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鲁迅之子”过一生_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发布时间:2020-02-29 来源: 人生感悟 点击:

  4月7日凌晨,鲁迅独子周海婴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1936年鲁迅谢世,周海婴七岁失怙,在承受着“这是怎样一种人生的哀痛”的同时,也戴上了“鲁迅之子”的光环。仰望鲁迅需要标本,不管周海婴愿意不愿意,他都是睹人思人的存在;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作为政治标杆上的一个因子,鲁迅的人和文都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印记,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也难免被裹挟。
  每一天都与“鲁迅”在一起
  周海婴的朋友喜欢以“鲁迅之子”裹挟周海婴,而周海婴则一生都在鲁迅的笼罩之中。
  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周海婴写道:“七十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待人处事必须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他失去了常人应有的生活方式。此后,他不论在什么单位工作,除了偶尔在政治场合下需要说话外,似乎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不但如此,连他的儿子,也脱离不开鲁迅的光环。1979年,周海婴的儿子周令飞申请到日本留学。鲁迅的后代要出国,这在当时是件重大的事情,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有关方面认为“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按照规定,周令飞又不具备“公派”的资格,这颇使有关方面左右为难,最后才想出了个“公派自费”的名义解决这一难题――既不违反有关规定,又为国家争了面子。而周令飞在留学期间与台湾姑娘张纯华的爱情,在当年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语境下,竟然酿成了举世关注的重大事件:周令飞要声明脱离中共;周海婴要声明断绝父子关系。连笔者这样当年在读的学子也被老师在课堂上训诫:鲁迅的后人不思“思想改造”,“叛逃”台湾。其实,这只是爱情,与政治无关。不过,即使在现在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发生这件事,媒体也会大肆炒作。原因无他,周海婴和周令飞,是鲁迅的后代。
  周令飞“叛逃”事件后,又冒出了周海婴为钱打官司的消息。而官司从周海婴一审败诉、二审被迫调解的事实,使关于他的负面评价不断增加,连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待人处世的一些举措也遭到非议。若没有“鲁迅之子”的光环,周海婴的举动何以被搞到通国皆知的境地?
  周海婴晚年时说:“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事实上,那些在周海婴去世后仍给他以“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等评价的人,也同样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被这样的压力所裹挟。
  
  从裹挟鲁迅到还原鲁迅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鲁迅作为“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标杆,都带上了中国意识形态特有的印记。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场域”。周海婴所指的“人场”,自然是鲁迅所处的这个“政治场域”。
  在这个“政治场域”下,周海婴包括许广平无论愿意不愿意,都是其中的一个分子。因此,在政治需要鲁迅时,他们就成为政治所需要的对象。
  1975年,当毛泽东“学点鲁迅”的最高指示发布后,周海婴即上书毛泽东,请求出版局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毛在11月1日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著作的出版又被配合形势提到议事日程。
  同样,为了配合路线斗争的需要,1976年10月,周海婴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鲁迅》一文中,按照《人民日报》的口径,表示《鲁迅书信集》的出版,之所以需要“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是因为“多少年来,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他党内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隐瞒、掠走甚至毁掉的那些反映鲁迅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书信”。
  这是在政治裹挟鲁迅的荒唐岁月,也是周海婴“必须”作为鲁迅代言人的岁月。2001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周海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了那段历史,其反思精神令人仰慕。
  晚年的周海婴,充分意识到作为“在场者”尴尬,他希望摆脱这一尴尬。周海婴说:“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从他的外貌和生活上进行还原。”为此,他写下《我与鲁迅七十年》,反思以鲁迅为索引的历史。2010年,他不顾病体,费时耗力地校订出版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原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和他的文化精神,得到“还原”和“解放”。
  此外,他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二手的材料,而且在许多议题上引起人们对鲁迅的持续关注。尤其他所提供的关于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那段史料,更引起重大关注。关注的层面还不是停留在学理上,而是对长期以来鲁迅“被政治场域”这一事实的解构。
  作为血缘上的“鲁迅之子”,尽管周海婴无法超越自身主观的局限――这是名人之后共有的现象,以及“政治场域”的影响,但他从裹挟鲁迅到还原鲁迅的过程,也为自己证明了作为“鲁迅之子”存在的重大价值。
  
  孤独的爱好
  
  在艺术界,摄影艺术从来被称之为“孤独的爱好”。因为这一行业的其他门类,都可以同行间切磋借鉴,而唯独摄影,只能接受前人的技术而不能让前人的眼睛替代自己的眼睛。周海婴拥有这一“孤独的爱好”,且终生乐此不疲。
  周海婴曾回忆说:1936年鲁迅去世后,母亲许广平带着8岁的他到杭州蔡姓女友处休养,“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令我十分好奇,经我左缠右磨,她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相机。”10岁那年,周海婴正式拿起相机开始拍摄;12岁那年,许广平在他的相簿上题写了“雪痕鸿爪”“大地蹄痕”,以鼓励做出成绩。
  失怙之痛,7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什么?在当年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下,“鲁迅之子”不但不是一种光环,而且还是再继续享受富裕生活的阻碍。“孤独的爱好”成为那时孩子的救赎。
  许广平非常支持儿子的这一爱好。尽管生活非常困苦,但她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一架照相机。周海婴晚年回忆仍颇感幸运:“这使得我能够及时拍下四五十年代的照片。”2008年,周海婴举办了“镜匣人间――周海婴八旬摄影展”,很多人才知道他这一爱好。
  从1942年开始拍摄,近70年来周海婴没间断过,一共拍摄照片两万余张,其中不乏重要历史时刻的珍贵瞬间。对于研究历史的来说,他的摄影展上所展示的一些作品,有填补历史空白的重大价值。譬如,1948年,即将看到新中国桅杆的中共,邀请身居香港的文化名流北上召开“新政协”。当年初冬,周海婴随着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为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乘坐“华中轮”从香港绕道沈阳、大连北上北平。当时这一活动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不到20岁的周海婴凭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敏锐,将镜头瞄向了同行的共和国贤达,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瞬间。这一组独一无二的照片,填补了新政协档案的空白,成为见证历史的孤本。
  周海婴作品中另一大主题是底层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周海婴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猎奇’,只希望证明时事。”他拍摄的《难民》系列,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社情民意、婚丧习俗、劳作方式等,他都有涉猎。作品《熟食小贩》《修鞋匠》《南货担子》,不仅艺术上乘,单从社会学的价值上,堪称社会历史的写真。
  这份“孤独的爱好”,大概是周海婴能够唯一游离于“鲁迅之子”光环的作为。唯其如此,不见“政治场域”只见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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