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支生命【“过劳死”,多少人在透支生命】

　　大多数人对“劳模”这个词并不陌生。一提起劳模，人们便会联想到王进喜、郭凤莲、时传祥等一大批“无私奉献”的老劳模。时移势易，如今“劳模”渐渐少去，却“与时俱进”地出现了“过劳模”。
　　
　　何谓“过劳模”
　　
　　“过劳模”是最近刚刚流行的近乎调侃的新名词儿，意思是过度劳累的模范。这些人以牺牲节假日和个人休息时间为代价，拼命工作。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依赖咖啡、香烟、浓茶和可乐来保持头脑清醒。
　　他们的工作强度，往往超过正常的“敬业”标准，甚至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劳模”，因此被戏称为“过劳模”。他们和美国所谓的“三超族”(3 Overs，即Over Work，超负荷工作；Over Weigllt，超重；Over Caffeinated，超量咖啡因摄人)非常相似。
　　近几年，“过劳模”大军已经迅速膨胀，势头惊人。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四大城市的调查，已经有七成白领成为“过劳模”。白领中流行的“四个保证”，形象地描绘出了这种没有休息日和休闲时间的工作方式：“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中午保证不回家，晚上回家不保证。”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制，竞成了“朝九晚‘无’”。
　　国内一家门户网站，曾就白领加班现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经常加班”，27％“偶尔加班”，每次加班时间超过2个小时的多达78％，而加班能获得超时补贴的仅占17％。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翰德人力资源公司的最新调查显示，上海目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亦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他们虽然待遇较为丰厚，却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严重透支。有些人疾病缠身，但得不到及时医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40岁前以命换钱，40岁后以钱买命。
　　
　　究问与探源
　　
　　毫无疑问，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是导致“过劳模”的重要原因。激烈的职场竞争，迫使人们丝毫不敢懈怠，精神高度紧张。很多白领在职业规划时，不切实际地为自己设定了过高的目标，同时，庞大的就业人数，使得他们或被迫或自愿地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因为，如果你不愿牺牲休息时间把工作做好，老板就可能另请别人；你不“自愿加班”，一些“自愿加班”的人就会很快超越你；你不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老板可能会让你失去饭碗。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71.7％的人认为，和10年前相比，现在就业更难了。而对于未来10年的就业形势，51％的人认为会越来越差。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影响着尚未就业的人们，同时也给已经就业的人造成无形的压力，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遭到解雇。
　　于是，劳动法明文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对于都市白领来说成了奢望。一天工作10h个小时、加班加点熬通宵、牺牲节假日和双休日，成了常态。最为典型的，当数国内著名的华为公司提倡的“床垫文化”。这个公司为每个开发人员配备了一张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不回家，就在床垫上过夜。累了睡，醒了爬起来接着干。“床垫文化”竞成了华为公司引以自豪的企业精神的象征。一位公司员工说，从进入华为公司第一天起，每个人就必须努力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发挥到最大值。在不少部门里，加班是个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在华为公司，不懂得“鞠躬尽瘁”，就无法“出人头地”。“企业文化就是鼓励加班，因为公司必须尽量缩短工程周期，才能与国际巨头竞争。”这样的企业文化，自然成了孕育“过劳模”的温床。
　　
　　可怕的“过劳死”
　　
　　“过劳模”的一个可怕后果，便是“过劳死”。“过劳死”现象源自日本，指的是因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高、心理压力过大、长期处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而导致猝死。
　　经济的发展，城市节奏的加快，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过劳死”也呈急剧增加趋势。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迫使许多人不得不在本已疲惫的情况下，仍然做着超负荷的工作，乃至发展为“过劳死”。于是不断出现司机倒在方向盘上、企业主倒在健身房里、女主播倒在演播室中、中青年教师猝死在讲台上的事件。
　　据估计，我国每年“过劳死”的人数达60万。与此同时，无数的白领正义无反顾、源源不断地加入“过劳模”大军，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健康和生命。
　　“过劳死”现象，在中国最多出现在中年知识精英当中，而且有迅速年轻化趋势。据中国体改委专项调查，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公布了跟踪近10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结果，北京知识分子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至53―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在上海，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比全市职业人群早死亡3.26岁，其中15.6％发生在35―54岁的早逝年龄段；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是老年知识分子的2倍。
　　2006年春节前短短4天内，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年龄不到45岁的教师溘然辞世。接着就是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2006年5月，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而死，引起了关于企业文化和生命价值的广泛讨论。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胡新宇一直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床垫文化”曾经为华为创造了辉煌，但是，无论面对怎样的竞争压力，任何企业文化都不应失去对生命的尊重，更不能戕害生命。
　　2007年4月18日，年仅34岁的原晓娟死在了病床上。她生前曾任《时尚》杂志社《美食与美酒》编辑部主任。她的丈夫项立刚说：“我太太患上癌症和她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原晓娟生前将自己的病床日记，发表在博客上，她把自己得病的原因总结为三点：第一，超常的工作强度和严重不足的睡眠；第二，饮食不规律；第三，压力和紧张。
　　“过劳模”与“过劳死”，凸显的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金钱的贪恋。从“我以青春赌明天”到“我以生命赌明天”，其动力无非名和利。可是钱是永远也挣不完的，生命却是有限的。如果为了钱而丧失了生命，到手的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法国诗人吕凯特说过：“生命不可能有两次，但许多人连一次也未善度。”
　　(摘编自《时代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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