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的“党史异见”|李真打了栗

　　2011年第15期《南风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历史的求实与探索的求是》，介绍了于幼军撰写的《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于幼军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他曾任深圳市市长、山西省省长、文化部副部长，2008~5月被中央政治局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0月又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他写的书值得关注，所以，笔者找来这本书，并通过互联网了解关于此书的更多情况。
　　《社会主义在中国》在封面上标明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其实，前两卷的书名是《社会主义四百年》，由于幼军和黎元江合著。
　　《南风窗》的书评介绍，《社会主义在中国》采用章回体，具有文学形式。此书确实有大量文学描写。这种形式让人感觉，此书的目标是通俗性、可读性。那它应该是一个普及读物，以轻松的方式介绍1919到1965年间的党史。此书用58万字叙述长达47年的历史，更增强了它普及读物的形象――它显然不像是一个专题研究。它名义上的前两卷《社会主义四百年》确实是一个普及读物。
　　既然是普及读物，那这本书应该以中央已经形成决议、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的历史事实作为主要内容。
　　但《南风窗》的书评又指出，这本书做了很多“求实”、“求是”的工作，也就是说，对党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一般的认识不同，可以说是党史研究的创新，也可以说是党史研究中的异见。有一些评论说得更直接：《社会主义在中国》反思中共历史事件。
　　这些党史异见散落在一本“普及读物”。读者阅读时，会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老生常谈――只是更加文学化，这会让他们注意不到书中还有一些极具争议『生的个人观点，他们会将这些党史异见当成是常识，以为那是权威性观点。
　　这种虚假的权威性又因为作者的身份和《南风窗》的推荐进一步加强。于幼军是党的高级干部，似乎他掌握更多资料，能够代表党的意见。《南风窗》是正规期刊，发行量比较大，它郑重推荐(那篇书评的责任编辑是《南风窗》杂志社的社长)的书应该不会犯政治错误。其实，于幼军在写作本书时，并未能获得中央支持，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料跟普通研究者一样。《南风窗》偶尔会犯政治错误。但普通读者不一定清楚这两个事实，作者和《南风窗》实际上是滥用了自己的权威性。
　　官员和媒体滥用权威性会造成思想混乱。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主要“创新”体现在“非毛”：贬低毛泽东的功绩、夸大毛泽东的错误。例如，用文学的手法，将“大跃进”的责任几乎完全归结于毛泽东。关于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中央有过决议，并没有将错误完全归结到他个人。目前的“非毛”思潮，表面看来是对毛泽东个人的批判，其真实目的却是否定共产党。他们想通过“非毛”让人们形成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从来不讲民主，很容易被个人意愿控制，因此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社会主义在中国》将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明白，它写道：没有相应建立民主制度，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民主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文化、游民文化等结合，使中共无论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以说，此书的志向就是证明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党如此不堪，那它如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不是所有读者都会深入思考，那《南风窗》推荐的这本书就可能造成思想混乱，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
　　“非毛”、指责共产党缺乏民主机制是互联网上“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经常做的事情，但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显然不能与党的高级干部和正规期刊比拟。正因为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官员和媒体就应该有责任感，应该十分谨慎，否则，他们很可能被人当作“枪手”。
　　《南方周末》已经这样做了。根据该报的报道，于幼军对当前“非毛”的常见手法都表示认同，例如，为“AB团”、草地分裂、西路军等历史事件“翻案”。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不知道于幼军对此有何感想?

相关热词搜索：党史 于幼军的“党史异见” 热点 技术实时热点