胎已成“奢侈品”。
　　除了经济压力,“养儿防老”观念的淡化也促使“双独”家庭放弃二胎。过去生二胎多是为了要儿子,如今生儿生女都一样,更重要的是社会养老体系逐渐完善,没有了“养儿防老”的顾虑,生二胎倒不如生一个“优”着养。这成为“双独”夫妻对生二胎说“不”的深层原因。甚至,一些80后“双独”夫妻表示:一个孩子都不想要,坚决“丁克”。
　　
　　【链接】一:富人名人超生折射出生育权上的不平等
　　近年来,各地有关富人名人超生的报道屡见报端,富人名人超生已经成为当前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普遍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富人名人超生正在挑战我国计划生育“一孩”政策,同时折射出生育权上的“贫富不均”。在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少数富人名人甚至把超生当成了一种自我炫耀的特权,他们宁可交罚款,也要多生一个孩子。
　　为了多生孩子,这些富人和名人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招数来对付现行的计生政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实现自己的超生愿望。富裕阶层只要肯“烧钱”,便可毫无顾忌、随心所欲地生。尽管他们有抚养的能力,或许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但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不仅仅针对于某一个群体,而是所有的公民。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我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下,对公民生育权作出的一种“暂时限制”,是所有公民都要遵守的“社会契约”。
　　
　　【链接】二:“孩奴”清单 :在大城市养个孩子要花四五十万
　　广州市民程惠,夫妻俩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年收入8万元。她今年初生下“小狗崽”,每月仅奶粉、尿片等基本生活用品的支出就超过了500元。“这还不算请保姆、早教的费用,等到上幼儿园,养他的费用不会低于每月2000元,压力很大。”照她的估算,到孩子大学毕业,估计要花50万元,“这还不包括孩子的医疗费用,也没有预计可能产生的择校费等。”程惠说,如果要生第二胎,肯定养不起。
　　几年前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主持的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至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上学等支出,则高达48万元。报告曾引发不少争论,但吵归吵,广州人似乎很认同这个成本预算。最近,一本名为《49万养大一个孩子》的家庭理财书籍就热销于书市。
　　(材料据自《南方周末》《江门日报》《沈阳日报》《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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